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试图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一些调整。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希望以此给经济注入活力。
但是，1958年至1976年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显然，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修补改良并没有消除其体制痼疾，没有改变信息低效率和激励扭曲的状态，却想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压制和管控,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陷愈深，甚至使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思想起点。一篇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把一缕探索真理的阳光照射到过去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旧思想路线上，使许多人从蒙昧和迷信中解脱出来。
思想解放运动促使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全面专政”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宣布“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指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这样，虽然三中全会《公报》对如何具体改革着墨不多，但在实际上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
不过在当时，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所知甚少，社会科学界与国际主流也隔绝多年，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
在这样的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其内在合理性在于允许下层主体进行创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体制的条件下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试验得以进行。而一旦这些试验取得成功，就继之以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使整个社会分享成果。农村包干到户的推行是如此，对民营工商企业限制的逐步放开也是如此。体制边缘的种种改革，为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是有限的，需要确立更加明确的体制改革目标，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新体制建设。
正当国内朝野人士积极探索体制改革目标，急需理论支持的时候，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田国强教授和另一位卸任会长易纲博士组织学会同人编写了国内第一部《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对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曲折起伏，中国在1992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从1994年展开了以财政、银行、外汇等体制为重心的全面改革。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启动了以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中心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
这样，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于2001年加入WTO。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沉重的命令经济的体制遗产，而且没能在法治的支持下运转，使经济增长的成本高昂，由此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寻租腐败泛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
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用“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响亮的回答。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订了总体方案。这样，我们在今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中国开始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2020年前完成的改革多达336项。这么多项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一方面，经济社会体系的改革不能单项突进，而要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改革配套进行;另一方面，又不能够四面出击，面面俱到，分散地使用力量。
因此，对于其间每一个阶段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需要做认真的研究。每一个阶段，应当选择一些最为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率先进行改革，使发展和改革尽早进入良性循环，保证市场体系建设由低到高地向前推进。
就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有五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由于条块分割而变成碎片化的市场;第二，它是一个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把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不能获得平等对待的市场;第三，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存在大量行政垄断和缺乏竞争的市场;第四，这个市场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规则(法治)基础之上的;第五，它拥有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各类要素市场。
建设具有这样五个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是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实现。
所有以上这些改革，都是要在全社会的参与下谋定而后动的。理论界在改革方案的确定和执行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正是田国强教授及其助手和学生陈旭东博士合著的这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所深入讨论的。
在本书中，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手段，从历史现实比较、国际国内比较、理论实际比较的视角论述了中国改革的基本脉络、问题难点和趋势走向，对各领域如何深化改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田国强教授受业于机制设计理论之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赫维茨(Leonid Hurwicz)，对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激励机制设计有着精深的理解。在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运用到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对改革的方法论也多有论述，比如他提出中国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实际上，改革方法论也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如何化为现实的问题，与机制设计里的执行理论的基本思想有相通之处。
本书以“明道”，即探明改革的路线和战略为主题，其中的论述直抒胸臆，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不一定为所有人所认同，但这些都是作者潜心研究、独立思考的结果，值得学界同人认真研究和共同切磋。
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R·科斯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
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实践证明的看法。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