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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丨AI时代来临,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更需加强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  · 公众号  ·  · 2024-12-02 13:23

正文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巨系统的一个关键子系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教育现象变得日益错综复杂,教育动因更加难以解析,教育风险也愈发难以预见。为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系统的挑战与机遇,必须进行跨学科、跨圈层和跨领域的深入对话。 教育焦虑是否普遍存在? AI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如何缓释AI时代的教育焦虑?一起来看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志民,北京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 管杰 等专家的观点——



对话嘉宾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管   杰 北京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
杨   健 腾讯研究院总顾问
周明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单志艳 中国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乐惠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雅博士后



一、教育焦虑是否普遍存在?


主持人:教育焦虑是不是一个普遍存在且值得讨论的社会问题?


李志民: 我认为教育焦虑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为什么会焦虑?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仍然习惯于从生存层面来思考问题。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段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还没有真正从生命意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 无论是职业发展还是受教育,我们的思维方式仍深受生存压力的影响。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大众。毕竟我们从一个经济极度落后的状态发展到今天,虽然经济相对宽裕了,但我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种观念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如果再过四五代人,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们的后代可能就不会像我们一样,习惯从生存意义来理解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他们或许会更注重生命意义上的追求,而这种生存焦虑的观念也会逐渐淡化。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阶段性现象。


管杰: 智能时代的到来,的确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 未来职业的面貌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高考和选择专业时,学生们面临新的压力和焦虑,他们担忧自己所选择的专业目前对口的职业是否可能被技术所替代。这种对未来职业稳定性的不确定感,成为学生和家长心中的一个重要焦虑源。


与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型课堂不同,现代课堂变得更加互动,学生频繁地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多样,包括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有些是对称的,有些则是不对称的。这一变化使得知识传授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转变。在过去,教师的备课主要依赖于固定的知识体系,而如今,教师需要适应学生对知识的跳跃式探索。这种探索通常基于学生个人的认知构建,意味着教师必须灵活应对多样化的问题和观点。这一转变导致一些教师在课堂上感到特别紧张,甚至在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时难以理解其意图,无法招架。


周明洁: 焦虑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社会层面的焦虑,它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这种焦虑并不仅仅局限于有孩子的家长、学生或者教育工作者,而是整个社会的共性现象。甚至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也会间接感受到教育焦虑的压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社会焦虑,将风险和不确定性传播得更广、更快。


其次是个体层面的焦虑,这里的表现差异较大。有些家长和孩子明显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情绪,而有些人却相对平和。有人在竞争中选择“卷”,有人则干脆“躺平”。需要注意的是,内卷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个体在竞争中能够看到希望,那么内卷就不会显著增加焦虑。 真正导致焦虑的,是在内卷的过程中感受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


杨健: 对于像教育这样接近系统底层的问题,仅仅喊口号肯定是不够的,它涉及一个个具体而复杂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新技术到来的背景下,“社会焦虑”这个概念特别切中要害。的确,现在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焦虑,而教育焦虑只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 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更深层次的竞争焦虑和成长焦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未来如何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焦虑。 这种焦虑影响着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可能还会持续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两层更加具体的焦虑。第一层,是把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进行对比时产生的。相比之下,我们可能觉得在基础教育方面还算不错,但一旦涉及高层次、创新型、具有想象力的人才培养时,总觉得不如人。这种差距带来的焦虑,让人不禁怀疑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能够适应未来全球化竞争的需求。第二层,是技术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新技术的出现让人既期待又茫然,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会把我们带向哪里。而当这种不确定性与前面提到的教育焦虑和人才焦虑叠加在一起时,焦虑感会变得更加深重。



二、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和AI的角色?


主持人:导致教育焦虑的因素有哪些?AI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管杰: 当前社会对教育的评价主要从学生的成绩和功利性角度出发,较少关注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社会普遍更多关注的是学生是否能取得高分,学得的技能是否未来有用。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的使用往往会迎合、强化这种社会诉求带来功利化,更多的AI应用被开发来加强应试的场景,帮助学生更精准地刷题,更短路径地获取确定性的具体知识,而不是去培养学生的思维,去探索其感兴趣的内容与更大的世界。进入智能化时代后,这种AI教育应用功利化的倾向,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教育方向和方法的焦虑。


当前教育技术的应用存在明显的矛盾。教育技术的引入本应是源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的现实需求和以生为本深思熟虑的教育计划,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基于商业推广的诉求而被带入课堂。虽然在理论上,教育技术的应用预设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为无法理解教育教学的场景,对于学生发展的深层次需求缺乏把握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许多投入的资源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于管理者就产生了一种焦虑,现在信息技术方面投入日益加大,但面向课程教学的学生教育经教学资源投入也面临紧张,这让我们进一步需要评估技术投入教育的绩效。尽管信息技术的投入比例上升,但相应的教育效果却未能显著提升。 对于技术助力教育的期待与落地现实效果之间的反差,会对积极推进技术融入的教育者带来焦虑和困惑。


杨健: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一个有问题的教育体系里,这个体系又是我们自己参与去构建起来的,或者说我们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教与学之间的目标狭隘、效率低下,以及未来生活和工作的不匹配,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都感受到了,但似乎很难摆脱现状,反而在不断强化过去的方式。


这就使得,AI等新技术来了,我们往往还是在旧的标准和体系下,用它去参与竞争,试图在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做得更好一些。 这种思路本质上是静态的,是在旧框架内修修补补。但新技术的到来应该促使我们反思:能不能跳出过去的教育模式,从更高的视角重新审视?如何打破过去那些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利用技术真正优化我们的教育?


问题在于,技术革命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它会引导我们走向何方。这种未知反而让焦虑变得更加明显。


周明洁: 从心理学角度看,我们比较关注焦虑的影响,尤其是从微观角度关注个体差异。比如,孩子的个性特征会影响其焦虑程度,家庭氛围也会影响。在发展心理学中有一个生态系统理论。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接环境(像家庭、学校)到间接环境(像宽泛的文化、制度等)的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或嵌套于其中。每一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影响着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这些影响是系统性的,不仅影响孩子的发展,也影响他们的焦虑。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 我认为技术是一个调节变量。技术的发展可以弱化或激发这些因素对焦虑的影响,具体作用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技术。


李志 民: 我们常讲按教育规律办事办教育,事实上大家都是在各自的语境下谈教育,谈自己的偏见。关于教育焦虑,我也谈谈个人的偏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解放后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要办重点学校,以点带面、有重点地逐步发展教育。“穷国办大教育”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能看出它遗留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我们今天还延续着这种思路,把本应该平均分配的教育资源,向重点学校倾斜,当然义务教育阶段现在有些改观了。另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导致教育资源更加不均衡。为什么?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教育资源在某些地方集中、甚至出现浪费,但在某些地方紧缺,导致了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教育焦虑。


从现实角度看,也确实是我们当前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 比如说我们当前减负,降低了教学难度和缩短了教学时间,但是学生之间的竞争或者升到好学校的压力还在。这样的话,尽管我们限制了培训机构,但只是从明处转向了暗处,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怎么供给优秀的教育资源,我们能够真正提高校内的教学质量,家长为孩子报培训班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第三个从技术的角度看,互联网推动人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我们无论怎么讲教育,事实上教育跟学习本身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互联网颠覆了信息传播的规律,使得我们的学习资源能够无限扩大,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但是我们的社会或者我们的学校存在问题,并不是为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而是为了升学、提高分数。人工智能对教育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分数、升学导向的话,可能再好的技术也只是用于提高分数,而不是用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单志 艳: 文化缺失是导致焦虑的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里,有不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这些观念在现在社会的飞快变化中,慢慢地就被淡化了。当家庭和个体离开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可能会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心里也会焦虑。目前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导致传统文化里好多重要的东西慢慢流失,这让人们在追求安全感的时候感觉更加迷茫,焦虑感也就跟着上来了。同时外来文化也没能很好地融入,导致一些教育观念和方法在实际中不太管用。社会变化太快,大家都变得有点功利,对教育和生活的期待也变得更加实际,焦虑情绪也就更加严重。



三、如何缓解AI时代的教育焦虑?


主持人:如何缓释AI时代的教育焦虑?


李志民: 我们往往高估技术对短期的影响,却低估其对长期发展的深远作用。本次人工智能的突破,例如ChatGPT等大模型,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广泛适用的信息工具,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我认为必须主动学习并使用这些技术。历史表明,每一次新技术的发明都会遇到观念和利益的阻力,例如早期火车速度被限制的案例。然而,只要新技术的利大于弊,其发展便是不可阻挡的。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内容的丰富化,还包括教学方法、模式、理念和思想的全方位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构建本土化的大模型,为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至于一些人对用生成式AI写作文的担忧,我认为这种高效工具的出现并非是造成教育问题的根源,而是提示我们需要转变教学方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核心逻辑类似于工业革命中的机械化生产,它有潜力大规模替代重复性脑力劳动,从而推动教育从工业化形态向信息化形态转型。


我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能够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绝对无法完全取 代传统教育。恰恰相反,有了人工智能后,我们更需要加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而人工智能对教育最大的推动,可能更多体现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 例如,一个学习物理的学生,经过小学、初中、高中的基础训练,进入大学掌握系统的物理知识,最后在研究生阶段深化专业能力。这整个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思维的训练。而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学生对化学或材料学了解有限,但如今借助人工智能,他在拥有专业领域扎实训练的基础上,可以借助工具快速解决跨学科的问题。


今天, 我们往往将教育局限于生存层面的需求,而忽略了教育在生命意义层面的提升 。我们往往高估学校的教育作用。而事实上,学校教育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说大家都过独木桥,把所有人都拴在同一个轨道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当然现在我这样说,可能大多数家长不会同意,但是今天的单一的分数和学历评价体系已经成为教育焦虑的主要源头, 我觉得需要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管杰: 现代社会的沟通和学习方式已经借助互联网跨越了课堂和学校的界限,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融合衔接,建立了全新的学习模式。作为数字原住民,当代学生习惯于进行自主式的知识探索,基于他们的好奇心牵引去发现新知,这种新型学习模式非常适合他们:他们能够利用互联网查找大量实时数据和资料,并通过与老师讨论这些信息进行学习。因此,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培养教师利用AI支持与引导自主学习的能力愈加重要。教育者应尝试将AI融入日常课堂和管理中,在教学的过程中去研究AI应用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更好的挖掘群体性提高教育效果的AI应用模式。此外,教育评价改革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更关注素质的培养,应促进学生提出问题增加、思考深度与维度提升、探究与体验过程强化、学生间沟通与倾听增多、学生反思质量与输出质量提高,进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驱动学生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周明洁: 我们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希望?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否只指向竞争,追求某些顶尖高校?这种拼命竞争的模式会让很多人感到无望。 如果我们的教育更多地关注如何适应未来环境,培养孩子的适应性人格,让孩子有更多的内在资源来抵御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那么他的焦虑水平也会降低。


我们现在的教育往往灌输的是要考上985、211才算成功,这样的思维让很多人感到无望。关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理解,这不仅是个体建构的,也是社会建构的。如果能够为孩子和家长提供多元化的氛围和选择,社会层面的希望就会增加。这里的希望指的是社会层面的多元价值观引导,而不是仅仅个体层面的。任何一种自食其力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都应该被支持、肯定与鼓励,如果任何一个职业的个体都能在社会上获得尊严,那么,其尊重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那么,家长和孩子对单一教育目标的追求就会降低,焦虑亦会减少。


乐惠骁 我们的教育体系具备应对未来挑战的潜力,其核心在于已有的核心素养框架。这一框架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技术变革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前瞻性,因此无需频繁调整。然而,AI的崛起带来的变化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其推动的新兴岗位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快速变动,而学校在这种动态环境下难以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当前劳动力市场还呈现出技能极化趋势,收入两极分化愈发明显。一方面,高人力资本且低自动化的行业提供高薪;另一方面,低人力资本且高度自动化的行业工资水平较低。为应对这种不公平性, 教育需要关注中间层级的技能缺口,弥合劳动力市场的“中间塌陷” 同时,教育系统必须对技能需求的前沿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快速响应。


传统的学科设置机制,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每新增一个学科可能需要数年论证,这种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下快速迭代的科技和产业环境。在此背景下, 建设更灵活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职业教育具有显著的在地化特点,能对区域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快速作出反应。


为增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可进一步加强其与前沿科技企业的联动。这些企业对生产力需求和技能更新的感知最为敏锐,职业院校通过与它们合作,能够快速调整培养方向。然而,目前职业院校的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高等教育强大的信号机制导致学历仍被过度关注,而职业教育的实际收益常被忽视。


短期内,改变传统观念和升学体系的难度较大,因此可以尝试通过强化市场化信号来传递和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例如,通过传播数据和案例,展示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薪资和个人发展上的优越表现(如某些职校毕业生的收入超过重点高校毕业生)。这种信息如果被广泛接受,将有助于改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同时拓宽职业院校的未来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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