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本生气的书，让我们看到世界背面

既然我们将性暴力看作由整个社会造成的不幸，那么为了拯救这些不幸，就只能靠发动社会整体的力量来予以挽回。但 在房思琪的悲剧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朋友、家庭还是社会，都遗憾地缺席了这场拯救。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难题，我想不仅是在中国，放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如此。《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这样一部与爱情、女性有关的作品，作者是已故女作家——林奕含。

虽然这是一本关于爱情和女性的书，但它很特别，因为它描述了一段“不正常的爱情”，和一个“不正常的女性”。这本书很美，也很残酷。 说它美，不仅是因为这本书的文字美，而且它的作者也很美；说它残酷，是因为这本书呈现的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悲剧，而这场悲剧不仅在书中上演，也最终在现实世界里成为了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件。

这本书的作者很年轻，但她可能经历了其他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也不会经历的事情。这本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很特殊，因为它不仅在海峡两岸的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很大的讨论和风波，其影响力还上升到了社会层面，引发了人们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关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

在2019年的国际妇女节期间，有这样一则社会新闻报道：

在2018年，葡萄牙有28名女性因为家庭暴力事件丧生，比2017年增加了8人，创下了这个国家该类案件的历史最高纪录。而2019年年初的三个月，这个国家又增加了11名女性受害人，引发了全国性的声讨和警示。葡萄牙政府宣布为所有受害者举行哀悼，日期定为国际妇女节的前一天，3月7日当天，葡萄牙政府降半旗以示哀悼。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全世界都更加关注针对女性的社会暴力现象。除了家庭暴力以外，还有最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性暴力事件。

但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性暴力和性犯罪事件，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情况都非常特殊，也很容易引起争议。为了让大家对这类事件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16年，警方一共接到了1.3万起性侵案件的通报，但其中只有大约四千起案件会得到警方处理，不到三分之一。而在这四千个案件里，大概只有一半会得到正式起诉，也就是说起诉率是15%左右。

为什么和其他犯罪比较起来，这类事件更难以处理，也更容易引发争议呢？《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从一个性暴力“幸存者”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通常我们很少用“幸存者”这个词去指涉其他种类犯罪的受害者，因为我们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被偷、被抢、被打的人。当用到“幸存”这个词时，仿佛都在描述一种屠杀，像是二战集中营、校园枪击事件、恐怖袭击等。之所以会用“幸存者”这个词来形容性暴力受害者，是因为这种暴力和屠杀有一个相似点。 某种程度上，性暴力不完全是由个人施加的，而是整个社会施加给受害者的。更进一步说，是受害人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双重不平等所造成的。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故事从两个小女孩的一段友谊开始。房思琪和刘怡婷是一对从小一起玩的朋友，打从有记忆以来，房家和刘家就一直是邻居，两人的感情如同亲姐妹甚至双胞胎一般。房家和刘家的家境都不错，算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两家人住在同一栋公寓楼的七楼。

这栋公寓一共有八层，顶层住着的是钱家人，钱家长子叫钱一维，留美归国，事业有成，背景“无可挑剔”，外貌“赏心悦目”。钱一维的新婚妻子叫许伊纹，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嫁入钱家。许伊纹同样出身名门，嫁给钱一维之前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为了婚姻而主动放弃了学业以及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职业理想。

在房思琪和刘怡婷这两个小女生眼里，钱一维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依然是她们心中帅气的大哥哥。而伊纹姐姐则是她们最喜欢的人，也是她们最早的“文学领路人”，两人经常去楼上串门，听伊纹姐姐给她们讲读各种中外文学名著，许伊纹也非常喜欢这两个可爱的，并且在文学上非常有天赋的女孩子。 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之外，许伊纹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她们的交流既是一种精神排解，也能化解一些职业理想上的遗憾。

但在思琪和怡婷这两个女孩子心里，相貌上排名第一的男性邻居还不是钱一维，而是住在六楼的李国华老师。李老师年纪在五十岁上下，是台湾补教班的明星语文老师，所谓补教班，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课后补习班。家长都很看重学历，教育系统的等级也是层层分明的。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有名牌学校、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这样的区别；就连在同一所中学，也有资优班和普通班的区别。因此要进入资优班，考进名牌学校，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单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各类课后的补习班和补习机构应运而生，因此大部分中小学生始终要面对比较大的学习和考试压力，课余时间还要去各种补习班上课。

李国华老师和夫人、女儿一家三口，也是和房家、刘家往来频繁的邻居之一。故事开始的时候，房思琪和刘怡婷刚好小学毕业，正准备升入中学。在邻居们的聚会聊天中，李国华得知许伊纹正在给思琪和怡婷两个孩子讲读文学，看到她们书架上的书，和大学生的阅读水平差不多，于是对两个孩子的文学热情和天赋赞叹不已。 他主动提出让两个孩子每周各写一篇作文，然后单独到他家给她们辅导语文，做进一步提升，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实际上，李国华提出给她们单独辅导，这一做法的心思并不单纯。

伊纹虽然心中有所疑虑，但也没想太多。两个孩子的父母则对这位明星补教老师能够给自己的孩子单独“开小灶”欣喜不已，况且还是免费的，因此也没有半点犹豫，觉得此事顺理成章。

终于，在这个外表看似光鲜，邻里关系看似和睦的大楼里，悲剧发生了。 李国华借由给房思琪单独辅导作文课的机会，在书房里强暴了她。事后，房思琪没有将真实情况透露给任何人。从十三岁到十八岁，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房思琪和大她三十七岁的李国华一直维持着畸形的情感和肉体关系，直到她因为这件事发疯，在山里被人发现并救起，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由于除了李国华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思琪的意外情况让所有人都困惑不已。

不久之后，怡婷和伊纹发现了藏在房思琪房间里的一本日记。她们通过这本日记才最终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也发现了李国华的真面目。原来，李国华常年以来一直利用自己作为补教老师的职权，与多名女学生发生过关系。 为了控制这些女生，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她们进行“情感绑架”，李国华使用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甚至还包括强暴、恐吓、威逼利诱等各种极端的手段 ，但他一直隐藏得很好，没有任何人发现，也没有任何被他伤害过的女生来找他的麻烦。

得知真相后，伊纹和怡婷本想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但律师告诉她们，由于缺乏客观证据，仅仅通过日记是无法定罪的，甚至可能被对方反咬一口损害到自身名誉，她们最终只好选择放弃。最后，李国华依然逍遥法外，而 邻居们则认为房思琪发疯，是“读了太多文学”导致的。

在故事的结尾，伊纹鼓励怡婷，作为思琪的好朋友、灵魂的双胞胎，她应该好好替思琪活下去，去替她经历所有她没机会去经历的生活，去感受那些最真实的幸福和痛苦；同时应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因为 房思琪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当我们分析故事中的暴力事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暴力，都可以分别站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这两种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让这种暴力产生的不平等状态。

首先我们来说说“年龄”这个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大家都知道，在东亚文化的伦理体系中， 君臣、父子、师生等各种社会关系，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不对等的状态。 而受到“尊师重道”这一道德观念的影响，师生关系也是这种不对等关系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老师对于学生来讲，其年龄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岁数比学生大，更体现在人们默认年龄背后就一定包含着相应的资历优势和经验优势。这是老师对于学生可以形成文化权威的社会观念来源之一。在故事中，身为教育行业资深人士的李国华，要比刚刚小学毕业的房思琪大三十七岁，无论在学业还是生活上，都自然而然扮演起老师和长辈的角色。

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学生不应该反抗老师，因此房思琪对李国华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出极其顺从的状态。 而师生恋更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因为打破伦理关系的恋情甚至可以被称作是“乱伦”，因此房思琪被深深禁锢在这个道德陷阱之中，无法脱身，也不敢大声求助。

她甚至不得不完全扭曲自己，告诉自己不仅要喜欢老师，还要爱老师，因为爱是最能包容一切的： 爱人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可以被允许的，爱人无论对自己做什么，也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虽然女主角深陷困境，但不代表她没有任何作为。实际上，作者林奕含有意想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让女主角房思琪去试探性地突破这层不平等关系。在李国华强暴了房思琪之后， 他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思琪，“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美”不属于它自己，“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

这理由听起来无比荒唐，但如果把“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这样的话置于一个文学的情景中，或者一对相爱的情侣之间，就发现这种话语是完全成立的。在故事中，女主角所能做的第一层突破，就是自身思想上的突破：让自己从曾经懵懂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从对老师的文学权威的迷信中跳脱出来。

当她能够冷静看待的时候，就发现李国华这种“说爱如说教”甚至之后实施了强暴、性虐待，却仍然用一套看似美好的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畸形的、矛盾的思想体系，但又是一种对施暴者自己无限宽容的思想体系。 看透了这层关系，思琪就已经从这场畸形的关系以及包围着自己的罪恶感中跳出来一小步。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说“年龄”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因素，还在于儿童和成年人的心理关系上。我们小的时候常被家长教育，不要随便听信陌生人的话，但这种心理上的防备是很容易被撤销的，因为我们的成长紧紧依赖于成年人和长辈的引导。正因如此，儿童很容易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获得某种身份担保的成年人（比如亲戚长辈、学校老师、父母的朋友或同事等）产生信任感。

故事中怡婷和思琪第一次在电梯里碰到李国华时，“她们本能地防备男性。可是眼前的人，年纪似乎已经过了需要守备的界限。……李国华知道自己被判定为安全的，第一次感谢岁月。”可以看出， 李国华正是利用了这种年轻人对成年人本能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利用了这种年龄上的不平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也用一种非常不道德的方式利用了知识，对那些在知识的荒漠里寻找水源的学生来说，获取知识不仅是因为知识本身是有魅力的，更因为在升学主义的重压之下，这些学生正处在一种孤立、贫乏、缺少精神支柱的状态之中。

而李国华老师正是给这群如饥似渴的学生提供水源的人。而为了以最“便利”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他选择对身边这群对他充满信任、敬仰和爱戴的学生下手，把这些学生变成自己的猎物，扼杀她们的青春。

第二个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是“性别”。 中文中关于婚姻的表达，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延伸，就是“嫁”和“娶”这两个字。在英文中，“嫁”和“娶”都可以用一个单词表示，就是“marry”，无论哪一个性别作为主语在前，都统一使用这个单词。而在中文里，“嫁”和“娶”则严格对应着女性和男性主语，女生结婚一定要说“嫁”给了丈夫，男生结婚则一定说“娶”了一个妻子。而通常在婚后，女方到男方家生活，照顾公婆，被看作是理所应当。

但针对男方去女方家里生活，我们则发明出了很多专有名词：比如倒插门、入赘、上门女婿等，这些词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就是个普通的词，但在古时候，或者现在相对保守的农村地区，这样的词还暗含着一层贬义和嘲讽。

从这些字词背后的文化和使用习惯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中国在男女关系上的某些不平等的状态，尤其是在男女感情及其相关的婚姻和家庭分工问题上。在故事中，与思琪、怡婷关系亲密的伊纹姐姐就是遭受这种性别不平等待遇的例子。

为了婚姻生活，她放弃了自己非常喜爱的文学专业和职业道路嫁入钱家，曾经的许伊纹女士变成了“钱太太”。 钱家的公公婆婆看到伊纹在家里看文学相关的书籍时，很瞧不上眼，甚至还会冷嘲热讽，因为他们觉得“肚子是拿来生孩子的，不是拿来装书的”。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是，无论是钱一维的父母还是介绍伊纹嫁入钱家的邻居，都向伊纹隐瞒了钱一维一个非常恶劣的缺陷，就是这个男人不仅酗酒，而且喝醉后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婚后不久就整日出去喝酒应酬，回来后便对妻子拳脚相加，打得她体无完肤。而伊纹碍于面子和自尊心，不得不对钱一维的暴力相向忍气吞声。

原本，伊纹作为思琪她们的“文学保姆”，是两个孩子最喜欢、最信任的成年人。思琪遭遇强暴的惨剧发生后，她最有可能倾诉秘密的对象也只有伊纹。但因为伊纹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让思琪觉得自己没法再将更多的痛苦倾倒在她身上，因此直到最后自己发疯也没有将真实遭遇说出口。

反观李国华，正是利用了这种性别上的不平等观念，来一步步扩张自己的。 前面提到，在诱奸房思琪之前，李国华狩猎女学生的经验已经相当老到了。他非常善于把控这些女生的心理，同时利用社会道德方面的压力，来达到控制这些女生的目的。

他很了解这些比他年幼很多的女学生在感情方面的弱势，因此在与她们发生关系之后，他会用各种花言巧语与谈情说爱的修辞来包装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在初次强暴了思琪之后，李国华对思琪说：

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你可以责备我走太远。你可以责备我做太过。但是你能责备我的爱吗？你能责备自己的美吗？更何况，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李国华把原本充满暴力的强奸弱化成了诱奸，进而把这种关系包裹在一层虚假的爱恋关系的糖衣里面。 同时李国华也知道“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不仅能把这些他已经伤害过的女孩推回他身边，还会缝住她们的嘴。

房思琪曾经有几次寻求“场外援助”的机会，但却没能得到任何有效的回馈。第一次求助，是向自己的朋友怡婷。思琪曾试探性地问怡婷，如果自己“跟李老师在一起，你会生气吗”，而怡婷却将思琪的状况理解为不伦的师生恋和狗血的第三者剧情，回答她说：“你真的好恶心，我没办法再跟你说话了。”第二次求助，是向自己的父母。思琪在饭桌上试探性地和自己的父母提到，“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而母亲的回答是：“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还没开学。另一次，思琪又试图用更明显一些的方式向父母诉说，她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母亲的反应竟然是“小小年纪就这么骚”。于是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很多人可能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女生应该利用网络向社会寻求帮助。可惜书中给出了一个失败的案例：受害者之一郭晓奇在被李国华抛弃时，便决定将自己的悲惨遭遇曝光在网络论坛上，结果她得到的不是同情和理解，而是侮辱和谩骂。人们将这种故事理解为肥皂剧中常见的三角关系：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一个年轻貌美的情妇，一个备受伤害的妻子。 而作为第三者的女性，常常是人们率先进行道德批判的对象。

从上面的故事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他们所处的状况是非常特殊的。 他们在向自己周围的亲友发出“救援信号”的时候，不会像其他类型的犯罪受害者一样直接说明情况，然后拨通报警电话。他们放出的信息近乎一种“暗号”。因为性暴力伤害的不单单是人的身体，更多伤害的是他们的精神与感情。尤其是女性，她们还要面对社会道德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迫于这些压力，他们也许不会，也不太敢向周围的人们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用本书的评论者张亦绚的话来说，这些性暴力受害者的“语言未能承载核心经验”，因此他们的表达是不直接的。

第二个问题：作为家庭和社会成员，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女性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能像处理其他是非问题一样，对这些受害者的问题做出“是”或者“否”的二元论断。 对房思琪来说，她已经努力突破了自己的情感束缚和不必要的罪责感，释放出了渴望和朋友及家人沟通的信号。但她得到的不是交流，而是批判。

这好比对方出了一道阅读理解题，而我们却按照判断题的方式去回答了对方，这样的沟通是无效的，是没能成功破译出被害人给出的“暗号”。放在现实中来看，这样的沟通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加剧了受害者的自我封闭——这些受害人好不容易从施暴者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但我们不仅没能够及时伸手把他们从危险边缘拉回来，反而把他们搡回了笼子里，还加上了一把新的锁。

既然我们将性暴力看作是由整个社会造成的不幸，那么为了拯救这些不幸，就只能靠发动社会整体的力量来予以挽回。但在房思琪的悲剧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朋友、家庭还是社会，都遗憾地缺席了这场拯救，或者没能给予正面的反馈。处在精神旋涡中的房思琪们，没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旋涡，反而成了孤立的个体，最终越陷越深。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