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遗忘诗行》
文艺复兴带来了人性觉醒，宗教改革开创了精神自由，而真正将人推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藩篱、推入西方文化现代化潮流的是17、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理性的呐喊从伏尔泰这里发出，很快就成为响彻全欧洲的时代号角，在孟德斯鸠、卢梭、霍尔巴赫、康德等精神领袖的推动下，成为了新时代的普遍教养。
然而思想的萌发和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
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同我们一样，经历着困惑、犹疑和彷徨
，是在世俗生活和生存困境中寻找答案的个体。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撰写的《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变》为读者展现了这些哲人的真实肖像。
作为“文明三部曲”的终章，该书从基督教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来揭示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关系，将思想的演进置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启蒙运动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脉络。
本文选取了康德、卢梭和休谟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大师，面对时代的大主题，他们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矛盾性，传递出对人生和社会极为复杂的阐释。
休谟：是“老好人”，但也是异教徒？
休谟性格温柔敦厚，广交朋友，所有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就是这样一位“老好人”，却对宗教进行了冷酷而犀利的怀疑和批判。正如英国传记作家鲍斯韦尔所言：“大卫这样一位文雅、明辨和俊朗之人竟然是一位大异教徒，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休谟虽然从小在苏格兰严格的加尔文教环境中长大，但是当他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时，他就像当时法国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宗教（基督教）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休谟在其一生中虽然并未达到无神论的结论，然而他却始终致力于从理论上对宗教信仰的各种证据进行怀疑和批判。
在当时，宗教信仰的证据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奇迹，另一个则是理性论证（启示宗教和自然宗教各执一端），休谟对各种宗教证据的驳斥也是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遗忘诗行》
像所有的经验论者一样，休谟把经验确定为一切知识的基础，他认为任何证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都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休谟的基本原则就是：
“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
，他的一切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都是以这个原则为绝对前提展开的。
在《人类理解研究》的结尾处，这位一向谨慎的英国哲学家以一种偏激的口吻说道：“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休谟对于一切为宗教信仰做辩护的论据都进行了猛烈无情的批判，但是他的动机却并不是要彻底颠覆宗教信仰——这是他与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的根本差别——
而是要驳倒对于宗教信仰的各种理性证明，从而将宗教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个人的良知和情感之上。
休谟强调，一个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只会怀疑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理性证明，怀疑人们凭着自己的有限理性而对上帝的性质妄加臆断的做法。怀疑主义者不是由于对信仰对象本身而是由于对自身理性能力的怀疑，才对上帝的性质等形而上学问题采取悬而不决的态度。因此，只有怀疑主义者才是真正配得上神恩的人。
卢梭：“反叛者”，但坚信上帝？
在18世纪所有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甚至在18世纪所有的欧洲思想家中，卢梭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反叛者”，他特立独行，对传统社会的几乎所有主流价值都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颠覆，单枪匹马地对抗了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
卢梭在思想上的偏激亢进，在情感上的汹涌跌宕，在性格上的乖戾敏感，在文风上的嶙峋诡谲，都是无人可以相比的。
在政治思想上，当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期待着波旁王朝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时，卢梭却高举着自由、平等的大旗向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行为方式上，当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在巴黎贵妇们的沙龙中以哲学家的居高临下姿态批判着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时，卢梭却采取了一种离群索居、回归自然的极端方式来表示他与整个虚伪矫饰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彻底决裂。
然而在宗教态度上，当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已经把自然神论推向了极端而百科全书派已经公开地打出了无神论的旗帜时，卢梭却仍然坚持着基督教信仰，并且在天主教和新教（加尔文教）之间徘徊不定。
《大地》
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曾让伏尔泰借题发挥，对莱布尼茨的“最好世界”的乐观主义和蒲柏的“凡事皆属正义”的观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伏尔泰发表的那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极大地激怒了卢梭。
在卢梭看来，伏尔泰的这首诗不仅否定了上帝的正义，而且暗含着对上帝存在的怀疑。
在1756年8月18日针对此事而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卢梭指责伏尔泰表面上信奉上帝，实际上却信仰魔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哲学家企图借用这场灾难来扼杀人类的希望，“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
卢梭认为，关于上帝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不能从理性的推理或形而上学的思辨中得出的，它植根于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
面对着伏尔泰所煽动起来的怀疑主义氛围，卢梭坚定不移地表达了自己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信念：“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
虽然卢梭是在加尔文教的堡垒——日内瓦长大的，中间曾一度由于他所钟爱的华伦夫人的劝勉而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又重新改信新教，但是他那忧郁浪漫的气质和酷爱自由的天性却使他更倾向于路德式的心情欢愉的宗教态度，而不是加尔文式的阴沉刻板的宗教思想。
与埃克哈特和路德等人一样，卢梭始终坚信宗教生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生活。一个有着真正的宗教信仰的人，应该因上帝爱善而诚心向善，因相信上帝的公正而毫无怨言地忍受痛苦，他在坎坷的命运中应该始终以欢乐的心情面对上帝。
卢梭所推崇的自然宗教是以美德、良知和自由心情作为基础的
，这种宗教并不局限于某种外在的宗教形式，它以虔敬之心来面对上帝以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卢梭既反对经院哲学论证上帝存在时所使用的那套烦琐的形式逻辑，也反对自然神论运用类比原理来推论上帝存在的那种机械论模式，而是主张通过真挚的良知情感，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直接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在卢梭关于上帝存在的说明中，表现出明显的泛神论特点。
康德：内在虔诚，但不需要上帝？
康德一直坚持着虔诚的生活态度，高度赞扬虔诚派的信徒，认为他们是“一些严肃而又超群出众的人”，“具有高尚的人类情操—稳重、乐天和任何欲念都破坏不了的内心宁静，既不怕困境也不怕压迫，任何纠纷都不能使他们产生仇恨和敌对的情感。”
康德出身于普鲁士哥尼斯堡（今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之家，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哥尼斯堡虽然地处北方，但却与哈勒一样，也是虔敬主义的发源地和重要堡垒。康德从小就在家庭中受到虔敬派精神氛围的熏陶，使得他一生中始终对基督教信仰保持着一种内在的虔诚，尤其是虔敬派所强调的那种自律性的崇高美德，对于康德的思想影响至深。但是另一方面，
康德也对幼年时期在虔敬派学校里所遵从的那一套刻板的宗教仪式深恶痛绝，这种厌恶感使得康德毕生都对各种形式化和体制化的教会规范采取一种批判态度，而且基本不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