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留学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海外精英”，他们戏称自己为“留子”，熟练运用社交平台展现求学生活，有人在学业交流和互助中“卷”，有人搞副业成了当地探店博主，有人在压力爆棚时开始复刻家乡美食，也有人感叹“留学后阶层变迁，由中产到赤贫”，忧心未来工作能否让家里的教育投资回本。

从2005到2019年，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增加了16倍，此后有所下降，但2023年仍有277398名中国大陆学生去美国留学。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马颖毅2012年开始调研留美本科生群体，源于当时美国媒体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多篇报道。这些报道聚焦中国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及学术诚信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自2012年起，马颖毅持续关注赴美读本科的“90后”中国留学生，在中美两国访谈了上百名留学生，调研美国的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9所高中，观察国际教育和留学重塑学生身份和生活轨迹的细微方式。在调研中，她发现学生们的家庭条件并非美媒报道的刻板印象中那样都来自富豪家庭，实际上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工薪家庭，只是父母将大部分家庭积蓄都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希望他们获得比自己更好的未来。

随着调研案例的累积和深入，她发现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留学经历的年轻人在成长中和应对两种不同生活时展现出来的双重性。相比马颖毅这代留学生，新一代留学生更自信，有了更大的野心和更广阔的视野，但他们也依然焦虑于考试、绩点和如何融入当地社会，“雄心勃勃与忧心忡忡”也成为马颖毅的著作《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中译本2024年出版）的重要线索，“在新一代本科留学生身上体现出的雄心与忧虑的双重性，可能正是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 一个快速崛起且变化迅猛的国家，以至于难以认知自我。”

▲图/受访者提供

留学从精英行为变成大众行为

南方人物周刊：《留学的孩子》这本书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新冠疫情前的留学生，经过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时代巨变，疫情后的美国留学现状有哪些变化？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将对接下来的留学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颖毅：新冠疫情后显然留学人数下降了，现在赴美留美的中国大陆学生只有约28万人，但2019年的数据是37万。美国的印度学生已经超过了中国学生，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或者意愿在下降，比如很多人去了英国。以前大部分亚洲学生都会去欧美留学，这是延续几十年的情况了，但最近都有一些回流，比如韩国，学生们喜欢待在亚洲，待在自己国家最好的SKY Universit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些清北学生的留学率下降也不奇怪。

特朗普当选之后，目前本科留学生的签证没太受影响。读博士的话，文科博士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但科技相关的理工科博士会受影响。中国赴美留学的峰值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所有留学目的国中来美国留学的绝对人数仍然是最多的，我书中适用于大多数人的结构性原因还是在那儿，就是美国的优质大学机会更多，国内的教育竞争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所以很多家长在考虑留学这条路，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人性化的教育。

南方人物周刊：过去十多年，中国大众层面对留学的认知和讨论有怎样的变化？

马颖毅：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留学从精英行为变成了大众行为。精英主要指的是学术精英，也包括早期留学对家庭经济条件的一定要求。现在这个“大众”也不等同于人人都能去留学，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普通中产的财富积累，都带来了留学的可能性，的确是门槛降低了。

早年很多人觉得留学遥不可及甚至于很崇拜，国内顶尖大学的学生中还有几波出国潮。但现在，留学不仅没有光环，还有很多人质疑它的价值，比如这份教育投资能不能回本？现在也有不少关于留学的报道，说留学生花了很多钱出国，但回来后找的工作不怎么样、薪水很低，都能体现出中国社会对留学的讨论语境有很大变化。

南方人物周刊：《留学的孩子》里提到，留学取代高考成为中国中产家庭新的重要机会，二者有着怎样的相同点或延续性？

马颖毅：我觉得其实都体现了中国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出国留学对物质经济的要求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总体上来说，这群人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地位层面是相对优越的阶层。但也有阶层的分化，有些人就是很普通的中产白领，还有一些人甚至是蓝领，但在中国特大城市有房产红利，所以他们就利用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优越资本，为孩子提供他们认为更好的教育机会。

南方人物周刊：比起1990年代那些优秀大学生拿全额奖学金出国读书，现在不少学生选择留学时，家庭助推力还是相当大的，你曾说“留学从来都是主动选择的，是这类群体能动性的体现”，这个“主动”的主体是谁，学生、家长、第三方机构各扮演着什么角色？

马颖毅：我对本科生留学的原因做过调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父母，更不是第三方机构，最重要的是学生认为出国对自己的未来会有帮助。我对这份主动性的理解，更多是指他们出国之后，离开父母，开始在异乡独立生活，这份生活经历带来的“主动性”。

现在这些年纪更小的留学生，跟几十年前的那些留学生是很不一样的群体。现在的家庭影响很大，父母在留学各方面提供支持甚至是压力。但是我指的这个主动性是他们到留学国以后独立生活、在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下学习的经历。我们都说中国有很多保姆式的养育方式，包括老师在微信群的各种提醒，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没有了，这个反而是对孩子的解放。有些孩子可能不适应，但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性”就产生了。

南方人物周刊：我也很好奇，在你调研接触的这些本科留学生的眼中，他们与参加中国高考的学生的区别是什么？

马颖毅：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与父母的距离，物理距离产生了独立空间，虽然不同人的应对方式不同，但很多人由此获得了非常重要的自我塑造和成长。美国是中国学生赴外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中，无论是高校还是整个基础教育阶段，都非常强调孩子的独立，18岁以后都有家庭隐私保护，孩子可以不把成绩告诉父母，如果孩子不让父母了解自己的学习成绩，学校也不能够告诉家长。最大程度地保护孩子的隐私，从而对孩子的个人自由、个人空间都能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2018年10月21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大纽约地区高校中国留学生新生见面会，来自大纽约地区二十多所高校的120余名留学生参加活动 图/中新社记者廖攀

留学中介与“张雪峰”们

南方人物周刊：过去十多年，大大小小的留学中介不断兴起，包括现在网上流行的私人文书代理，他们的服务包括选校咨询、申请文书撰写、写推荐信、递交申请，还有给学生提供实习、科研或者社会实践的资源，还给一些大二就来咨询留学的学生制定长达两年的“种子计划”。这些都是为了将学生打造或“包装”为符合国外大学理想申请人的形象，或者符合你提到的“表达型个人主义”的主体模版，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实用型集体主义”的体现？

马颖毅：这就像人们说中国人用应试教育的方法来开展素质教育，就是说中国人是用务实的、集体主义的方式去迎合“表达型个人主义”的要求。我是在书中选专业那一章节提到“表达型个人主义”，其实指的并不是中国留学生自身，而是指美国社会的期待和一种社会价值观，强调每个人要做自己，这也深深影响到美国的教育哲学，它深深相信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教育和招生政策的制定，价值观也影响到人们选什么样的专业。

但这不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所以中国孩子在申请美本、决定走国际路线后，从初中开始就很努力去迎合这样一种选拔人才的标准，其实非常辛苦。中国社会，包括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理念都跟这个不一样，让很多中国学生的家长那么焦虑、那么努力，觉得压力很大。中美在选拔人才、社会理念方面存在这种差异。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看来，留学中介和负责高考咨询的“张雪峰”们有多大区别？

马颖毅：我觉得张雪峰给出的一些观点或建议尽管听起来很突兀，但他表现出的理念与我们中国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的价值观并不违和。我们“70后”这代就有句流传甚广的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从我们“70后”就开始普遍感受到文科被歧视，我自己就有朋友当年是想学文科，家长老师不让，就是觉得文科没前途。

三四十年前中国人所经历的，跟张雪峰现在说的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这种务实的价值观影响非常深远。张雪峰并没有说出与“实用型集体主义”相违背的东西，只不过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变得更加开放、国际化，中产家庭更加富裕。中国的中产家庭、知识群体受到了西方的这种我描述为“表达型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影响，所以张雪峰的一些言论才会引起争议。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把留学生从国内来到国外概括为体验两种文化冲突的过程，“文化冲突”的框架是否有局限，中国教育就一定是“集体型实用主义”，美国教育就必然指向“表达型个人主义”？

马颖毅：这是一种类型化的标签，并不代表这么非黑即白，但是这种类型化的标签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层面的主流价值观。在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底下，都会有支流或者说差异，但是主流价值观会对人的选择有影响。其实看中国，并不是说大家听了张雪峰的话所以那样选，但是张雪峰的建议是符合这种主流价值观和中国社会现实的。

我把这两种理念提出来，并不代表中国的整个社会都是“集体型实用主义”，当然也有“表达型个人主义”的人，只是这样的人很少，作不一样的选择会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很务实，美国有个谚语叫“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指没有个人想法的跟风。但因为美国社会崇尚“表达型个人主义”，所以作出不同选择的人能够得到更多支持，人也有更多的勇气去作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

▲2021年11月16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的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当天在芝加哥大学发起集会，希望关心校园安全的每个人都能够到场提出合理诉求，引发公共关注 图/视觉中国

“空心病”“社会时钟”与“自我塑造”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这两年，我有些朋友出现精神危机，他们从学生时代沿着很实用的绩优主义，争取名校、高学历、好行业、好企业、好岗位，很顺遂地到三十多岁时突然不知道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这么辛苦读书上班又是为什么。国内这些年一直有种说法叫“空心人”。人在20岁前后的生活对人的滋养和改变是巨大的，你在书中提到留学生“自我塑造”的过程，国内也流行一句话“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个角度能让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留学？

马颖毅：是的，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报道，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问题。我想跟你分享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的英文版是2018年美国的畅销书，讲的是美国一个非常偏远地区的摩门教徒家庭中，一个没有学上的女孩子追求教育和人生的故事，她的爸爸有非常极端的宗教思想，压迫甚至虐待她。

我非常好奇这样一本书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引起那么强烈的共情（注：该书中译本2019年出版，销量超200万册）？它描述的环境跟中国社会相差太大了，这本书在中国畅销显然不仅仅是因为猎奇。我后来能理解了，火的原因就是你刚才提的问题。中国把书的原名《Educated（教育）》翻译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很强调一种主动性，强调无论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你都可以重建自我。一本书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一定是因为能够激起强烈的共鸣，这其实打动了很多中国年轻人内心最深最柔软的点，这个共鸣点就是中国年轻人太想重建自我了。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确面临非常大的精神危机，就是你刚说的空心病，而且这个精神危机是跨阶层的。以前所谓学习好、毕于名校的人的精神危机可能要少很多。而且我认为现在呈现出来的精神危机，不仅仅是因为目前经济放缓和就业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过去十多年甚至20年的这种越来越激化的教育内卷、极度竞争，很多孩子一路上都是被推着的，缺少主动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的这种“被推着”也体现在具体的时间安排上，现在很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每一年都活得很关键”，人镶嵌在“社会时钟”里：毕业就得找工作，否则失去应届生身份；博士得在多少岁前读完，否则受工作年龄限制；你的求职简历还不能出现空白的时间。因此很多留学生都选择一路“顺读”下来，而他们周围的同学可能是工作多年的中年人、gap几年的人或是突然换专业重新启程的人。当两种社会时钟在留学生身上碰撞时，他们对未来的选择、对自我的理解会受到影响吗？

马颖毅：会，这就是我说的留学带来的可能性，国外没有这么多的社会时钟。我28岁工作时也是歪打正着，我属于那种看着最顺利、一步到位的职业发展轨迹和教育轨迹。当我开始在美国的大学上课，看到我的一些学生年纪比我还要大很多的时候，我当时也是很惶恐的，但之后其实就是一种解放了，因为我看到了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在18年前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中国学生大多都像我这样子，人生发展是比较线性的，我看到的非传统式的人生轨迹更多的是美国人的选择，比如说四五十岁来读博士。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一些中国妈妈生了孩子后出来读书、一些三四十岁的人出来念硕士博士，尽管这样的人在留学生中的比例不高，但是人数越来越多。当他们的职业发展遇到瓶颈也好，或者是职业倦怠也好，或者他们发现国内有35岁瓶颈的时候，他们就想，噢，那我为什么不出国跳出这个限制，我重新去留学，可以重新读一个学位、学一个专业，开启新一段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好多人就是突然不想玩时间轴打卡的游戏了，不想把自己码进时间游标里跟大家一起转了。

马颖毅：对，就我刚刚所说的“推”，其实不仅仅是时间上，就是他的主动性非常少，他的每一步目标都不是自己选的。无论是父母还是社会，外界告诉他你下一步应该去做什么？选择理科一定比文科好，30岁一定不能再去做什么。我非常能理解很多学生，而且是像我们当年那些能够毕业于很好的学校的所谓“学霸”，他们现在面临的这种精神危机是我们当年所不具备的。

那是因为当年我们觉得有目标，我们是有奔头的。中国学生不容易，你得经历很多竞争，现在学生面临的竞争更加的白热化，但是他们结束竞争以后，却发现这个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我们当年上了大学就完事了，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我看来，我的素质教育就是我在大学时开始的。但现在的孩子感觉进大学又是新一轮非常激烈的竞争，卷绩点、保研。

南方人物周刊：你这么说的话，我想到一些一年制硕士项目被认为是“水硕”“镀金”，但它是一种重新打开生活的方式，这个学位在职场体现的直接物质转化没那么多，但就是可以跳出一个不断循环的生活，重新看一看世界。

马颖毅：对，我觉得你讲得对，这种“水硕”是带有一些侮辱性的标签，本身不能够体现出人家真正的留学体验，但有一点，我觉得留学带来的可能性一定是存在的。对你的知识、认知，包括对你各个方面的自我塑造、挑战还是不一样的。

▲2022年8月1日，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外，访客排队等候办理业务 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