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在当年做档案研究的卡特总统图书馆前留影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2024年12月29日走完了自己的百岁人生，他所留给世人的记忆和遗产大致是正面和积极的。他在任内的
1977年签署条约，促成巴拿马运河这条重要水道最终在1999年12月31日移交给巴拿
马，
通过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促进埃及和以色列于1979年和解，
埃及于
1982年收回了西奈半岛
。在其主导下，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尽管其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管理备受诟病，但其对全球稳定，和解和繁荣所做的贡献，退休以后参与的多次外交斡旋，以及通过非政府组织“卡特中心”对第三世界人民福祉的扶助，越来越受到世人的肯定。当然，除了这些公众已经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当笔者在一个历史视角中重新检视卡特的离去时，不由得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前总统作为个体的逝去，更像是一个时代，即美国的“大战略时代” 的悄然落幕。未来的美国，极有可能难以回到在全球语境中定位自身并大手笔谋篇布局的年代。
虽然无缘见到卡特前总统，但与其建立的卡特中心却有一点点关系。2000年我初抵美国的落脚地就是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2001年秋季，笔者作为硕士研究生在一门必修的“史学研究方法入门” 课上，为了完成作业，选择研究中美建交过程，为此多次乘车去卡特中心的图书馆查阅档案资料，在这里受到了馆员的热情协助。也是在这里，我亲眼看见了美国民间寄往白宫，敦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信件，也由此看出，尽管卡特在建交时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但这些支持信件也代表了直接来自民众的心声。我也看见了总统档案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就中美建交发给中国领导人华国锋的贺电原件。这些都被我采用在了论文作业里。
在同一年秋季，笔者被导师任达（Douglas Reynolds）推荐参加始建于1974年的美国民间组织“美中友好协会”(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亚特兰大分会组织的针对美国公众的论坛，题为“九一一之后的美中关系”。时年27岁，只是一名学生，也并非国际关系专业，得此机会，竟和两名本地美中关系研究权威，佐治亚理工大学教授高龙江（John Garver）及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教授同台分别报告，轮流答问，向美国公众面对面阐述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好在在国内读本科期间就受过一学期外教的英文辩论训练，也参加过学校的模拟英文新闻发布会活动，任模拟“新闻发言人”解答关于当时俄罗斯经济“休克疗法”的提问，所以尚算可自如应对。活动结束时，还得到一名听众女士上来专门对笔者表示感谢，认为解释得很清楚，心里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感。今天回想，或许这类学界直接面对美国公众答疑解惑的重要工作值得多做，因为效果好过同一群学者不停地重复“闭门会议”，自说自话。另外，这类互动活动由美国民间友好团体出面组织，效果也更好。
美国民间组织“美中友协”会徽
笔者在2024年借一次会议之机，重返卡特中心，注意到在这里的总统生平展览中，美中关系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布展者还专门展示了奥运会鸟巢体育场夜景图片以展示中国的进步。
2024年4月参观卡特中心内的复制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卡特中心内关于中美关系的展览
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一战，二战，逐步走上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二战后全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并赢得“冷战”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就是孕育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的大战略家和思想家的最佳舞台，所谓时势造英雄，而格局宏大的战略家又反过来促进和引领了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包括与中国关系解冻直至建交的过程，都被美国顶层设计者置于其全球战略的大棋局中。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通过著述表达对未来的愿景，不论是预见美国的“不战而胜”还是意识到美国的危机，都有深入的理论思考。
作为美中建交的重要推手，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17年逝世的布热津斯基就长期系统分析和研究美国的全球战略，参与美国究竟应当承担何种全球角色的公共论辩，但他对美国自身的问题也不乏清醒的认识。在2012年出版的《战略视野：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呼吁美国人具备“越过2025年的战略视野”。他指出，根据2007年的数据，1%的美国最富有家庭占据了33.8%的国民财富，而处于底层的50%家庭只拥有2.5%的财富。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社会向上流动性已经被阻滞，连同高企的国债，贪婪的金融业以及国会对“去监管”的不负责任的鼓噪，衰败的基础设施，以及对世界高度无知的公众（a public that is highly ignorant about the world）追求对政治事务进行极端主义的简化(
extremist simplifications)，一同构成美国内部的几大重要制度和文化缺陷。他坦然承认美国公众因为耸人听闻的电视新闻的长期诱导产生“煽动性激发的恐惧”
（
demagogically stimulated fear
）
。在这一基础上，布热津斯基既肯定美国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也承认中国寻求恢复其历史上的大国地位有合理性，并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当政者应区别出中国的哪些雄心是不可接受的，而哪些是美国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包容和接受的。
在笔者看来，一个真正严肃和负责任的美国政治家和战略思想者，就应当是这样一位对美国的缺陷有批判反省能力，同时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分析他国的优劣势的人，也应当像卡特总统那样毕生以人权和人道为念，
在政治以外尚存一些人性的温度。当下，由于美国在焦虑中急速内转，内部问题的优先性迫使其全球领导职责退居其次，甚至处于考虑放弃过去的全球责任的关口，而这一收缩和内向过程也极有可能伴随美国决策者和政策顾问的激进化和平庸化，再难出现类似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这样既能对全球性事务产生决定性重大影响，又能深入反省美国自身的缺陷，同时能够较为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并且能持续地理性输出自己的洞见的人物。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布热津斯基所警示的无知公众的普遍存在以及煽动恐惧现象，已经不再仅仅是媒体操弄的结果，而成为近些年政治人物竞选时刻意直接利用来取胜的有效资源，而他所指出的金融业乱象并未得到根治，保险业的暴利和冷血在
2024
年所引发的命案可能超乎他的想象。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不受节制的大资本侵蚀和挤压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还是外来移民挤占了本土白人的就业机会，是拜登所警示的高科技和金融寡头垄断权力还是全球化掏空美国，而解决之道是至少在言辞上追究大资本的责任还是煽动恐外仇外取消多元化——在我看来是布热津斯基这样的美国民主党左翼与共和党右翼（以及华人“川粉”）之间的根本区别。无疑，挑战国内大资本远比打压少数族裔更加具有风险性。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当年发表“我有一个梦想”这样激励人心的演讲的马丁路德金及类似的人物也在今日美国同样缺席，导致非裔美国人的抗议打砸抢烧，一地鸡毛。
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都热衷于著述一样，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也喜欢用写作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被卡特在
1976
年击败的福特总统后来和卡特成为挚友。在他为卡特提前撰写的悼词中有这样一句饶有趣味的话
:
对于吉米·卡特来说，诚实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是他灵魂的一部分。在我的印象中，吉米写的书比任何一位前总统都多。有人问他是否真的喜欢写作，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熟悉的光芒回答道：“这比采棉花有意思。”
或许“大时代”已然过去，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极有可能，未来的美国政府虽然能在外交“政策”上不断出招，但很难再产生在“战略”层面理性，系统和深入思考美国的真实问题，以及对全球各个区域的优势，劣势，诉求进行比较分析的的大师，即因为失去相应土壤和个人志向而难以产生具备“战略视野”，而且乐意写作的严肃思想者。致力于缓解地区紧张，促进世界和平的领导人可能再难出现。而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未来政治图景，这或许才是卡特逝世的标志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