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时，中国说“正义终胜过强权”，举国相庆。
这么多年之后，中国人连一个马桶盖，都要去日本疯狂抢买……如果不是李克强总理主动举例，我们甚至不知道，每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的中国，连圆珠笔的圆珠都生产不了。
究竟谁是战胜者？那次牺牲了几千万条国人性命的抗战，到底给我们换来了什么？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推荐一个人——目击者朱启平，并希望大家在这个胜利日，听一听他的意见。如果中国还有人在胜利中保持清醒，一直在最前线的朱启平，是其中少有的一个。
和鲁迅一样，朱启平也是浙江人，最初也准备成为一个医生。1933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正要升入协和医学院（想想今天协和每天早晨排起的长队）时，一二九运动爆发，作为学运领队之一的他改学新闻。七七事变后，转到复旦大学，后来在重庆《新蜀报》、《国民公报》、《大公报》等工作。
1945年3月他从重庆乘军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加尔各答、澳洲达尔文抵达关岛，随太平洋舰队进入战区采访。乘吉普车去前线，一只脚刚下车，另一只脚还在车上时，一枚弹片飞来，正好击中他刚刚离开的座位，摸之犹烫。如果晚起一两秒钟，弹片正好直贯胸腹。
对于自己在战场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新闻中他很少提及，“读者要知道的是战况，不是个人的洋相。” 他的作品包括《硫磺地狱》、《冲绳激战》、《塞班行》、《琉球新面目》，其中，《鹰扬大海》是唯一一篇中国记者采写的反映美国航空母舰的报道。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签字投降仪式，朱启平从现场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是“状元之作”，许多记述二战的书籍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被收入大学新闻教材。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时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但是，我想，朱启平最重要的作品并非《落日》这篇“状元之作”，而是较少人注意到的另外一篇——《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
写这篇报道之前，朱启平从东京湾里乘小艇登陆，几次到横须贺、横滨、东京，并曾到富士山附近旅行。天天走，看，谈，听。“日本投降了，可是日本政府及大部日人都认为这是临时休战，忍辱负重，以图再起。”“盟国对日本必须严厉公正，以永绝患，中国对日尤须慎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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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平看到、听到“这战败国家充满‘本土决战’空气”：
日本沿海遍筑防御工事。东京湾上要塞共有巨炮一百六十二尊，这些大炮是可以和美国战斗舰上的大炮对抗的。我到富士山，途中在沿海一恬静小镇上过了一夜。我在一群孩子比赛跳远的沙滩上散步，看见许多机枪阵地沿岸散布。我在各处看见无数军人，大概是刚退伍的。他们那副敌忾神气，说来几乎不能令人相信的。某次我乘火车，旁边是个年轻军官，我请他抽烟，他万分不得已地接过烟，点上火，抽两口，便狠狠地把烟丢出窗外。一时之间竟使我糊涂了，究竟谁是战胜者？他，还是我？这类军人我后来到处遇到，表现的神情或有不同，基本的态度总是一致的。
战败国而充满决战空气，何其反常！
9月4日日本临时议会举行开幕式，这是日本签字投降后第一次议会集会。朱启平赶到东京去旁听。
日本议会建筑富丽堂皇，分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我和一群同业从贵族院大门入内。许多管事的匆匆忙忙在前领路，接过我们的衣帽，并且发给我们一张英文的“参观须知”，其中有一条说，“参观者得受警卫或警官之搜查”，又一条说，“凡携带武器者或神志不清者不得入内”。天啊！这是战败国的议会还是战胜国的大本营？我们是战胜国记者，还是战败国的签字代表？和我们同去的一位将领，代表大家，断然拒绝遵守这些可气可笑的条件。我们照样入内旁听。
议会的会场前面正中是个小讲台。小讲台后面，在深幕重幔中是座高台，上面放着皇座。小讲台两翼是政府官员席，其下是一片议员席次。我们的旁听席在楼上，居高下视，全场入目。我入座，看见下面席位上都坐满了人。忽见一人从政府官员席次上出来，先向空空的皇座深深鞠躬，然后步入讲台，执稿诵读，读毕下台，又向皇座深深鞠躬后归座。台下有一议员发言，也是先后如此鞠躬。我注意四周，看见任何人出入议会场时也是如此鞠躬。我听完了这次会议，没有见到任何询问质辩，台上读稿，台下静听，议员有时全体起立，如此而已。我觉得进了一所庙堂，听见方丈台上念经，众僧台下打坐。那皇座是三世如来佛像，议会气氛，不知何在？
在这次议会开幕式中，全体议员一致通过的第一件决议案是向阵亡将士致敬！向阵亡将士致敬，这表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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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在于日本人从未真正检讨过这场侵略战争。
无论是日本政府或人民，在检讨这场战争时，没有一个非议这侵略战争的本身。他们的检讨只集中在何以战败这一点。换句话说，这仗是应该打的，如果打胜了，便万事如意，皆大欢喜。不对之处，就是在打败了。何以打败了？
他们认为战败的原因是：
一、原子炸弹――美人在科学研究上较日人进步，发明这可怕的原子炸弹，使日人无法抵抗。好像一个人突然中了魔术，失去力量。他们因此大声疾呼提倡科学，加紧研究。
二、苏联参战――不论以往苏“满”边境发生了多少事件，日本忽然认起苏联是好友来，因此苏联的参战，他们认为等于1940年纳粹直扑巴黎时意大利突然对法宣战，忘情负义，乘人之危。苏联之参战使他们亚洲大陆上军事形势整个改观，无法再打。
他们不承认原子弹和苏联参战才使战争早结束，不承认今天的失败是多年侵略错误的结果；不承认根本打不下去，而是冠冕堂皇地硬说他们的投降是由于避免人类大屠杀。他们硬说纳粹投降后日本仍可最后胜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永远可以战胜美国的优势武器，大和民族还是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优秀。目前的失败投降是一时挫折。将来准有翻身之日！
在日本人看来，近代的日本史，总括一句话，是六七十年侵略的成功，加上近两年来侵略的失败。
日本的整个近代史是部侵略史。日本的人民被六七十年侵略的成功陶醉了，因此许多人和统治阶级一般认为侵略是理所当然。日本统治阶级和许多人民都不肯承认他们近年来的历史页页都错。以往的历史都是不错的，现在这场战争是这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怎能有错呢？六七十年大和子孙处处成功，事事成功，足证民族优秀之至，今天一朝的挫折，怎能使民族减价呢？
长期侵略没错，今日之战没错，大和子孙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么战争怎会失利呢？当然是由于意料不到的因素：原子炸弹和苏联参战。当然是由于天皇悲天悯人，避免人类的大流血，纳粹投降，日本并没有法定失败。美军武器的优异，可用日军无比的作战精神克服。6月间经由苏联乞降不过是表示日方对和平的爱好而已。日本的政府和许多人民便这样自欺欺人地认识和解释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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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启平有了这样的判断：
目前日本的投降是临时休战，忍气吞声，伺机再起。
请看日阁的组成分子，除却首相，哪一个不是以前曾入阁和军阀沆瀣一气的？哪一个不是统治阶级旧有人物？不管部大臣的近卫，海相米内，不都是在侵华战争期内曾做过首相，全力屠杀中国人民的吗？外相独腿重光不是陆军的宠儿吗？
这内阁做了些什么？
解散七百万军人，秩序井然，人人安全，士气昂扬，组织犹在。换句话说，七百万人脱下军服，变成便衣队，散布各处。武器并没有全部交出，只是随意移交一部分。许多武器收藏着，可随时使用。有关军事的档案不是烧毁了，便经秘密收藏，没有一份落入美军手中，使美军无从知道日本真正的军事情形。
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真是可恶又可笑。虽然经过八年大战，日本对我国故态依然。日本完全不理会中国为何抗战，不认识我们抗战的精神，还是鲸吞蚕食的一套旧观念。中国对日本依然是地理名称。譬如说，他们报上称我们为重庆记者，而不称为中国记者。和日本记者谈话，他们对我们的收复东北是“并吞满蒙”。同盟社北平的通讯把这事故都写成对“皇军”之去如何恋恋不舍。名人著文大谈中日亲善，说“支那事变”是日本和蒋主席之间一点小误会。字里行间，好像大多数中国人是欢迎日军的侵略占领似的。他们还轻视中国，认为中国荏弱分裂。
他们这态度，显然引到一个结论，万一他们再起，第一个当是找中国再次寻衅复仇。
朱启平提醒我们说：
日本投降了，可是日本政府及大部日人都认为这是临时休战，忍辱负重，以图再起。
我们应当怎样呢？民主团结以求国内和平，全民奋发，建设工业国家！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但根本不怕日本复仇，而且可真正负起看管日本的责任。从而分美国之劳，而为远东和平的砥柱！我们须知道：美国虽可看住日本，我们不可过分依靠。人贵自助，国贵自立。我们不可忽视了！中国虽胜犹弱，而弱国永远遭人欺凌。
想想今天，以钓鱼岛为例，钓鱼岛今日的现状，能证明中国是战胜国，而日本是战败国吗？怕是结论只能相反。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虽然两个弟弟均在台湾政界和商界身居要职，朱启平仍偕妻子经香港回国迎接解放，参加创办每日《英文参考消息》。1951年，他在朝鲜战火中采访，大部分记者都撤离了，朱启平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到了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最终签字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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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中，朱启平被打成右派，被遣送至北大荒劳改农场。“文革”中，已经“摘帽”的他又被揪斗。1979年获得平反。1990年移居美国加利福尼亚，1993年末病逝家中。
或许，看到今日情景，他泉下有知，会再写一篇《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