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晓鹏，经济学博士

来源 | 金融正能量联盟，ID：pengyouquan1982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注明出处

房价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很多人多次问我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我总感觉一言难尽。这次就借着雄安新区设立的热潮，系统详细的谈一谈我的看法。

设立雄安新区在意义，如果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就是“从新洗牌”。北京的利益格局已经被锁死了，就是从二环到三环到四环五环，越靠近中央房价越贵，只涨不跌，再怎么限购限贷也没有用。持有北京房产的人，就意味着财富永远升值，世世代代永远享有中国最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和最好的就业条件以及发展机遇。

这个利益格局锁定之后，阶层固化就变得不可逆转。买不起北京房子的人将永远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那些要想获得一流的就业、创业或者其它个人发展机遇怎么办？那就老老实实的向房子的所有者缴纳高昂的租金——也就是，你能从这些资源中得到的好处，大部分都会以租金的形式被房屋的所有者拿走了。

土地所有者永远享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永远要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绝大多数交给房屋所有者。

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土地兼并问题在新时代的再现。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消灭中国历代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就会在新时代重新出现，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尽管现在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改革。但如果长期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方面，这就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说现代的城市住宅价格高涨等同于古代的土地兼并？古代的土地兼并是兼并的农用地、耕地，那是因为古代社会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农业是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兼并耕地就是兼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永久性的两极分化；而现代社会的核心产业是工业和服务业，这些产业都聚集在城市，城市才是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农业用地的价值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发生在农村的土地兼并已经不能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向，只有发生在城市的土地兼并——以占有核心城区房产的方式——才是推动社会财富永久性两级分化的核心方面。

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同时发生在上海深圳等其它大中城市。只是说北京的问题最突出而已。北京高房价靠的是政治资源，上海深圳靠的是地理优势、区位资源。

雄安新区的设立，就是要从新洗牌，宣布以前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如果雄安新区真的能把北京的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资源大部分转移出来（我不敢保证这个假设一定会变成现实，这只是一个假设，搬迁过程必将遇到利益集团明里暗里的抵制，具体效果如何尚难预料），那么，毫无疑问，北京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将被打破。这个神话的打破，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趋势的逆转，并由此带来社会财富更加公平的分配。

尽管这种重新分配也不是绝对公平的——有很多提前知道内部消息的权势人物已经在雄安地区提前很久就囤积房产了，有钱人在消息公布以后也第一时间杀到雄安附近开始炒房了，年轻人要在雄安定居还是逃不脱被这些人宰一刀——但不管怎么讲，它确实比北京那种“一环套一环”的房价永远上涨模式要公平的多。

建新区来疏散中心城市资源，解决房价高涨和交通拥堵等问题，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这样一个招数，并不是雄安新区的发明创造。实际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探索，但是很多年来，却被一些人给戴上了“好大喜功、追求政绩、奢侈浪费”等帽子，给新区建设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一度推行不下去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阳和兰州市都试图把市委市政府办公地址搬到新区以推动新区开发，最后都被中央叫停了。现在中央层面设立雄安新区，实际上是又重新肯定了地方政府探索出来的这种以新区建设来发展经济和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方案，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一直认为，只有采用类似于雄安新区的新区建设方案，才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最根本性的方案，其它的什么限购限贷、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等，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有大规模的建设新区，由政府来推动经济资源从传统城区向新城区转移，不断的打破原有的空间利益格局，才可能实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为什么说税收和限购只能治标？而新区建设则可能治本？这就关系到我们对最近几年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核心原因的理解。

对房价高涨，特别是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核心城市的房价暴涨，主要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决定了什么样的招数才能治标，什么样的招数才能治本。

第一种解释，认为高房价是被投资者炒作起来，手法包括囤积居奇、过度利用金融杠杆，或者联合中介制造缺房恐慌等等，总之就是一群“坏人”在抢老百姓的房子。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税收和限购的方式就能解决问题。目前的绝大部分房地产调控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个解释出台的，目标就是“抓坏人”。

谁是坏人呢？短期炒房客肯定是坏人。他们快进快出挣钱，制造泡沫。所以政府先后出台了两年内交易要收营业税的调控措施，后来又出台了不满五年或非唯一住房销售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短期炒作的成本就很高了。但是，这个招数被实践证明解决不了炒房问题，反而是买房人要多交很多税。

有人说，中介是坏人，喜欢哄抬房价。因为房价越高他们收入越高。所以要整治违规中介。还有人说，房地产开发商是坏人，他们也希望房价越高越好。所以一旦某地房价开始暴涨，大家就开始传言，说都是房地产商找的托儿去排队，制造缺房子的恐慌。但整顿了一轮又一轮，房价还是连续十几年猛涨。现在回头看，还有人相信，北京房价两万的时候，那些排队抢房子的人是房地产商或者中介找的托儿吗？还有人认为，上海房价三万的时候，中介天天打电话告诉你再不买就买不到了，是在忽悠你吗？

还有人说，有很多人囤积了很多房子，导致房子稀缺。如果大家都不囤积房源，那么房价就会下跌了。但限购政策已经很多年了，看起来效果也并不明显。实际上，确实有少量富有人群手里持有多套住房。但是，房子只要住着人，就算是物尽其用了。如果没有富人持有多套住房出租，恐怕那些连便宜房子都买不起的人就连租房子都找不到地方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不仅房价高昂，房租也一点不便宜。

几年前各大城市房价大涨的时候，就有很多传言，说小区房子大量闲置，很多有钱人把房子买来空着。还有很多好事者晚上跑到小区里面，去拍照，说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比例的房间亮着灯等等。据我在北京市建委工作的朋友讲，为了摸清楚这个事情，建委还专门组织过人调查房子的闲置比例，主要就是看用水用电的情况。结果调查出来的结果不敢对外公布。为什么？因为五环以内、交房时间超过一年的房子空置率几乎为0！全都住满了人。说明住房并没有闲置，相反非常紧张，如果公布了，只会制造更多的购房恐慌。

现在我想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在中国的大中城市，还存在大量住房空置了。有是有，但比例极少，北京有大概600万套存量住房，被少数富人持有空置的可能只有几万套。几万套房子听上去很吓人，其实放出来对市场价格影响不会太大。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沙特有土豪在伦敦中心区购买了几套大房子空着十多年不去住，里面都成了老鼠窝。这种情况是有，但很显然，沙特土豪那几套房子就算拿出来卖，也不会对伦敦的房价产生多大影响。北京上海的情况同样如此，大部分住房还是被自主居民或者出租者购买的，有很多人手里有两三套房子，但基本都用于出租。手里持有大量住房又空着的数量非常非常少，就算拿出来很大一部分卖，也很难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很大的冲击。

一些被称之为鬼城的城区或者大型小区，往往是因为刚开发不久，周边配套设施不够齐全，因此入住率不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配套的完善，也会很快住满了人。甚至连著名的“鬼城”鄂尔多斯的康巴什，经过十多年的开发以后，也已经聚集起来了十多万居民，房价从三千多涨到了七千多。总之，在大中城市，广泛的住房闲置是不存在的。

最近还有一个很搞笑的新闻，说深圳有一千多万套住房，而只有两千多万人口，所以房子够。深圳房价高是炒上去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深圳只有三百万套左右的城市住房，多出来的几百万套其实包括工厂的员工宿舍和农民自建房。很多城中村的房子农民自己建来出租，每个房价有厕所有厨房，当然可以算一套房，但只有十几个平米，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把这些房子都算进来，那任何城市的住房都是够的，因为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晚上都没有什么人露宿街头嘛，对不对？到了晚上大家肯定都有房子住，所以房子肯定是够的。所以深圳有一千多万套房子，够住的说法是一个误解。深圳真正符合城市住房标准的房子严重短缺，所以才会出现房价暴涨。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房地产税来大幅度的降低房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税收负担最后会体现到房价或者房屋租金里边去：可能房东的收益确实会有所减少，但对买房人或者租房人来讲，他们最后支付的包含税费的价格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对买房人来讲，无非是钱是用来买房子还是用来交税的区别罢了。比如现在两套同一小区户型高层差不多的房子，一套没有满两年，一套满了两年，那么满了两年的市场价格就比不满两年的要贵一点。这个贵的一点，差不多就是不满两年的房子需要交的营业税。

同样，征收房地产税以后，房东首先会想办法提高租金，把房产税加到租金里边去。房屋销售价格有可能降低，如果每年征收房屋价格的百分之一作为房产税，那么房屋价格就可能降低个百分之二十，然后买房人在房子买过来以后每年再交百分之一。当然这涉及到贴现的问题，算法比较复杂，但大体是这么个意思。对买房人来说，无非就是首付可以少交百分之几而已，并不代表房子价格下跌了。市场机制终究是要发挥作用的，这个基本规律就是：房子的价格由它的价值决定。如果房子真的值几百万，我们指望通过税收也好限购也好，让它低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些没有买到房子的人从中占便宜，这是不可能的。

房产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大部分研究房产税的都不知道。就是它是按照评估价格作为基准来收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征收房产税的评估价格都只有市场实际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个我专门研究过，英国的房产税评估价格，三十年了，没有动过；我国台湾地区的房产税，评估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不到二十分之一，一套价值400万的房子，评估价格只有20万，然后按照评估价格的百分之三征税，最后只交6000元每年，跟物业费差不多，还有各种减免。

美国加州规定如果房屋不交易，那么房产税就永远不涨。这种征税方式，能挤出来的存量住房不会太多。韩国等国家开征房产税之后，大概是一年内房价出现一波快速的下跌，但是很快就恢复上涨。现在韩国的首都地区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韩国人买房负担比中国还重。所有这些案例都说明，房产税虽然有用，但绝不可能对房价高企的局面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说到底，房价高企并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过度囤积住房造成的。中国开征房产税，通过房产税能挤出来的泡沫有一些，但不会太大。

所以，有关房价上涨的第一种解释，明显有问题。根据第一种解释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注定会失败。甚至还有很多地方采用掩耳盗铃的办法，超过限定价格的房子不准交易，或者不准开盘。这种从表面上看，房价控制住了。但是反而限制了房屋供应，实际上起到了太高房价的效果。这就更搞笑了。而这种搞笑的掩耳盗铃的政策，却实实在在的在包括北京这样号称国家化大都市的地方政府经常性的使用。说起来真的有点丢人啊！

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旦出现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竟然是宣布要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从来没听说过，市场上某个产品价格上涨的时候，通过降低产品供应竟然能让产品降价的。难道正确是思路不是应该反过来：房价大幅度上涨，就赶紧加快供地，大力鼓励房地产开发，让大量的新房源进入市场，从而平抑房价吗？

这个奇怪的思路背后，核心就是对房地产市场的错误认识。把房价的上涨，归咎于中介、归咎于炒房人，甚至归咎于房地产开发商，而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该怎样提供更多的房子来缓解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

这个思路看上去很简单，住建部最近好像醒悟过来了，发通知要求住房供应紧张的城市加快供地。但在北京、上海、深圳、雄安这些特殊地区，似乎总是想要控制人口，然后把房地产开发和人口控制联系起来，因为担心供地太多就会导致人口过度聚集。

这里面就有一个看起来很难解决的矛盾：如果大城市房价低，那么就会有周边地区的人到这里来买房，到这里居住，就会加剧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并且进一步推高房价；如果限制房地产开发，减少土地供应，那么就会加剧房价上涨，年轻人就会失去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两难问题。这个两难问题，才是过去这么多年中国大中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的核心原因。

政府倾向于坚决的采取减少大中城市土地供应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比如去年前年的房价快速上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没注意到，就是上海带头、北京深圳跟进，在制定规划的时候坚决的做“减量规划”。减量规划的必然结果就是土地供应减少。所以为什么过去几年这几个中心城市房价暴涨？土地供应大幅度降低了，它能不暴涨吗？

北京从2004年开始土地供应大幅度下跌，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北京房价开始了一路狂奔的暴涨，一直到今天。2016年北京的土地供应量只有2004年的十分之一，这样的情况下，房价能不暴涨吗？再怎么打击炒房又有什么用呢？

北京刚刚宣布要在未来五年增加150万套住房供应，但很快就被人揭了皮：这150套大部分都是回迁房，不会新增住房存量。而且相比过去五年，也就是2011到2016年，未来五年的土地供应量计划实际上还大幅度减少了。也即是说，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加大供给来抑制房价，另一方面又不敢真的增加住房供应，引起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聚集。最后就只能玩虚的：通过虚假的土地供应忽悠来让大家不要去炒房子。这种忽悠以前有用，到今天已经完全失效了。

所以，对房价暴涨的第一种解释，认为房价是被炒起来的，根本站不住脚。基于打击炒房而采取的所谓调控措施，作用都非常有限——不是没有作用，而是作用非常有限。作用是有的，但是经过一轮一轮的限购限贷，泡沫其实挤得差不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多大泡沫了。大中城市房价高昂的核心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解释——这些地方的房子真的值这么多钱！

中心城区的空间有限，房子太少了，要占有这些资源就得出这么多钱。有人说北京一套学区房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结果清华北大毕业的都买不起，那么学区房有什么用？现在的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买不起，不代表将来清华北大的学生买不起。因为现在毕业的这一批清华北大的学生，是在以前社会比较公平的时代考上来的，来自中下层的家庭还有不少。这些人就算考上清华北大，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很正常。

随着房价暴涨和阶层固化，学区房成了只有最有钱的阶层才能享受的待遇，最好的初级中级教育资源向这个阶层集中。这个阶层的子女从小就在最好的学校读书，彼此之间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权贵阶层将垄断从最好的小学到最好的中学再到最好的大学的升级途径。这批人的子女，他们不管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最后能买得起学区房的可能性，都比那些出身于中下层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可能性大得多。

所以，今天购买学区房，不是买的考入清华北大的入学名额，能考上当然好，考不上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阶层固化之前，在阶层流动的大门关闭之前，搭上最后一班车，把子女送进只有顶级精英阶层才能就读的学校，进入这个圈子，跟未来的统治阶级建立同学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学区房当然值这么多钱！

由于住房的产权是至少七十年，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七十年之后估计也会以很小的成本继续持有。这么长的时间的产权，它的价格确实不应该用当前的租金和收入水平来估值。所以租金上涨跟不上房价上涨很正常，租金是为今天的收入水平支付成本，房价是为未来七十年的收入预期支付成本。

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如果中心城区的房子供应数量不增加，那么中心城市的房价一定会远远高于租金的贴现值。有很多人拿北京上海的房价和纽约伦敦对比，结果是差不多，有人算出来高一点，有人算出来第一点，但是都差距不太大。中国未来的发展完全可能超过美国和英国，我认为这几年就可以超过，有很多人不同意，但大部分还是会同意经济总量十年之后超过美国和英国没问题。这就足够了，房子可是可以持有七十年以上的。

高房价高就高在预期，如果对经济持悲观态度，租房就比买房合算，反之，买房就比租房合算。

实事求是的讲，高房价也有高房价的好处，主要一点就是通过市场规律实现人才回流到二三线城市。以前北京那些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没多少愿意回老家的，都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发展潜力大，而且生活配套人文环境好，特别是人口素质更高，确实更适合高学历人才生活和个人发展。

所以这些人宁可在北京住狭窄的一居室，也不愿意回到二三线城市住大房子。一直到最近两三年，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北京奋斗十多年，到了孩子上学的年龄自己可能都还是买不起一套北京的一居室，这下这种希望才算是被彻底破灭了，毕业以后愿意回二三线城市的人才真正多了起来。这就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如果北京的房价总是那么低，那大家都呆着不走，也不好。

所以，房地产就是面临着这么几个两难选择，高房价可以促进优秀人才疏散，但是又会导致阶层固化。政府一方面想通过抑制房价来保障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又担心抑制房价会导致大城市过度发展、城市病越来越严重。

要解决这样的两难问题，仅仅试图依靠给房价“挤泡沫”、“抓坏人”是肯定行不通的。房地产商只要是合法经营，不靠行贿来拿地，他们就不是坏人，他们是房屋的生产者。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合作，这些年几乎疯狂的圈地盖房子，房价只会比现在更高，我们社会的住房条件只会比现在更恶劣。

因为房价上涨而抑制房地产开发，是非常可笑的行为。房地产热潮是因为社会对住宅的需求非常大，开发房地产能赚钱。房子涨价快，是因为开发速度太慢了，建房子的速度跟不上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需求增加的速度。而不是因为有了房地产开发热潮，房子建多了，房价才涨上去——这样的逻辑很荒谬。

房地产真正的难点不在于建房子的速度、建多少房子，最大的难点是土地在空间上不可移动，或者说房子所能利用的空间资源不可以移动。这跟汽车或者电脑不一样，只要有足够的需求，生产厂家可以几乎无限的生产出来满足消费需求。中心城区的土地有限。西安市的房价大概只有五六千块钱一平米，西安外围地区一平米两三千元的房子多得是。可是，不管我们在陕西建多少两千块钱一平米的房子，都不会对北京或上海十几万一平米的房子产生冲击。那些外围地区的住房供应，无法对中心城区的房价构成冲击。所以中国的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每个家庭名下都有房产，从数据上看住房自有率世界第一。

但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普遍具有住房焦虑，因为这些房产很多并不在他们工作就业的地方。所以老是有人跟我算账，说多少年以后，房子会过剩。这个账没法算，就算人人手里十套房子，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还是会继续高涨。因为外围地区的房子、土地不可移动到中心城区，再多也没有用。

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大规模增加土地供应和公租房廉租房供应，还是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算中心城区的房子全都建成公租房，价格很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居住。如果不拼价格，那么就只能拼关系、拼特权。计划经济时代，普通人想要在北京拥有住房，其实比现在还要困难的多。

总之，能够享受到一流资源——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娱乐、人口素质等等——的空间有限，受这个条件的限制，不管怎么调控，不管是公租房还是房产税，甚至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住房难这个问题就都没法解决。住房难的核心问题就是空间资源不可移动、而且非常稀缺。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公租房大量空置，因为很多距离中心城区几十公里，完全无法正常通勤上班。这些公租房建的再多，也无法缓解四环内的高房价。

前面说了，北京房价贵，是因为它的政治资源带来的一系列优势资源；上海房价贵，是因为它位于长江入海口，这个区位优势也没法移动。我们不可能把上海港口移动到成都去。深圳房价贵，是因为它靠近香港，同时也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拥有良好的海港条件，几十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资源，只有在一小时交通圈范围内才能享受的到。在粤北地区修再多的房子，也不可能让深圳的房价降下来。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住房调控这么难！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房价高涨的问题。这事儿骂开发商没用，骂地方政府也没用，骂中介更没用。随着这几年房价大涨，很多人也开始研究历史，发现在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历史上都一样，京城的房价都高不可攀，很多著名的文人甚至高官，都买不起京城的房子。那个时代建筑技术很落后、交通条件也很差，房子只能建一层，一小时通勤范围基本就在十公里范围内，那才是最很正的住房难，比现在困难多了。限购政策古代就有过，最后也被证明没啥用。

除了中国古代，欧美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中心城区的高房价，也让刚毕业的年轻人感到绝望。但是他们还是只能留在大城市，因为其它地方没有足够好的就业机会。美国的硅谷不是大城市，但硅谷的房价比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还要高。因为最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就在那里。

这就是经济规律，好资源聚集的地方房价就贵。面对这样的经济规律，房产税、限购、限贷、廉租房、公租房……统统无效。因为好的资源就集中在那么几个地方，跟你是搞商品房还是建公租房、福利分房没关系，不管什么性质的房子，总数就那么多，如果搞市场经济，就是价高者得；搞非市场经济，就是特权大的人享有，反正绝大多数人靠个人努力是没有指望的。

中国这些年大家说房地产暴涨不正常，其实我看很正常，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时代价格很低，但对特权要求高，现在市场经济，不过是恢复到正常的价格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看起来涨的特别快。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从1997年房改到2006年房价暴涨之前，购房的权利已经放开，价格还没有涨到位，北京上海的房子看起来有很多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买得起，跟那段时间比，现在的房价确实是太高了。但那段时间在历史上不是常态，现在这种状态——大中城市中心的房子高不可攀——才是常态。世界各国从古自今的常态！

通过强化房产税来调节房价的思想起源于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的书，叫《贫困与进步》。这是美国一百四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时代，普通人就被大城市的高房价逼得叫苦连天。农村地区土地便宜，但没有工作机会没有现代化的医疗条件，大城市有工作有医疗，房子买不起。于是亨利·乔治就呼吁，把所有的房价上涨的部分收归国有，这个财富足够大，足以让政府不用征收任何税收就可以运转了。这样，房产税就可以成为单一税，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各种税收。

房子的增值变成个人财富实际上是不道德的，不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什么呢？因为个人对房屋的增值其实并没有贡献什么力量。增值的部分是全社会共同努力和政府投资服务的结果。北京的房价过去十年涨了十倍，一百万的房子现在价值一千万了。多出来的九百万归房主个人所有合理吗？不合理！这九百万是北京十年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两千多万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政府大力投资修建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地铁公路等等的结果。

所以最合理的就是亨利·乔治说的，增值部分归政府，政府拿来用于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开支，其它的各种税收就全都不用收了，开办企业不用交营业税了、个人赚钱也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了，所有的税负都从土地增值上来。北京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增加的数量，那是远远赶不上北京房价增值的部分的。这样，政府开销足够、人民负担最轻、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多好！

这个理论很好很公平，很多著名人物比如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的孙中山都是亨利·乔治的粉丝。但这个理论实际上无法执行。大家自己想想，我们十年前在某个城市买了个房子，假如卖的时候只花了二十万，现在价值100万了，政府跑来让你交80万的税，你能同意吗？真要有这个制度，非出现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可。

大规模的征收房产税想得简单，执行起来几乎可能，因为它违反了人的直观理念——买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的，涨价还是下跌都跟别人无关。任何制度，都不能跟直观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最多只能做一点小修小补，就好像今天欧美的房产税一样，多多少少收一点，绝大部分房屋增值收益还是算成是个人财富的增值了。

归根到底，要解决大中城市房价过高、普通劳动者遭受高房价和高房租剥削的问题，只能从房价的根子上来。这个根子就是房屋所占有的土地价值太高，而这个土地的不能移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让土地能够移动！

土地怎么样才能移动？如果科幻小说的情节成真了，人类可以打通时空隧道，任意扭曲空间，那么土地就可以移动了。如果我们白天在北京的CBD办公楼上班，下班了只要打开时空之门，一跨步就可以到大西北的某个小屋里面和家人团聚，在家里打开另一个时空隧道，就可以到巴黎的某个商店购物或者去美国迪士尼雷院看一场电影。

那么，高房价问题就一定不存在了。在北京二环内买房子和在西北农村买房子就没有区别了，这个时候傻瓜才能花几百倍的高价到北京二环买房子。这个时候也不用禁止炒房了、也不用征收房产税营业税限购限贷了，房价问题一定会被解决。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做不到这么理想的状态。但是，现代科学技术使我们已经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解决高房价问题。也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改经济资源的空间布局，再配合医院学校等重要的经济生活要素的搬迁，来实现空间资源的移动，以经济资源的空间移动，来取代土地和空间本身的移动。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开发建设新区。

北京的房价怎么能降下来？很简单，只要中央政府离开北京，北京房价一定暴跌。比什么调控都管用。为什么？因为房价是靠空间经济资源支撑的，跟房屋的钢筋水泥和房屋下面那块土地其实都关系不大。房屋不能移动、土地不能移动，但是空间资源是可以移动的。这在古代社会做不到，建设首都受地理自然条件的影响太大，必须考虑粮食供应和安全。

比如北京建都，首先是它背靠燕山山脉，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攻击，而且还要通过修长城来保证安全；同时它又靠近长城，方便军事指挥；但是粮食不够吃，还要专门修建大运河来把南方的粮食运过来。

在古代，山川地理条件无法被改变，修建长城和大运河这种事情都要好几个朝代才能完成，秦朝修长城修的太猛、隋朝挖大运河挖的太猛，都亡国了。所以古代不可能轻易迁都。但现在社会技术条件下，北京的位置在国防上并不能占什么便宜，粮食运输也问题不大，唯一的问题是水，其实北京还缺水，换个地方取水更方便，是在不行再搞一个南水北调类似的工程，对中国的工程技术和经济实力而言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至于国家管理效率之类的，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条件下，迁个都根本没什么影响。反倒是二环堵车可能对管理效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国家领导人可以专车开道，部委工作人员出差和进京办事的也只能堵在路上。

当然，现在只是设立雄安新区疏解非首都功能，效果肯定不如迁都明显，但是肯定也有效果。如果真的能够把大部分部属高校、央企总部和非核心行政上事业单位搬到雄安，北京的房价也确实可以会有显著的下降，起码未来二十年可以保持房价稳定了。

除了北京的政治资源以外，大部分中心城市发展起来是依靠地理条件，而地理条件以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改变了。比如上海，上海中心区的房价也要十几万一平米，而距离上海几十公里的嘉兴地区的一些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几千块一平米的房子。

上海的优势是海港，但是黄埔港其实现在已经不够用了，主要是依靠洋山港。洋山港距离上海一百来公里，通过跨海大桥强行连接起来的。那么，如果上海市把嘉兴合并了，然后上海市政府搬到嘉兴，搞一个上嘉新区，离洋山港还近一些，再修建跨海大桥把洋山港和新区联系起来，把未来的国际机场修到靠近新区的地方，把政府控制的交易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证券基金、大学、中学、医院等等搬迁很大一部分到新区去，再围绕新区修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就可以有效的疏解上海城市功能。

总的来数 ，营建新区有几个好处：

第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上海市区的土地房子很多都卖出去了，大部分是存量房，新房很少，房价上涨的大部分好处其实被房东个人拿走了。房东个人不劳而获发大财，财政没好处。建设新区投入很大，但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招拍挂取得巨大的收入。这个收入不会扭曲社会财富分配，也不会给人民提供负担，反而降低了房价，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上海的房子。这是最公平的结果。

第二、新区建设的天量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无数的大楼的修建，足以拉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以8%以上的速度持续十年以上的增长，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

第三，可以有效的抑制高房价，同时还能防止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区聚集。原来的老上海中心城区人口疏散了、房价下降了，新区人口增加了、房价上升了。

第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已经在老城区买了房子的人，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的，因为新区建设时间很长，老城区毕竟生活要方便很多。而寻找就业机会并且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则乐于到新区去工作和生活。每一代人都可以在一个相当公平的起点开始奋斗。

第五、有利于社会稳定。建设新区比旧城改造要容易的多，不涉及到大量的天价拆迁，可以避免很多社会矛盾。现在要在北京二环内把那一堆破破烂烂的平房拆掉，恐怕北京市政府的全部家当填进去都不够，拆迁户更是漫天要价，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武力对抗拆迁，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拆出来无数的亿万富翁，社会舆论还要嘛政府搞强拆没人权没法治，何必呢？山不转水转，城区拆不动就开发新区，方便快捷省事儿。

所以，在技术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通过两个抓手，一个抓手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变一个区域的发展条件，另一个抓手就是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的主动迁徙，从老城区迁往新城区。

这两个抓手同时落地，建设新区，就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治理好大城市病。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些所谓“两难”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了。

这个办法不是我李晓鹏吹出来的。跟亨利·乔治的空想不同，建设新区在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长时间的实践，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抑制房价过度上涨的好办法。

我前面所列举的这些好处，全都在现实中反复出现，从郑州的郑东新区到成都的天府新区，从重庆的两江新区到大同的御东新区，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能想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包括搬迁、交通、拆迁等等，也都被地方政府加以解决了。这不是空想，而是成熟的实践。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城市地方政府，都相继决策进行了新区开发，现在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没有开发新区的中等以上城市，还真是非常困难。

实践证明，新区开发，特别是辅之以政府搬迁的新区开发，可以以最小的成本来同时实现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解决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三大功效。如此大规模的新区开发，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伟大创举，它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上亿人口新建了安居乐业的环境，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此伟大的创举，如此伟大的奇迹，却长期以来在主流舆论，包括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相反，却被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媒体，扭曲丑化成为地方政府好大喜功、腐败、浪费的错误行为，导致一系列大力打击新区建设的政策相继出台，为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创造了条件。

我记得十多年前，正是许多地方开始大力建设新区的时候，网络上有那么一类帖子非常火爆，就是把全国各地新建的政府大楼拿出来跟美国的市政府大楼对比，中国新建的政府大楼全都是几十层的高楼，大部分还是四五个高楼组成的建筑群，非常宏伟，而美国的市政府大楼则是往往只有一两层的普通建筑。这一类帖子对比的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多么腐败无耻，用公民的税收来给自己修大楼，追求气派和自己享乐。其实美国的市（city），行政层级比县（county）还要低，在中国也就是镇的层级。中国一些稍微大一点的社区，居住的人口都比美国很多市管理的人口多，要跟美国比就应该拿社区居委会的办事处去比。

不过这种比较都不用去深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看：中国地方政府修这些大楼，到底是不是奢侈，是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大多数地方政府新建的政府大楼，都是在新区建设的。大楼建设确实花了很多钱，但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建筑物最主要的价值并不是修建的成本，而是土地价值、区位价值。同样一栋别墅，中西部农村地区很多农民家庭自己投入十几万块钱就能修起来，换到了北京中央别墅区，就要价值上亿元。

如果我们去农村买个农民自建别墅，也就就城市中产阶级的休闲方式；如果去中央别墅区买别墅，那就是顶级富豪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了。新区开发都是选择在远离主城区的地方，开始之初大部分都还是农村地区，土地成本低的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地方建几栋高楼、修建一个广场，把政府办公地点搬过去，虽然花销也不小，但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奢侈浪费。这些投入其实都是有产出的，产出就是政府卖地的收入。

首先，原来的政府大楼占据了市中心的黄金位置，这个土地空出来以后搞开发，其价值就可能大大超过新建政府大楼的投入。

其次——更重要的是——新区建设的资金一般都是依靠新区土地出让挣回来的，政府搬迁过去，把大楼修好，把政府办公地点和市中心的道路修好，配套的水电气基础设施修好，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开发新区的决心——中国这种体制下，人心就是跟着领导的实际行动走的，政府领导班子和公务员都搬到新区去了，大家就放心了，想到新区买房的人就敢放心大胆的买了，企业家也敢放心的区投资了；

一方面，更直接的，就是会带动周边地区各项配套设施的改进，周边的土地价格马上就会上涨。几栋大楼的建设成本，跟土地出让的收益相比，往往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这个钱真不是花的纳税人的钱，而是从土地出让收入里边来的。它不是走的收税的渠道。谁最后买了周边的房子，谁才是最后为政府大楼买单的人。我们普通人或者企业交的所得税、营业税最终并不会被用于政府大楼建设，也就谈不上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也许会有人说，修可以，但没必要修那么大那么气派，修几个普通的低层也就罢了，照样可以搬过去办公。话虽这样说，但一栋建筑物使用寿命现在都在一百年以上，今天看起来很宏大气派的大楼，过个十年其实就很普通了，过个二三十年就显得落后了。我们今天来看十年前那些被骂奢侈浪费的豪华政府大楼，其实也就很一般了。因为新区都是高标准建设的，里面这样的建筑物随处可见，比政府大楼修的高大上的建筑太多太多了。

这才过去十年，要是再过十年，那些大楼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修大楼当然要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既然修了，设计使用寿命上百年，当然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如果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跟老城区的普通楼房一个层次，那估计刚投入使用就已经落后了。

我举个例子，在当年流传的帖子里面，成都市政府新建的政府大楼“成都之心”是一个被批斗的典型。当时设计了六栋十层的白色大楼，像五朵花瓣一样围成了一圈。就这么一个建筑群，在网上被称为“成都之泪”，说是伤了成都人民的心。这是当年网上流传的设计图。

这个事情经过网上热议，引起了各方面包括中央的关注。最后，楼虽然修好了，政府却不得不暂停搬迁计划，据说有中央领导来了还很生气，拒绝去参观，因为这已经在网上被认定为是浪费工程的典范了，最后又拖了两年才搬迁。

把新政府大楼修建在成都天府新区，是开发新区的一大举措，距离原来的成都市政府所在地、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12公里，位于成都三环外靠近四环的地方。2006年的时候，成都既没有三环也没有四环，那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那几栋建筑规划自然特别引人注目。现在看，这个地方现在建成这样了（见下图），高楼林立，附近还有亚洲最大的单体建筑环球中心，气派的很。在这么一片现代化的建筑群中，这么几栋楼算个啥呀？人们路过都懒得看了。

所以说，政府既然要搬迁到新区，政府办公楼的规划设计，当然应该跟新区的整体规划风貌保持一致。新区规划一般都要考虑三十年以上的发展，大楼设计得比较高大上一点并不值得奇怪。我们最关心的，显然不是政府大楼够不够漂亮——如果建设投资能够带动一个新区的发展，土地增值的收入不仅能够覆盖大楼的建设成本，还能带动大量的产业和居住项目的开发，制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居住空间，修的再大一点再漂亮一点也是可以的。

很多地方在此类工程项目中有腐败现象，我们应该是有腐败就抓腐败，而不是因为存在腐败就彻底否定这种政府搬迁到新楼以带动新区开发的模式。

成都天府新区规划面积1500平方公里，将来可以为600万人提供居住和就业！居住600万人大概需要200万套住房。政府的搬迁如果能够推动这200万套房子早日建设完成，那么我认为政府公务员的办公面积比以前在市中心大一点其实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事实证明，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十多年大力新建新区，很多地方在新区建设新的政府办公大楼，主要的方面不是奢侈浪费好大喜功，而是目光长远的正确决策。当年耿彦波在大同搞大拆迁大建设，新建御东新区，政府背负了上百亿的债务，好多人惊呼政府建了个鬼城，房子卖不出去要破产了。结果现在怎么样？御东新区现在已经住满了人，土地拍卖价格也年年看涨，政府早就不担心那点负债了。

比大同更有名的是鄂尔多斯，在远离市中心25公里的地方修建康巴什新区，2004年确定的，2006年市政府就搬到康巴什去了，公务员也跑去上班了。媒体也大力炒作那个地方是个“鬼城”，直到现在都还给康巴什什么鄂尔多斯贴一个“鬼城”的标签。那个时候政府公务员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除了政府办公楼建起来以外，其它啥都没有，没有居住小区没有商业配套，每天跑25公里去上班，晚上还要回东胜老城区。

但现在康巴什30平方公里的规划建设范围内，已经聚集了15万人，人口密度跟欧洲差不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生活相当舒适。现在来看康巴什的市政府大楼和门前的成吉思汗广场，肯定觉得好奢侈好气派，但当年这里还是农村的时候人家就跑来吃苦了。当时就是因为政府最先搬迁，才带动了一大批企业跟着入驻，公务员因为上班，很多生活商业配套才用人消费使用，这个城区才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原来的老城区东胜区的房价就基本不涨了，而且还有所下跌。

房子买成多少钱，几十年后还是值这么多钱，甚至有所贬值，其实这才应该是房地产的常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的做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是买了房子自己住上二十年，然后还能十多倍卖出去，不管什么制度，我们都不可能挡住炒房者的贪婪之心。买房子买的是公共服务、生活配套、就业机会，支付价值3000元每平米的价格购买这些服务和配套，然后过几年就变成七八千一平米的配套，这并不是公平合理的现象。

老城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保持现状，这很公平。然后新城区开始建设，年轻人到新区去找工作，房价也不贵，只是生活不太方便，但可以跟着新区一起成长起来。老年人不需要就业，更喜欢生活配套比较方便舒适的地方，就留在老城区。不管是大同的御东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还是郑州的郑东新区，都起到了这样的效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和机遇。

新区建设的本质，就是以人的流动、空间资源的流动，来代替强制的房屋拆迁推动城市空间质量的提升，同时打破代际之间的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格局。在有效抑制房价的同时，还能保障政府从土地获得的收益不会下降甚至增加。因为中国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是卖地，不是持有地产，存量房二手房的价格上涨，好处都会进入拥有大量房源的人手中，变成私人财富，无法转变成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公共福利开支。

只有新开发的土地价值提高，才能有效的转变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多人骂土地财政，其实土地财政是个好东西，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中取得收入，天经地义，这是全世界最理所当然和公平合理的事情，美国地方政府的80%的收入也是从土地中来，不过不是卖地而是征收房产税而已。因为地方政府就是为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的好经济发展好土地就增值，增值的钱通过卖地流入地方财政再投入城市建设和开发，有什么不对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新建新区来创造大量优质的住房，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本最小、收益最好的方式。是我国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制度特点，探索出来的一条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房地产调控模式，值得不断的改进提升推广。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存在的诸多偏见。新区建设长期背负着“鬼城”、“铺张浪费”之类的骂名。这种骂名已经影响打了政府决策，给新区建设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比如兰州新区的建设，在距离兰州七十多公里的地方建新区。为什么这么远？因为兰州老城区附近是在没有平坦的土地了，老城区的可建设土地太少，导致长期以来兰州的房价竟然比西安还要高。

这个案例本身也说明，房价高低并不是由炒房者决定的，就是由实际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决定的。兰州经济发展程度不如西安，地理条件生活舒适程度也不如西安，但就是因为土地供应量比不上西安，长期以来房价就是比西安高。这不是炒房者的过错，当然更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过错。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幅度的改善兰州市民的居住条件，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兴建新区。不仅是居住空间，还必须要同时提供足够大产业发展空间来创造就业。所以兰州新区的建设势在必行，没有其他替代选择。为了促进兰州新区的开发，兰州市政府也跟成都市政府、鄂尔多斯市政府一样，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开发建设的第一线，搬迁到距离主城区七十多公里的新区办公去了。

由于新区开发程度还很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部分公务员晚上——至少是周末——还要回到老城区居住生活，成本很高。但是，这种成本是暂时的，根据新区建设经验，等开发成熟以后，住房和生活问题逐步解决，这种局面就会改变。但在问题解决之前，上级政府就以办公成本太高、存在浪费等原因，命令兰州市政府又重新回到老城区办公。

这个决策实际上大大的延缓了兰州新区的建设——政府不搬过去，很多资源就不会跟着过去，人心也不稳定，很多想要到新区投资或者购房的人都开始观望犹豫。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一点办公成本的暂时提高，跟加快新区建设所带来的兰州经济增长和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了，并不是说兰州市政府不搬过去，兰州新区就开发不成了。总体而言，我对兰州新区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因为它符合大的趋势。但跟市政府及时搬过去相比，开发速度显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重要的资源包括学校、医院等搬迁工作恐怕也会因此大大的延后。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讲了这么多，我想道理很清楚了：房子的价格是由房子周边的空间经济资源的质量决定的，包括就业机会、教育条件、医疗条件、治安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等等。中心城区的高房价问题，不可能通过限购、限贷、营业税、房产税等以打击炒房为目标的调控措施来解决。现在中国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中心城区房价高，二线城市房价也很高，只是相对于掌握话语权的北京上海的精英群体来讲不够高而已，相对于在这些城市工作就业的年轻人来讲也很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供大量能够享受到等同于中心城区的高质量空间资源的住房”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如何修建更多的房子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新修的房子也能够享受到相当于城市中心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教育医疗资源、治安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等等。

这个问题古代不可能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但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则很有可能解决。

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的通过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的搬迁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营建新区、新城。在保持老城区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创造增量、发展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带头搬迁。

所以，解决北京的高房价等大城市病，就是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让北京市政府搬过去、再设立雄安新区把央企总部和部属高校等资源搬过去。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迁都，不过现在可能条件还不够成熟。如果再过三十年，雄安新区也出现大城市病，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迁都了。

同样的道理，解决上海的高房价大城市病的办法，就是把上海周边房价很低的地方——比如嘉兴——划归上海，然后上海市政府搬过去，重新建设一整套以新区为中心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网络，附带着把市政府控制的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和企业搬过去。

解决深圳的高房价大城市病的办法，就是把落后的惠州地区划给深圳管理，然后把深圳市政府搬过去，带动一大批优质资源搬迁，大力开发附近的大鹏港区和盐田港区，围绕新区建设一整套完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在建一个深圳新城。

解决省会城市高房价的问题，就是把省政府从中心城市搬出去。比如四川省政府可以搬到绵阳，就可以让成都房价不那么高。中国大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省，省会城市都应该跟经济中心分离，就像山东济南和青岛的这种模式就很好。

新城新区的建设，大概三十到四十年就会面临新的瓶颈，那个时候就再搬迁、再开发新的新区和新城。这不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因为人类的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我想最多经过两次搬迁，也就是再过六七十年，人类的建筑技术、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解决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无能为力的问题，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一定比我们现在更有智慧，会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构想出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出来。

这套方案在现行技术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我认为代价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可能延缓我们打造世界一流大城市的速度。比如迁都，肯定会对北京造成影响，新的首都也不可能短期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城市。如果四川省政府离开成都，成都的经济发展短期内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为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人民不再饱受高房价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之苦，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健康了，我们自然会站上世界之巅，短期内少建设几个世界一流大城市，是完全值得付出的代价。

第二个代价就是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新区开发不可避免的要占用耕地。由于我国长期坚持粮食必须自给的方针，所以很多人担心过度的土地开发会影响这各国家安全在战略。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我也写过几篇文章，结论很清楚：

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加起来，只有4.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9%。而美国2.4亿城镇人口居住的地区则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全世界的城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例是2.7%。中国的城镇建设用地已经非常集约高效了，整体来看不存在低效浪费的问题，新增一些开发面积并不可怕。就算现在所有的城市占地速度按照过去三十年那样快速增长，再增长三四十年，城市占地面积翻一倍，城镇建设用地也不会超过国土面积的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按照过去的速度发展一百年，也就能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还是要低于美国的国土开发强度。

而且，中国的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好多倍，只需要适度的把农民集中居住，在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也足够我们再发展几十年。还有现存的城镇建设用地中，低矮的平房和单层的厂房又占据了很大部分，通过改造提升，也可以获得很大的空间。

中央划定的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但2013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是实际耕地超过20亿亩，中间有2亿多亩的富余。2012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40.20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32.18万公顷。因此，2012年一年，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约120万亩）。按照这个速度，2亿亩耕地可以支撑中国城镇化再发展160年！

所以，新区建设并不会导致耕地短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绝不是土地资源的铺张浪费，而是对现有土地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我们完全可以在保障子孙后代的土地空间的情况下，充分的为当代人的居住生活条件服务。中国现在的耕地保护制度已经很严了，18亿亩耕地红线已经管理的很死了，不应该在此基础上再收紧了。考虑到技术的发展，将来的人们一定可以在更少的耕地面积上，种出更多的粮食出来，过度强调耕地保护而让当代人承受高房价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决策显然是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