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障需求爆发，规模与价值并举
寿险行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力，从2011年增速触底开始，连续5年增速上行。2016年，寿险全行业实现保费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31.72%，2017年从开门红数据来看，增速再上新台阶，前两个月寿险保费增速35%。上市保险公司个人代理数量大幅增加，个险保费比例上升，助力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实现跨越式增长。
2.多重因素叠加，保险内生性需求集中释放
根据国际保险行业发展的S曲线，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保险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保险密度上升的斜率会大幅提升。我国2016年人均GDP为8866美元，从理论上来看，即将进入保险需求内生爆发的阶段。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的保险需求爆发会提前启动，现阶段已经处于启动的进程当中，这与我们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家庭负债率上升等有直接关系。居民自由财富增加，为保险消费奠定购买力基础。人口老龄化、教育程度提升以及储蓄率水平下降催生风险保障需求，逐步改善保险行业供大于求的格局。
3.三差结构改善，引导价值持续增长
面对投资收益率不断下降，保险公司专注于利差的经营模式即将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利差的被动缩减和死差费差的主动扩大，三差结构更加趋于均衡，风险因素逐步消解。短期内，利差下降会对公司价值增速造成一定冲击，但受益于外部需求爆发和内部个险增加，死差费差将很快弥补利差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4.投资建议：
当前保险公司PEV处于历史低位，股价被长期低估，我们认为制约股价的因素是利差模式背后所隐藏的较大风险，而随着三差结构的均衡和无风险利率的逐步上升，将引导PEV逐步上升，保险股存在价值重估的机会。叠加需求爆发和渠道改善，我们认为整个寿险行业将迎来行业的黄金时代。我们推荐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并且强烈推荐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转型需求迫切烈且转型效果显著，当前PEV均不足1倍，未来增长潜力大，结合EV增长速度和精算假设调整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2017年EV仍将保持10%以上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我们给予2017年1.2倍PEV，目标价分别为36元、55元。
寿险行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力，从2011年增速触底开始，连续5年增速上行。（本文主要研究寿险行业，若无说明则所用数据均为寿险数据）。2016年，寿险全行业实现保费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31.72%，2017年从开门红数据来看，增速再上新台阶，前两个月寿险保费增速35%。
上市公司中，新华保险因主动收缩趸交保费使2016年保费收入仅上升0.63%外，其他三家均实现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寿险保费收入分别同比上升18.28%、24.67%和26.5%。2017年一季度四家公司分别为国寿22%，平安36%，太保29%，新华-20%。
保费收入的驱动因素众多：渠道的变迁（2000年个险崛起，08年银保的放量），宏观的影响（1999年前的负利率保单）、资本市场的波动（08年危机后的攀升），但最根本的决定中长期趋势的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此轮从2011年开始的长周期保费加速增长正是体现了这个逻辑。
对当前保险行业的分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短期的市场和监管因素，虽然这两者对行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理解深层次逻辑才能把握住投资机会。我们认为保险行业已经进入了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黄金周期，主要原因如下：
1）经济发展态势平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奠定保费的购买力基础；
2）人口结构趋老龄化，以寿险、健康险为主的人身险需求上升；
3）社会财富形态产生剧烈变革，保障功能需求上升，保险成为储蓄替代品；
4）保险公司战略调整，渠道结构和缴费方式主动优化，引导寿险占比上升。
在渠道方面，个人代理渠道开始发力，引导产品结构向价值转型。2016年，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的个人代理渠道占比分别为70.34%、94.81%、65.27%和84.0%。而且首年业务中，期缴业务增多，趸交得到控制。
偿二代正式实施，四家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渐强，资本充足助力业务规模持续增长。2016年底，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人寿的寿险综合偿付充足率分别为297.16%、225.9%、257.0%和281.3%。
四家公司的内含价值均保持10%以上增长，中长期利润增厚为短期利润释放奠定坚实基础。新业务价值呈现惊人增长态势，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分别达到56.4%、64.75%、58.38%和57.82%。受益于偿二代体系政策红利和渠道价值转型，我们判断这种增长趋势在2017年仍将延续。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关键时期，整体仍然保持高位运行，存量资产有望向保险消费加速转化。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的保费深度和保费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保险行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根据国际保险行业发展的S曲线，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保险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保险密度上升的斜率会大幅提升。我国2016年人均GDP为8866美元，从理论上来看，即将进入保险需求内生爆发的阶段。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的保险需求爆发会提前启动，现阶段已经处于启动的进程当中，这与我们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家庭负债率上升等有直接关系。
人口老龄化加剧，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逐年上升，2016年达到10.80%。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对医疗、养老、殡葬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健康险和寿险在此方面有最天然的协同优势，潜在需求大大增加。
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小型化继续加强，截止2010年户均人口仅有3.10人，越来越多的家庭形成“两大养四老”的格局，家庭赡养压力增大，急需社会化的、规模化的赡养功能外包化来解决相关问题。另外，出于平抑家庭支出的考虑，也急需建立大规模的风险转移机制。而健康险、养老险、寿险在这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是众多家庭解决赡养问题的有效途径。
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样能提升普通民众对保险的正确认识，进而提升保险需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拥有高中以上文凭的人口占比达到22.96%，比2000年提高8.2%，为保险的普及提供了认识基础。另外，城镇化或者都市化进程的提速对保险也提出了潜在需求，保险成为代替原用以养老的传统生产资料的有力工具。
按照商品属性划分，保险属于非需求商品（unsought product）。对消费者而言，保险的本质是风险转移与风险补偿，在没有意识到风险存在时保险需求不会产生。我们认为，风险意识的提升才是保险需求爆发的充分条件，而财富提升仅提供保险的购买力基础，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只提供风险认知。
因此，当前提升风险意识进而激发保险需求的是负债而非财富。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高积累、低分配”政策，较低的财富保障致使提高储蓄成为我国当前财富主力一代穷尽大半辈子所追求的目标，提高储蓄能用于养老并且能缓冲不可预知的大额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保险的性质，这也是我国长期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长期低增长的劳动收入与某些定价奇高的必需品存在不匹配，致使储蓄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比如房价收入比。这个过程是，有买房需求的一代因收入不足而将父辈的财富——主要成分是储蓄——拖入到购房的交易中。一个很自然的结论是，已买房的家庭必将耗尽两代人的储蓄，而尚未买房家庭的则继续提高储蓄。我们的保险需求则主要来自前者，后者则具备同等水平或者更高水平的潜在需求。
面对最直接的财务杠杆——房贷，以及“两大养四老和两小”的赡养抚养义务，已失去储蓄保障的家庭主要收入者面临最大的压力——一旦家庭的中流砥柱失去劳动力或收入中断，这个紧平衡的财务体系将难以为继甚至崩解。房产对储蓄的替代意味着，这个脆弱的家庭需要寻找一种低成本的保障体系来弥补保障功能的缺失，而保险为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巨大的显性的房贷负债压力和同样巨大的隐形的赡养负债压力，使家庭的风险意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一旦身边发生类似的不幸时，这种风险规避的需求会显得更加迫切。
另外这将使得保险的普惠金融功能越发减弱，因为每月能按时还贷的至少已是中产，而如果再向上到高收入群体或高净值人群，则保险的需求发生异化，比如为规避遗产税的大额寿险保单需求。因此，保险公司也越来越聚焦中产和高净值人群，客户群体向具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群转移。中国平安2016年年报显示，中产及以上客户占比已达62.4%，而且客户财富等级越高、持有平安的合同数越多，价值越大。
在普遍性保障功能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强行向住户部门加杠杆，后果则是经过购买力选择，家庭的保障性资产储蓄被高定价的不稳定性资产所替代，继而引发风险意识和保障需求的提升。这就足以使得保障型的保险供需关系发生转变，保险公司的营销管理不再被动。
2015年保险代理人准入资格考试取消，各保险公司抓住契机加速发展保险个人代理渠道，个险代理人数爆发。截止2016年底，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的个险代理人分别达到149.5万、111万、65.3万和32.8万，分别增长52.71%、27.69%、35.48%和26.64%。
保险代理人数的增加意味着保险公司能直接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且通过改变产品结构，使得长期的期缴的价值型产品规模提升，对客户来说也更贴合保障需求。
保险供小于求格局的改善，不仅能提高保险行业的保费规模，使得稳定性高的死差能够持续扩大。保障需求能让保险公司在销售渠道方面化被动为主动，以及在保险关系管理方面形成规模优势，从而提高费差的规模。也正基于此，保险公司才能纷纷摈弃利差模式，向高价值的保障型产品转型。
保障需求的爆发和个险渠道产能的提升，将自然改变现有保险公司的产品结构，帮助保险公司顺利从利差模式转型，并长期提升保险公司的价值。我们认为，保险产品回归保障，利差将主动缩减而死差费差会被动提升，并且长期来看，保险公司价值将因此稳步上升。
保险姓保意味着保险要回归风险保障的本质，因此死差应是保险公司利润的核心来源，是保险公司运用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真正从保险主业上赚取的利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死差的赚取并非易事。随着医学技术发展，经验死亡率和假设死亡率都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是假设死亡率更是长期的、大量的经验数据积累的成果。在寿险行业发展初期，由于经验数据不足，行业整体呈现死差损是普遍现象。即使在行业成熟期，中小寿险公司想要尝到死差的甜头，也须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三差”当中最不容易产生差损的也是死差，因为只要寿险公司的数据完备、假设死亡率优化程度高，即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死差假设也没有任何调节的空间，一旦死差开始为公司贡献利润，则将是长期的和持续的，也是寿险公司在其他差缩减的情况下应当努力提升的方向。与目前发布的00-03生命表相比，大部分保险公司的实际死差有10个点以上的空间，部分优秀的保险公司超过30个点。
日本邮政保险目前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排名靠前，是一家非常成熟的保险公司。从上图可以看到，日本邮政的死（病）差在2009年之后一直非常稳定，几乎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利差和费差则波动较大。
我国保险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虽有波折但总体平稳，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大型保险公司无论在销售能力还是保单数据方面均具备先发优势，为目前死差的提升奠定了时间基础和数据基础。以新华保险为例，2016年其死差益强势增长了15%，说明大型保险公司在数据经验上已日臻完备，死差利润释放逐步提速。
在向客户收取的毛保费中，除了纯保费外还有一部分是附加保费。如果在某保单的完整生命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低于向投保人收取的附加保费之和（收取的附加保费多寡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假设费用率），则保险公司赚取其中的差，获得费差益。费差除考验寿险公司的产品设计能力外，还考验寿险公司的第二核心竞争力——销售管理能力。
按保险的销售渠道来分，一般有个人代理、银行代销、团体购买、电话销售以及互联网销售等。银行代销和互联网销售由于需要借助第三方，市场竞争环境决定其在费用支出上较为固定，因而很难有费差的产生；团险和电话销售以及其他方式在规模上较小，保险公司也不可能倚重于此而赚取费差；个人代理则不同，由于个人产能、产品类型、地区差异等原因，产生的实际费用率和假设费用率都存在差别，依据竞争环境和产品战略不同，表现为可控的费差益或费差损。
不同的销售渠道所面对的目标客户不同，所销售的产品类型也存在差异，因此销售渠道除对费差产生直接的影响外，对死差和利差以及公司价值都会产生复杂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费差是最易于调整的项目，保险公司在行业竞争阶段往往加大对渠道建设的投入，从而产生长期的费差损，而利用其它差益来弥补费差损，而且即使在行业发展均衡的情况下，费差的稳定性都不及死差。而目前供需结构有望改变，保险公司有望通过控制费差结构而获得正收益。
我们直接使用当年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和管理费之和比上保险公司当年收取的毛保费，并假设某些摊销费用在所有时间区间具备平稳性（事实上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以此评估保险公司的销售管理能力。
从趋势上来看，四家寿险的销售管理费占保费的比例在2013年之后都大幅提升，说明相关费用的上升速度要高于保费增长的速度，对当期利润的负面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原因在于，2013年放开普通型人身险预定利率后，各家均采取了“以量补价”的产品策略，形成的保费负债在资产端也得到强力支持，使得利差益换费差损的状况一直延续至2016年。但各公司对此情况的策略也有差异，中国人寿为维持行业市占率第一而采取的是被动策略，中国平安则为了提升市占率而采取的是较为主动的策略，因此在销售管理费占保费的比例上两家的差异较为显著。
利差是保险公司赚取的额外收益，但这部分额外收益极其重要，尤其是在行业初期普遍死差损和行业充分竞争时期普遍费差损的情况下，利差成为保险公司利润的最重要来源。但利差最不稳定，除考验保险公司第三竞争力——资产管理能力外，几乎百分之百受到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
我们根据保险公司公布的净投资收益率和总投资收益率判断保险公司在特定环境下的资产管理能力。
净投资收益率方面各家存在一定差异，尽管近年来均呈现向上的趋势，但仍能判断出逐渐分化的基础资产选择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平安保持了一定的领先。但从总投资收益率方面来说，各家公司的投资能力则趋同，尽管在基础资产配置上存在差异，却都受到投资环境的一致影响，最终使得总收益率趋于一致。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一方面是各家保险公司出于风控的审慎性，一方面是受制于较为严格的资本管理约束，还有就是各家在面对资本市场时呈现的不同投资理念。
在内外部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周期、外部监管环境、内部运营能力等约束下，追求寿险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对三差线性求和的最大化。不同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差的结构占比。
在寿险行业发展早期，由于保险公司风险识别能力不足和经验数据不足，导致死差损和费差损的现象普遍存在，因而最有可能通过利差益获得利润。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一些中小保险公司身上仍能看到，即疯狂做大规模急切地通过利差获利。
而在行业发展的激烈竞争时期，保险公司主动让渡费差以争取扩大市场份额，费差损普遍存在，甚至通过产品设计定价向投保人让利死差，最终只能通过利差获利。
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增速趋缓，投资受全球资本市场影响较大，因而利差有波动但总体平稳，费差受经济周期影响有波动，死差总体平稳。
而在经济复苏或景气时期，或资本市场活跃时期，通过利差获得利润远远超过死差和费差时，保险公司会主动选择压缩死差和费差，进而做大资产规模，通过利差迅速获利。若外部环境持续，保险公司这样的行为会在边际利差益等于边际其他差损时主动停止。这就可以解释中国寿险行业当前的发展情况：改革开放和制度红利引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近40年，一穷二白的经济底子注定在禀赋上存在缺陷，稀缺的资本要素必然将长时间获得高额回报，直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国寿险行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足的市场化发展进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加速发展保费负债，进而扩大投资资产规模，运用杠杆赚取投资收益从而获得大量利差。
在2013年之前，保险公司的资金收益率与宏观经济增速呈现中性偏强的相关性，但在2013年之后，由于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股票牛市和债券牛市改变了这一相关关系，开始呈现负相关走势。结合资产端的良好局面和产品渠道的共同转型，寿险行业的保费增速也开启了新一轮的强势增长。但到2016年时，资产端的情况有所转变，强势的增长势头被遏制。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资本回报率开始从高位下降，引导风险偏好下降，进而影响投资回报率也逐步下滑。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寿险行业专注于利差的模式或将终结。这也是近年来不少保险公司积极转型的原因。另外，从销售管理费对保费的占比可知，叠加产品和渠道的转型，费差损或许会在短期内改善，而随着保险公司经验数据的储备日渐完整和无序竞争格局的终结，死差益可大幅提升。
我们认为，受利差缩减影响，价值转型甫启，中短期内利差对价值增长率的边际影响较大，而死差则受益于经验数据的完备，在价值贡献上具备高度稳定性，费差则受转型的影响最为直接，在渠道、产品结构上均存在提升的可能。然而死差和费差短期内都难以对利差缩减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弥补，或许所需时间更长，但我们认为供需关系的彻底改变或许会加快这一进程，在2017-2018年即可实现。
利差的式微将改变长期以来保险公司牺牲费差和死差而专注利差的局面，引导保险公司发挥保险的核心竞争力，使保险回到保险姓保的正确轨道上，从而在死差和费差上赚取稳定的收益，并将自然化解监管层一直担心的产品结构风险、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使整个行业的发展回到正确的方向。
面对内外环境的改善和优良的业绩，为何保险股价迟迟不涨？是否估值存在问题？抑或有其他因素影响？
我们首先对估值方法PEV作一般性讨论。
在不考虑2017年EV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四家保险公司的PEV均在1倍左右徘徊。若考虑2017年EV的增长，那么PEV将普遍低于1倍，表明投资人对EV没有信心。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投资人认为精算假设不合理导致报告的EV虚高。基于此，我们对EV作拆解分析：假定经调整的净资产值（NAV）真实有效，然后根据市值倒算出投资人心目中的真实有效业务价值（VIF）。
测算表明，市场对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的有效业务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其背后的精算假设基本合理。而认为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的有效业务价值明显被高估，假设条件或与公司未来发展状况并不相符。
我们认为，这种对假设的不信任实质是对当前保险盈利模式的不信任。即认为在以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下，单纯通过投资已经无法提升公司价值，而投资收益率的下行也表明该模式的经营风险在增加，因此要求提高风险溢价进而对风险贴现率要求增加。另外三差背后隐藏的风险不尽相同，在投资上给予的风险溢价也不一样，因而导致估值存在差异。赚取利差益需要低成本的产品结构以及高收益的投资业绩，这就意味着在保费负债端要选择具备投资需求的客户，而在资产端要具备战胜市场的能力。但我国资本市场波动大周期短，不可预测性高，一旦投资收益下行，不仅影响投资端的业绩，还会导致负债端规模收缩，给保险经营来带双重压力。因而利差模式并不稳定，其所承担的经营风险也最高。费差的赚取依靠公司的销售管理能力，同产品结构相关性高，而产品的结构则取决于市场需求，市场需求的状态确立具备长期性，因而公司可通过在适当时期增加费差占比从而赚取长期利润，风险较小。我们认为，当前以中产负债引发的保险需求正在爆发，对保险公司赚取费差形成直接利好。另外死差的风险最小，因为只要保险公司对客户筛选能力强、经验数据充足，便可长期赚取死差带来的利润，死差的长期稳定性也保证了利润的波动性小，所以风险最低。
承载价值型产品的个险渠道保费规模上升已经表明保险公司开启了转型之路，而且NBV的强势上升已经验证了这个转型的成功。未来随着死差费差占比的上升，EV增长将在利差占比均衡后触底后继续上升，而风险溢价的下降，PEV将呈现上升趋势。
另外，中长期来看，利率的回升有助于保险公司资产端的改善，也有助于消除市场对资产端的担忧。
此外，EV的测算中假设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因而具有滞后性。从2014年开始的长达3年的利率下行周期中，保险公司的EV假设并没有调整，这使得假设与投资者的直观感受产生差异，而且差异逐步走阔。而在2016年利率下行触底时，保险公司纷纷开始下调长端收益率假设，从5.5%-5%，2016年四季度以来，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触底回升，目前已达3.4%水平，较2016年四季度低点提升0.76%。无风险利率伴随紧平衡的货币政策稳步回升，对保险投资构成显著利好。另外，四家上市保险公司在2016年顺势调低远期投资收益率假设，使假设收益率与无风险利率的缺口逐步缩小，有利于减少市场对投资端风险扩大的担忧。
以上分析说明，PEV的长期低估并非因为PEV估值无效，也并非精算假设过多而不具备参考性，而是利差模式和风险溢价调增对其形成了估值制约。未来业绩重回增长通道以及利源结构改变而使风险因素消解，PEV将正确反映市场对保险公司的估值水平。我们认为，当前PEV处于历史底部，保险股价具有很高的安全边际。
需求爆发和渠道改善，我们认为整个寿险行业将迎来行业的黄金时代。我们推荐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并且强烈推荐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转型需求迫切烈且转型效果显著，当前PEV均不足1倍，未来增长潜力大，结合EV增长速度和精算假设调整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2017年EV仍将保持10%以上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我们给予2017年1.2倍PEV，目标价分别为36元、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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