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复习｜“古代传统文化与交流”需厘定的问题

历史园地 · 公众号 · · 2025-04-1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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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发展脉络

2016年全国卷考察中有这样一道题：

孔子是儒学创始人，汉朝尊《尚书》等五部书为经典，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却不在“五经”之中，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A.五经为阐发孔子言行而作

B.儒学根植于久远历史传统

答案为B，儒学根植于久远历史传统。早在“商周之变”时期，国家治理日渐理性化，带有民本色彩的“敬天保民”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天命观”经历了由“天命恒常”到“天命糜常”之转变。西周时期周公更是制礼作乐，成为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最早渊源。儒家的“仁”、“德政”、“克己复礼”等理念无不是从西周时期的国家治理经验中汲取。

简言之，儒学传承脉络的基本逻辑往往伴随着圣人之道——“道统”传承，儒家道统的传承由尧舜到汤文再到孔子，大体各经历了五百年的传承周期。

倘若非要以一个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从儒学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向来就不是随心所欲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往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从萌芽到孔子创立儒学，儒学思想就经历着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表现在：春秋时期创儒学，战国时期荀子发展为蔚然大宗，秦朝时期毁灭打击，西汉时期奉为正统，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可谓是用心良苦，汉武帝对这剂治国“良方”甚为满意，但经过“改造”后夹带大量个人私货的董氏儒学早已非原汁原味的先秦儒学，主要表现在其政治化、谶纬化、经学化色彩过于浓厚。

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为何物？天乃是一种自然之天，这里体现出对天人合一下和谐共生以及尊重客观自然规律之意。到了董仲舒这里，天俨然成为了“人格神”的存在，它就如同人一样，亦有喜怒哀乐之气，俯瞰世间万物，君主干的不好就有被各种“天谴灾异”甚至“更化改制”的风险，此为“天人感应”。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是如何的呢？孔子在回答齐景公的问题时说，每一个社会角色都应该履行与其身份相符的责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在论述君臣关系时，孔子还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亦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但这一切到了董仲舒这里，就变成了“三纲五常”，完全偏离了原来儒学的要义。

治理国家动辄皓首穷经，以经邦国，此为“经学化”，夹带私货服务于政治统治，此为“政治化”，动辄谈天人感应，灾异进而为符命，此之为“ 谶纬化 ”。

因此，西汉以来儒学其实始终的缺少“世俗化”关怀的。大众始终能通过这一儒学来获得心灵慰藉，当然，这与儒学本就不热衷于讲“鬼神”有关。子曰，不知身，焉知死？孔子大谈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为佛道的流行提供了有利契机，因为佛道是可以给人心灵慰藉、彼暗世界的。两汉时期，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东汉末年以来本土道教亦开始壮大起来。

魏晋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加之汉以来儒学远离现实，过分神秘化、经学化、章句之学日益繁琐空疏，士人穷其一身亦无法达其意。人们苦不堪言，再也没有了心灵寄托，儒学受到极大冲击，一度出现“三教并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寻求精神家园，一种杂糅儒、道、佛的全新哲学——玄学诞生。玄学家门主张“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之思想，塑造了魏晋士人特有的风骨。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当韩愈悲愤写下这首七律之际，其背后折射了儒学在唐代的发展历程。针对唐宪宗大肆佞佛，他挥笔写下《论佛骨表》劝谏，大声疾呼复兴儒学。这一时期，三教逐渐有了相互吸收交融的趋势。

在五代十国以来儒学遭遇重大冲击之际，一批哲儒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使命，开展了对传统儒学的重新阐释。通过吸收佛道本体论、思辨性与修行方法，自此儒学完成自我复兴，一种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能治理国家的世俗化新儒学——宋明理学形成，我们的精神信仰体系得以重构。

北宋时期“理学”一般称之为“道学”。道学家宣扬的“道”超越于自然法则之上，虽君王亦不能例外。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强烈道德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南宋以后，理学成为官方正统。一场“庆元党禁”让追求独立道统的理学家们逐渐沦为皇权的工具人，开始逐走向保守。明朝建立后，理学进一步向僵化，最终变成维护皇权的工具，理学家们宣扬的“道”亦成为维护政统的工具。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封建制度日趋没落，一批大儒横空出世，他们猛烈抨击君主专制，致力于追寻君主和臣下的本来面目，对传统理学进行扬弃，传统儒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极大内在包容与调适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离不开在“文化元典”中去探寻活水源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我们的文化生命意识、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都蕴含在文化元典之中，要重视文化元典，不仅是回望过去，更是对未来之启迪。欲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寻找文明的活水源头，走进经典，走进历史。

如近期火热的电影《哪吒》作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代表，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既能彰显文化自信，从印度佛教中的形象到本土化形象我们又能管窥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其鲜明的形象敢爱敢恨的斗争精神又蕴含了丰富的道德伦理，是中华民族内自在发展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不仅是内在，对外而言，儒家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启蒙运动时期，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就曾作为欧洲反专制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一度出现“中国热”。在当下，当代新儒学无论是“和而不同”的处世观，还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理念，毫无疑问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借鉴。

二、李约瑟难题

关于科技史研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发出灵魂拷问：“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着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从“李约瑟之问”不难看出，作者表面上盛赞古代中国科技，但实际上还是不可避免暗藏西方科技文明优越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逻辑：似乎科学就是西方文明的专属。就好比你的成绩一直比我好，怎么你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偏偏是我考上了呢？试想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考清北，维持现状反而还不错呢？

所以不能绝对说技术的发达就一定会带来科学的繁荣，要在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历史，不能苛求历史，要有历史理解之同情。客观而言，在以官僚体制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长久以来中国古代科技其实运转良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不能以欧洲走过的路为唯一标准去评价古代中国科技就必须和西方一样要走同样的道路。

话说回来，其实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也远不是简单割裂的关系，也不存在脱离科学的纯粹技术，能说我们的古代农学天文历法没有现代科学的“观测、实证”精神吗？近代科学产生难道是突然凭空出现的吗？科技史专家孙小淳教授说，“近代科学从不是某一文明的独特贡献，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多文明融合的产物”。没有四大发明的外传，西方社会转型的进程也不会如此加速。

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落实育人课堂，就必须从文明的视角去超越李约瑟难题。古代中国科技与近代西方科技文明本身就是不同质、不同畴的科技文明，作为科技的文明本身就不应该带有优劣之分，不应该带有简单的先进或落后之分。

正如钱乘旦所言，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土壤，每个国家和民族文明总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土壤之中。西方科技文明在狂飙突进的过程中，并非一直带来进步，亦可能是破坏环境或缺少伦理道德关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