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我真正离开北京时，我的困扰是，为什么我没有故乡感。现在我已经32岁了，还是没有故乡感。前不久听说，我家在西单的小院要卖掉，我忽然眼泪就掉了，心慌，感觉再也不愿意去西单那个地方了。”
作者 |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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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春期的两年，比我一生的任何时期都要漫长。
那是2001年，我16岁，就住在西单商业中心后面的胡同里。北京的王府井是旅游纪念品基地，而西单的外地游客很少，每个角落里蹲着的或者飘来飘去的，都是各种黄头发、绿头发的安七炫和张佑赫——那一年韩流袭卷北京，H.O.T.和神话组合首当其冲。
西单购物中心的六层到八层统统分成了小摊位，卖所谓韩国的首饰、衣服，还有最时髦的贴纸照机器，以及喷着烟雾和出租臭鞋的滚轴溜冰场，那里被统一叫做“韩国城”。而西单购物中心的一层进驻了耐克、阿迪达斯、乔丹气垫鞋这样的“奢侈品牌”，最受欢迎的还是李宁和纽巴伦的板儿鞋。二到五层，成熟而过时的服装店仍旧为中老年人服务，这里永远象征着北京最优质的质量与信誉，他们对五层以上的世界嗤之以鼻。这个购物中心里最最神秘的地方，就是楼道，每一层都有一个团伙驻守，男男女女，抽烟，吐痰。
从我念书的学校骑着自行车，穿过西单购物中心的马路，十来分钟就能回到家。就相当于住在香榭丽舍附近，每天回家都要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就算饭后穿着睡衣邋里邋遢地散步，也是会到香榭丽舍。显然我不是那种能被韩流洗脑的性格，但当时学校里仍流传着我是最像张佑赫的女生，就算我多么的不啻于此，我还是穿着150码的校服上衣，搭配180码的校服裤子，把刘海拉直了遮住半张脸。Walkman里播放的是魔岩三杰、Nirvana、或者是Jim Morrison。在西单，有还没装摄像头的图书大厦音像区，马路对面的大世界音像店里，国内专区整整齐齐摆着大陆摇滚乐手的新专，难得地与港台明星平起平坐。在我眼里，他们的艺术水准则更高一层。
就是一首许巍的《故乡》促使我在西单的过街天桥上逗留。在天桥的正中央，三四个人坐在一起，他们长发，弹着吉他，穿白T恤衫和牛仔裤，用脚打着拍子。其中一个脸色红润，长发及腰，另一个脸上骨骼轮廓突出，卷发，低着头，鼻梁和眉骨鲜明。当时的西单过街天桥刚刚被透明的玻璃围成全封闭的环境，温度炙热难以久留，金属栏杆带来生硬的未来感，胶质地面散发着化工厂里的味道。歌手弹琴唱歌的声音在密闭的天桥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混响，像是闷在游泳馆里。
我想讲的故事就是从这一段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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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年正值春节庙会盛行，我和我的发小拿了我爸单位发的一打庙会票，跑去白云观庙会门口以半价出售，赚回来一百多块钱。我们吃了些小吃，就回到西单乱逛。在那个温暖的冬日骄阳下，流浪歌手的一幕闪现在一伙一伙的张佑赫与安七炫之间。我站在那里定睛看着，确实有被击中的感觉——长发、干净的T恤，穷苦的瘦削，以及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芒。
我把卖票赚来的钱丢在了他们面前的琴套上，之后坐了下来。我们互相自我介绍。那天下午，我翻他们的歌本儿，挑里面的歌儿让他们唱，有时候我会一起唱，路过的人有的会放下几块钱就走，连步子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偶尔有人停住，打量一番，眼神好像朝阳大妈。我很警惕地侦查着，以防某个盯着我看的面孔过于像我妈，或者我爸。
我迅速和这群流浪歌手交上了朋友，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但是他们来天桥的时间非常固定，我们提前打好招呼，就在天桥上碰面，坐下来一起玩。偶尔我也背上我的吉他，但是我弹得很烂。刘宁教我弹吉他，一个和弦教一下午，我也学不会。
刘宁24岁，来自大连。他20岁过后离家出走，背上吉他来到北京，火车坐了一半，另外一半路程几乎是走着过来的。然后他就来天桥唱歌了。在老家的时候，刘宁在酒吧里做服务生。我提到电影里对妓女的同情，把妓女浪漫化文学化的时候，他跟我讲，在老家的酒吧，他们这些服务生和妓女一起玩，很友好地一起喝酒，这些女孩并没有什么悲惨的身世，也没有凄惨的爱情故事或者是值得同情的地方，她们和所有人一样，找了一份工作，只是这份工作对她们来讲相对省力，来钱更快。刘宁自己倒是比较嫌弃这些女孩，他觉得那些女孩都好吃懒做，喜欢讨好人。他觉得她们习惯性地往男服务生身上扑，撒娇耍赖的样子让人腻歪。
李小平要开朗一些。他是湖南人，二十出头，当时正在交往一个女朋友，女孩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学生。那个女孩相貌平平，少言寡语，后来来天桥上接过他。我问李小平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因为口音问题，我真的听不懂他说的“平”字，于是他拿起身边的一个装了白开水的罐头瓶，说“就是这个”。老实说，在认识他们之前，我都没见过外地人，也没跟有口音的人讲过话，西单商场的售货员当时都是要有北京市户口的，这样比起来，我感觉自己有点寒碜，北京小孩就像井底之蛙，优越感简直就是传说。为人低调，玩命谦和是我家的家规，我爸妈都是政府的公务员，爸爸和他的哥哥们全都老老实实地入了党，小心翼翼地做人。当时我连去外地旅游都没有过。那时候也不流行旅游。
陆陆续续，我还见过好多流浪歌手，有一个小眼睛的男孩，看起来简直比我还小，听说他21岁，山东人，但是瘦小得像福建人，头发又直又长，油油的。刘宁说他叫小彬，“家里可有钱了，因为在家受宠，所以叛逆，离家出走来到了北京，也像模像样地过穷日子，当流浪歌手，他在另外一个地下通道里唱歌，追他的女孩可多了，都是你们北京女孩，他爱跟女孩搭话，也会讨好女孩，别看长得一般，他是这群人里最受女孩欢迎的。”不一会，小彬就走过来主动和我打招呼，他确实很招人疼爱。有一个女孩从天桥另一端走过来，大声高喊小彬的名字，打断了唱歌的声音。这个女孩微微有点胖，短发，笑起来有酒窝，她穿过人群走过来。他们说那是小彬现在的女朋友。她蹲下来的时候，牛仔裤的上沿露着股沟。这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这简直是我第一次和这样的女孩牵连在同一个群体里，我虽然能感觉到开放的女孩“辣眼睛”，另一方面又羡慕那种“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好啦，她是接小彬“收工”的，到点儿了，我们也都一起收工，各自回家了。
整整一个寒假，我都用各种借口搪塞我妈，下午溜出去在天桥上和流浪歌手们碰面，那一个月里，我才知道，流浪歌手是一个群体，他们分头在不同的地下通道，或者地铁里唱歌，像西单天桥这样的全封闭天桥是唯一的。别的流浪歌手也会突然造访西单天桥，就跟串门一样。
我认识的这些人是北京的第三代流浪歌手，第一代歌手已经都洗手不干了，现在混出头的，最有名的一个叫尹吾，我在马可波罗饭店二层的大世界音像买到了他的专辑《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由“新蜂”唱片出版，后来他又为国产的网游写过主题曲《繁殖吧生命短促啊》，再后来，我在高晓松写的《青春无悔》那张专辑里，在几首歌的伴唱里找到了他的名字。我的朋友都说并不认识他，但他是元老，算得上神级人物，因为他最终混进了唱片签约的队伍里。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尹吾了不起，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奋斗的标杆吧。
第二代流浪歌手里面最著名的叫黄山，他的老家就在黄山，出来唱歌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我印象中，黄山拎着吉他来过一次西单天桥，打了个招呼抽了一根烟就走了。我感觉就像大人物造访一样，一天心情都很欢快。当时我买了一张黄山自己录制的专辑，真的好厉害，自己有专辑了，里面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也就是说，黄山是北京流浪歌手里面的一个明星。刘宁指着这张专辑说“我正在攒钱，想录一张专辑。”我问他“那你有自己的歌了吗？”他说“有几首了，正在写。”我高兴极了，那太好了，他这是朝着流浪歌手里的明星在前进。
还有一个朋友，叫古今。他来天桥好几回了，我觉得他有趣，他自己录的专辑是彩色印刷的，封面上他半张着嘴，端着一盘豆腐，专辑的名字就叫《一盘豆腐》，到现在我都记得有一首歌是“淅沥沥的小雨就这么的下，下了整整三天半”。我当时并不是特别喜欢古今的专辑，有点软，像是校园民谣的小调。
有一天还来了一个老前辈，叫张可飘，也是又长又直的头发，油乎乎地扎成一个马尾，不像流浪歌手，倒是像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他的专辑封面上有个手写的“兽”字，他坐下来，客串唱了一首歌，感觉挺像那个“兽”字，很粗暴也没什么旋律。
刘宁告诉我，在天桥上唱歌，就要唱《灰姑娘》，所以我跟他们一起最早学会弹唱的就是《灰姑娘》。刘宁还说，任贤齐、赵传什么的最好卖，给钱的人多，但是他们又不喜欢唱，许巍的歌算是折中曲目，最好听的莫过于《故乡》。
25岁我真正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的困扰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故乡感。其实到了现在，我已经32岁了，还是没有故乡感。前不久听我爸说，爷爷的院子要卖掉，我忽然眼泪就掉了，心慌，感觉再也不愿意去西单那个地方了，就像是你的家族徽章又一次没有了，而且是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尹吾专辑封面
黄山的专辑封面
古今的专辑封面
张可飘的专辑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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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宁开始省吃俭用，他说他一天只吃一个馅饼。他给我讲过他老家的海鲜馅饺子多么好吃，他知道有个地方做得很地道，他如果带着我们去吃，一共可以花几块钱。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是白痴，因为我有一个贤妻良母的妈妈，我几乎就没在外面饭馆吃过几顿饭，更别提去吃饺子或者其他的东西。
那天，我和我的发小决定在不上课的日子里，光顾我们的流浪歌手的朋友家。我的发小也住在西单附近，有时候也会来天桥上找我玩，她是一个学霸，但是非常好玩的那种学霸，谈恋爱比我们都早，化妆也比我们早，总之韩国城的每个摊位她都很熟悉。
我其实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是不是树村。我和我的发小去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去了刘宁和李小平住的地方。说真的，我一进门就哭了，我也想象过穷困的人，但等我亲眼见到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刘宁的房间打开门，三分之二都是床，还剩下一个抽屉坏掉的斗柜，李小平的房间有一个硬板铁管单人床，墙壁上贴着两张白纸拼起来的一副字，上面写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全文。
我用他们院子里一个小煤气炉做了一顿晚饭，当然是十分简陋的晚饭。然后我在刘宁住处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墙壁上糊满报纸，随便哪里都可以下笔。
是的，我当时已经开始写诗了。我住在四合院里，半夜开着门，外面漆黑一团，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听着Tom waits和Nick Cave，写一篇篇的文章，从一些情绪纪实，发展到一篇篇短篇小说，后来再到一首首诗，偶尔还会给自己配一点画儿。我的睡眠时间是上午前四节课，我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好运，连续遇到了三位语文老师都格外照顾我，她们一开始对我非常生气，后来逐渐建立信任，她们可以每天阅读到我头一天晚上写的东西，然后像写信交流一样，给我写下一些感受，再在上课前若无其事地还给我，并且对我在课堂上的蒙头大睡表示不以为然。她们逐渐不再以教学标准要求我，甚至向我借阅一些书籍，这给了我巨大的自由空间去尝试写作。
那次在刘宁送我们去车站回家的路上，我指了指远处一个小区的房子问，“你会不会看到这样的灯火，也会希望自己能停下来，过日子？”我当时肯定是因为天黑伤感，才问了这么一个傻逼问题，没想到刘宁说：“会。”
一周之后的周末，在天桥上，我们如期聚会，刘宁拿了一张专辑给我，封面是黑白的照片印刷，他说苦恼了很久的最后一首歌终于写了，然后就进录音棚录了，那首歌是写给我的。
为录这样一张专辑，刘宁只能保持每天只吃一个馅饼。于是，我也每天只吃一个馅饼。刘宁和李小平的房间都是木板床，没有取暖设备，于是我也撤掉床上的所有被褥，关掉通向我这屋的土暖气，只盖着一床薄被。
每天夜里的写作和阅读，让我悲伤极了，有一度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心脏，因为它总是突然间每分钟就跳到140下。也有一度，我连续做噩梦，连续了三个月之久，一天都没有停过，大哭着醒来，然后被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带到学校里，继续趴在桌子上睡，甚至有好几次我都认为，在课桌上睡更踏实。
我们家的位置是可以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的，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整点报时，先是半分钟的《东方红》配乐，接下来就是敲钟。我们家还可以听到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奏国歌，国旗升起的时间点每天都不一样，是随着太阳升起设定的时间。国歌响起的一瞬间，准有一声鸟叫。
有一次，我因为不想睡觉，而早早出门打算走到学校去。西单购物中心的广场格外冷清干净，雾蒙蒙的，没有半个人影，所有的张佑赫和安七炫都不在那儿。我穿着牛仔夹克，插着裤子口袋走着。有一辆自行车从我旁边穿过去，车上的人回手拍了我的胸脯，我原地定在那里看着他，他一边骑远，一边回身望着我，一脸诡异的笑。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摸胸的流氓，而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可能是因为牛仔夹克太厚，也可能是苦行的人穿行在噩梦里不惧怕这些。
整整一个月，我饱受饥饿和寒冷，是真的饿和真的冷，我感觉到，我离我的朋友们越来越近了，我就是他们了。那些夜晚，我蜷缩在床上读《灿烂涅槃》。我妈妈当时可能也挺担心的，虽然她夸奖我把院里的核桃树干用油画颜料涂得五颜六色。当我哭着醒来，她认为是祖宅里上演过的故事留下的气氛给我造成了压力，她开始催促我爸搬家。
一个月之后，我突然决定吃一顿饱饭，我想起刘宁说的那句“会”。他们希望越过越好，我也应该越过越好，而不是这样体验穷苦。我们是一类人，尽管现状或起点并不一样，但我们是一类人的这种直觉使我穿过张佑赫们，坐在了流浪歌手的身旁，我想可能就是那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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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长此以往，我的学习成绩没有起色。倒是我写东西的本子越来越厚，我在半夜里录下的FM97.4张有待的节目磁带，覆盖了我几乎所有的英语磁带，第二天，我再按照《通俗歌曲》杂志上的信息，一一对照有待的节目，标记出播放了哪些歌曲。我的书柜日渐丰满，CD架子也塞得满满当当。满屋子贴着我画的画儿，只有颜色没有什么轮廓。
我节约了每个月150块钱的饭费，全部花在了买碟和买书上，新街口离学校不远，打口碟没落，黄标碟兴起，国内小厂牌的碟在大世界音像店全部买得到，王凡或者苍蝇乐队，都是那时候纳入我的收藏柜里的。而当时我最最喜欢的是张楚。
北京当时不流行念艺术学校，艺校的学生都是因为学习太差被学校劝退，一技之长也被看作是差等生的标志。在高二，我们会经历会考，也就是各门科目的结业考试，一共八门课，通过四门以上，才有机会念高三，参加高考。而当时我的成绩很差，老师们因为对我的特殊关照而无法管教我，我被劝退的可能性极大。由于我在学校也不属于坏学生，老师也不愿意请我家长，老师总是很悲怜和喜爱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时候就哭，说是我能触及到她们情感深处的一些东西，我妈其实挺不屑这些的，所以她不知道我的成绩其实已在悬崖边儿上。
我和我的流浪歌手朋友们说了这个让我焦虑的事情，虽说焦虑，但是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到焦虑，只是觉得我学习很差这事将尽人皆知，而感觉到危险。李小平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你怕什么，我们正计划南下！”刘宁也点点头：“你要真是考完试会被劝退，你跟我们走吧。”
好激动呀，我即将离家出走！
有一刻，那种一闪一闪的自由的光，就像是我能修好的电源线短路（我确实很喜欢修理各种电路）。别说现在回想了，就连当时，我都觉得那只是一场内心戏。
我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唯一一次夺门而去，是跑到学校找我的语文老师，她带我去了图书大厦，带我读了两个小时的丰子恺，然后买了一双班尼路的袜子，送我回家。我妈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两个小时，才肯让我进屋。
当然，我的会考成绩通过了六门，而且根本没有四门不通过即劝退的说法。我会顺利地参加补考，即使两次补考仍未通过，我只能拿到高中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我也能参加高考继续念大学。
但这接下来的一年，格外漫长。
刘宁专辑内页
刘宁专辑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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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02年，我17岁。
刘宁的新专辑花费了他积攒一年的辛苦钱，也没有任何好消息，20块钱一张的专辑销售量也不多。具体说起来，就是有一张专辑在琴套上摆着，显得多了一分资历，第三代流浪歌手也都混成老江湖了。李小平还和他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女朋友谈着恋爱，而且同居了，偶尔会接到一些剧组的活儿，挣一点零花钱，他倒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音乐梦想，只是很开心地举起装着白开水的罐头瓶，喝之前指着瓶子打趣说：“这是我。”
又一年冬天到来，那是天桥上最难熬的季节。周末来临，我从购物中心旁边的小路拐过来抬头看，几个星期，都没有看到那几个位置固定的人影。我又转身走回去。
连续两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出现在天桥上。直到过完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刘宁，他说：“下午过来天桥吧，我们回来了，在那里聚会。”也挺奇怪的，我当时也没有手机，我是怎样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呢？
下午我如约去了天桥，他们一行七八个人站在天桥上，没有一个人背着琴，没人打算弹琴唱歌。他们都捂着羽绒服，戴着毛线帽子。我冲过去，一一扯掉他们的帽子，嘴里喊着：“还装逼戴上了帽子。”而一边扯帽子，我的嗓音就开始颤抖，他们也都站着不说话，任我扯。最后一个帽子被扯掉之后，我蹲在地上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