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

叙拉古之惑 · 公众号 · · 2017-07-07 00:04

正文

叙拉古之惑案：汪荣祖教授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师从萧公权。曾经和李獒合写过《蒋介石评传》，对国民党持批判态度，所以在台湾历史学界比较边缘，在美国因为和余英时斗过嘴，所以在美国汉学界也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故而一直报着何炳棣大师的大腿，而何炳棣是批评“新清史”的急先锋。在姚大力教授发文批评汪荣祖编辑的一部关于新清史的书后，汪荣祖马上做出了回应。余英时的爱徒，北大历史系中古史研究院陆扬在微博上嘲讽道：“我个人真切感受到王先生对于维护何先生地位和论点的关切超过他对于维护中国疆域完整的关切。何先生比中国重要多得多。”不过我对于陆扬老师的评价持保留态度，何炳棣先生是一个爱国的名将，当年文革时期，何炳棣先生访问中国，对文革高唱赞歌。所以维护何炳棣先生的观点和爱国并不矛盾。何炳棣先生鼓吹文革的文章的链接，在文章底部“原文阅读”处。

十多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台湾长住后，在华语世界里努力提倡写书评的风气，并自愿担任某学术期刊的书评编辑多年，更喜读《上海书评》，每周日一见，办得有声有色，为之鼓舞不已。书评之所以值得提倡，不仅因发达国家的期刊登载大量的书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书出之后有人读、有人评，才有意义，学术才会因商榷而后有进步。

书评的写作有其基本规范，要评论一本书必须要先介绍一下书的内容，评论书中内容要针对议题，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不作说明，才能对作者与读者有所交代。然而姚大力先生评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既不介绍全书的内容，又不认真对待书中提出可资商榷的议题，仅偶尔一提作者及其论点，他的基本心态是认为我们的“商榷”是无端的“攻击”，应该虚心向“新清史”学习，完全不理会我们针对“新清史”所回避的问题，以及扭曲基本事实的缺失。他说“收入本书的八篇论文里，只有一篇对‘新清史’有比较具体的正面肯定，还遭到主编者在‘导论’中的长篇批评”。这话是针对我而来，却不敢明言，如何肯定、如何批评、批评是否有理，皆一概不论，这不是论学的态度。总的来说，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极大部分是借题发挥，并无新见，欲为“新清史”辩护代言而已。我们也欢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场、所思与所言。打个比方，律师要替被告辩护，总要了解被告的种种，才有可能打赢官司。要为“新清史”代言，至少要读懂“新清史”作者群的原书。

汉化是“旧故事”？

姚先生认为汉化是“旧故事”，不值得再说，这可不是“新清史”作者们的认知。他们面对“汉化”如临大敌，因为不仅中国学者有此说，而且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也持此说。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必须要批判的“大议题”，要纠正的“错误故事”。例不细举，便知他们是不认同“汉化”的用词与概念的。请看欧立德（Mark Elliot）说：“尽管满洲的同质化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象征，必须说：用‘汉化’一词来描述此一过程，是相当错误的。”（Despite the many and varied signs of Manchu acculturation,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using the word “Sinicization” to describe this process is rather misleading.）（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p. 28）克劳丝蕾（Pamela K. Crossley）女士拒绝汉化之说最烈，她痛斥此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见她所作“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文，载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 (1990）p.2]。她又说：“继续不断地用此词（汉化）模糊了清朝许多政治与文化发展方面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势必有将中国认同束缚于二十世纪早期极其夸大矫饰的民族主义之虞”（The persisting use the term has obscured many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more important, threatened to shackle Chinese identity to the rigid conceits of nationalist rhetoric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p. 223-24）。克劳丝蕾汉名柯娇燕，我认识她，知道她早已放弃这个汉名，很不愿意再听到它；她连汉名都不要了，可略见她厌恶汉化之甚。姚先生认为她不是“坚定的反汉化论者”，既不知其人，也未读懂其书。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更引用柯娇燕之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是清朝终结之后，于1912年在讨论国家定位时才出现的（见罗书第2页）。足见这几位“新清史”健将是不认同“汉化”这个名词与概念的，大有去之而后快的意思。姚先生认为“汉化”是被新清史所接受的结论，是严重的误读与曲解。

姚先生认为“罗友枝发表于1996年的《重新想象清代：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标志着‘新清史’在学术界现身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无知乱道。其实，罗文引用了许多新清史的观点，有很长的书目。罗女士发难抨击何炳棣先生于1967年在著名的《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却粗心地将此文误作何先生于1975年当选为亚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辞，更不当地从何先生所论清代的五项重要性中仅抽取“汉化”一项而加以抨击。何先生论文所举的五项重要性，“汉化”仅是其中的第三项。列为第一项的就是满族统治者在二百年间开创了“一个最庞大稳固而行之有效的多民族帝国”（the largest consolidated and administratively viable multiethnic empire），认为是绵长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贡献”（a unique contribution）（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p. 123）。罗女士单挑“汉化”，足见她并不如姚先生所认为的，汉化是可以接受的老故事，而是急切需要针对的重要故事。否则，何先生何须以“维护汉化”来回驳？遗憾的是，姚先生未细读两位的原文，贸然为罗友枝女士撑腰，矛头指向何炳棣先生，认为何先生是一极端的汉化论者。

姚先生甚至认为他比何先生更能读懂罗女士的原文，未免过于自信，甚至扭曲事实说，罗女士“对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提出了委婉而完全正确的批评”，若真正读了何先生的文章，能说“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吗？在此不妨略说我所知的内情，何先生有力的驳文，被期刊编者当作正式的论文在《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Feb., 1998, pp. 123-55），不料罗女士虽经编者一再催促，终未能回答。罗女士挑起笔战，却又拒绝应战，在有理必须说清楚的西方学界，实不多见。何先生曾对我笑称：“大水岂能冲倒龙王庙!” 没想到，十余年后，他的祖国居然有人认为“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若他尚健在，必会大发雷霆。

按大清帝国的疆域涵盖内亚，没有错，“清王朝代表了内亚和东亚相统一的最高阶段”，或“清的统治模式是内亚和东亚的统一”，也没有错。既没有人“只见内亚、不见东亚”，也没有人“只见东亚，不见内亚”，问题是中心在东亚还是内亚？姚先生似乎是认同“新清史”所说，元和清是两个内亚边疆帝国，那帝国的中心在内亚了？所以他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说是“元、清在创制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又说清帝“心目中，汉、唐、宋、明是一种一统，元、清又是另一种一统”。这是附和“新清史”的主张，满清帝国是属于满族的内亚帝国，有异于中华帝国，所代表的是“大满洲风”（pax Manjurica）而非“大中国风”（pax Sinica）。中国历史上居然有“两国论”，符合历史事实吗？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内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内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而是一个大一统帝国。雍正皇帝正式批驳华、夷之分，中外之别，“尊崇孔子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姚先生居然把雍正帝所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说成清仅继元之一统。雍正明明是说合两者的大一统为一。乾隆皇帝更以中国历史为己任，修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将“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视清朝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清代重修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乾隆所谓“海寓同文”，何来不一样的大一统？包含汉族以及许多其他族群的“大中国”，正是包含何炳棣在内的我们，视为当然之事，“新清史”能接受吗？显然不能。他们明言要以“大满洲”取代“大中国”，他们眼里只有“大满洲”内的“小中国”。

“新清史”的“内亚视角”固然有其价值，有助于认识多元中国，但不能说有了内亚，中原就成为内亚的附属，边缘成为中央，中央反成为边缘，说得通吗？元、清两代的蒙古族、满族皇帝入主中原，都想当中国的皇帝，建都于北京，显然主要立足于中原视角，而非内亚视角。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充到全球，虽号称日不落国，但仍然是大英帝国，号令发自伦敦，中心仍然是英伦三岛而非印度或澳洲，并未因“世界视角”而改变了大英帝国的本质。美国立国时不过十三州，不断西进后才抵达太平洋海岸，比最初的领土增加了三分之二，后来又并吞了夏威夷与菲律宾，但首都一直在东岸的华盛顿，并未因西进而改变美国的本质。那么，为何中国的西进必须改变中国的本质呢？清朝建都北京，上承明朝，下开民国，中心在东而不在西，无可置疑，无论政、教、经、社、文等重大方面，都难以抹去汉化的烙印。清帝不仅以中国自称，而且每年长时间居住曲阜，朝拜孔子。如果没有汉化，何以今日满族及其文化几乎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与文化？汉化一如西化，并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存亡。

姚先生说“抵制全盘汉化当然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汉化的全盘否定”，但何、罗辩论“汉化”所用的英文字都是“Sinicization”，从未有过“全盘汉化”（wholesale Sinicization）的提法。姚先生要为“新清史”辩护，加上一个“全盘”来曲解“汉化”，可谓用心良苦。请问乾隆有没有“汉化”？当然有。请问乾隆有没有“全盘汉化”？当然没有。事实上，如何炳棣所说，汉化乃是一漫长过程，可追溯到史前；在这一过程中，多数所谓汉人也难免不染胡风，甚至有胡人的血统。换言之，在理论上，即使是汉人也不能说是“全盘汉化”。何炳棣当然也不是什么“全盘汉化”论者，他认为中国一直是多民族的国家，很清楚地肯定满族皇帝开拓疆域，建立了包括内亚在内的大帝国，以及增加人口与财富的伟大贡献。姚先生没懂得“何炳棣的做法”，就妄加指责，太不公平了。姚先生以“学术气量和为人态度”责备别人，而硬将“汉化”拗成“全盘汉化”，是哪门子的学术态度？

清朝的“西进运动”

说到中国西进，可一提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主要探讨大清帝国之征讨蒙古、新疆与西藏，以及与沙俄在绵长边境上的对峙与交涉。他批评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将近现代中国的疆域视为当然，将内亚各民族统一于多民族的现代中国视为当然。他理解现代中国建立于被否定的过去并不特殊，也不愿以善恶来定帝国的是非，并联想十九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但他并未指出，现代美国疆域之建立也是以征服与残杀为手段，而此运动也具有以“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许的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今日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这种发展趋势不是濮培德所说“必然的”，不很“自然的”，那么，将中国分为五块、美国分为三块才是正常的历史发展吗？

濮培德将清帝国、准噶尔（Zungharia）蒙古与俄罗斯帝国并列为中亚草原三要角，并不恰当，因三者本质有异，不可一概而论。姚先生将清代中国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视为类似的旧式帝国，是不知“貌同心异”也。俄国的彼得大帝（1672-1725）与康熙大帝（1661-1723）约略同时，俄帝已全心全力西化，并亲往西欧学习，俄国在其统治下，引进大量先进科技，补助新兴工业以及执行“重商主义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整个十七世纪，愈来愈多来自西欧、中欧的商人、工匠、冒险家涌入俄国，追求商机与财富。不仅此也，连西欧的社会风俗也已进入俄国的上层社会。彼得大帝在其任内已使俄国成为欧洲强权之一。即使在彼得之前，俄国向东扩张也出于商机，俄皇伊凡四世（Ivan IV）以兵力支持巨贾Stroganov家族跨越乌拉山而东，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西伯利亚广大的土地。俄国“殖民”西伯利亚的最主要目的仍是资源，特别是皮毛、贵重金属以及容易取得的贸易品。将清帝国与俄帝国模拟，似是而实非也。姚先生认为俄国“具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相当“冒失”的，因为到十九世纪，俄国与其他欧洲强权已从资本主义发展到所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时期了。

从帝国的安全而言，沙俄之重心远在欧洲，蒙古早已不构成威胁。然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退回草原后，仍然是明朝北疆的威胁，还需要修边墙来防御，至十五世纪蒙古领袖也先崛起，曾于土木堡大败明师，并俘虏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北疆的蒙古威胁可说是与明朝相始终。清朝稳固了北疆，与漠西蒙古于太宗崇德二年（1637）建立朝贡关系，不再需要长城作为防御设施；毋需再修筑边墙，但长期征讨准噶尔也确有其安全的考虑。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出了强横的雄主噶尔丹（Galdan）统合准噶尔成为内亚的一大政治实体。清廷平定准噶尔过程颇长，但却不能如濮培德般以近代殖民帝国的眼光来看康雍乾三帝之扩张。濮书颇多扭曲，如谓康熙亲征噶尔丹出师无名，噶尔丹也就成了康熙“扩张主义”的“牺牲品”。濮培德既知满蒙关系密切（见濮书页122、124、127），却无视噶尔丹破坏满蒙历史关系之严重。康熙有言：“朕因是深知，此人（按即噶尔丹）力强志大，必将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语见《平定朔漠方略御制记略》）

我们应该理解康熙刻意在北疆建立的安全秩序，而此一安全秩序则是建立在所谓“旗盟制度”之上。旗盟是一种各自管辖、不相统属的制度，各旗之上虽有正副盟长，然盟长并不能干预各旗之内政，不过代表清廷监督而已，其目的显然欲以自治来收安缉之效。所谓会盟，乃定期之集会，以便联络感情，解决问题，亦即康熙的柔远之道，以蒙古为屏蕃，防备朔方，而其安全布局之积极性与有效性远胜于明代的边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长治久安的政策原本要与蒙古各族和平相处，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贡贸易来满足蒙古族的物资需求，以资羁縻，与喀尔喀（Khalkhas）渊源尤深。喀尔喀有七旗三汗，于满清入关前即已臣属，建立了稳固的宗籓关系。康熙元年（1662）派遣理籓院尚书至库伦会盟，宣达康熙谕旨，调解内部矛盾，诸汗一致遵从，大清帝国无疑是漠北蒙古的宗主国。

然而康熙的布局却为噶尔丹所破坏，噶尔丹不断向东掠夺侵吞，更介入西藏神权，又与俄国结盟，来鲸吞领地极为辽阔的喀尔喀蒙古，甚至还要煽动内蒙古。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甚而乘虚入侵内蒙古，劫掠杀戮，并造成大批难民。清廷闻报遣军与喀尔喀兵与战不利，更增其气焰，乃乘胜南下，距北京城仅七百里，京师戒严。连京师重地都受到威胁，康熙实不得不于1690年7月27日宣布御驾亲征。不过，噶尔丹虽于乌兰布通（Ulan Butong）之役受创，得以逃脱，但此役绝对是决定性的，噶尔丹此后一蹶不振，康熙更乘亲征之便，亲自与喀尔喀诸部会盟于内蒙古的多伦诺尔（Dolon Nor），重建安全秩序。但噶尔丹败遁乞和之后不到两年，又杀害清廷使臣马迪，要求喀尔喀七旗脱离大清，再度向康熙的布局挑战。康熙遂不得不再度用兵，但展示军威之余，仍以招抚为主，所谓“宣化地方行围”。由于噶尔丹未如期来降，康熙于1692年2月三度亲征宁夏，率师出塞，昭莫多（Jao Modo）一役后，大批噶尔丹部众归服，青海诸部俱降。噶尔丹陷入困境，不久死亡。康熙亲征剿噶尔丹历时七年，代价固高，但使漠北喀尔喀蒙古更顺服感恩，使喀尔喀蒙古得还故土，遂按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扩大推行旗盟制度，以固全蒙古各族的政治统合。康熙晚年进军拉萨，收服西藏，也是以维护边疆固有的秩序，出发点是相当被动的。当准噶尔部于1718年之秋，入藏骚扰掠夺，并攻击驻拉萨的七千清兵，击毙清将鄂伦泰，康熙才命皇子胤褆率师入藏。

康雍乾三朝的边疆政策有其一贯性，最后才能于乾隆朝彻底击溃准噶尔，使沙漠南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得享长期的安宁。这种政策与布局显然与濮培德所谓的近代殖民主义，以夺取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开拓市场为目的，大不相同。所以殖民的性质必须厘清，不可回避。姚先生不知“出于纯粹防御动机的扩张，是否就是一种应当予以肯定的扩张，或者是否至少比出于经济动机的扩张拥有更多的正当性”？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说当然，至今美国仍凭其军事优势，为了其国家安全，在全世界扩张，不是吗？既然姚先生也承认，“在清朝立场上看，准噶尔确实对它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人应当理解，但濮培德并不理解，这就是不时出现的所谓双重标准，不知姚先生是否懂得？

清帝国经营新疆，终于建省，应是新疆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过程，但濮培德不认为中国拥有新疆乃历史之必然。我们要说的是，任何历史结果或非必然，但结果不可能改变，濮氏曾提到美国之西进运动，加州或德州终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之一部分，虽未必是历史之必然，亦不能改变“自然地”成为美国一州的历史结果。姚先生以责备的语气，说中国的读者往往有思想上的障碍，即“错误地推导出如下的论断，即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地存在着一个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能变小的中国”。我不知道任何有水平的读者会有这样幼稚的推论，如他影射拙编作者，那便是姚先生自己的思想障碍了。更有障碍的是，姚先生以现代的国家观念，视清与准噶尔为互不归属的国家。清朝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勉强接受近代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各政权是争夺天下，不是近代概念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否则三国争雄岂不也成国际战争了？辽宋之间也是国际战争？姚先生如以为然，不妨改写中国历史。不过，无论古今中外，统一几乎必须通过“兼并”来实现的，但姚先生似乎也有疑惑。

学者有无政治意图？

“中国”这个名词没有姚先生说得那么复杂，中国从来不是国号，而是泛称或简称，早出现于先秦，随着疆域的扩大，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地区也随之扩大。有一说，中国（China）即由Ch'in转音而来，秦汉以降各朝代莫不以中国自居。大清自称中国，则中国当然包括内亚在内的疆域。姚先生也知道“中国不等于汉”，但很多外国人不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四十年，深知美国人嘴上说的 “Chinese”指的就是汉人，因为他们认为“满族”（Manchus）、“蒙古族”（Mongols）、“藏族”（Tibetans）、“维族”（Uygurs）不是 “Chinese”。有一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白人朋友从新疆访问回来，他对我说：“那里的人长得不像你”，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不是中国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一女性黑人姓Rice，我回答说：“你们的国务卿长得跟你也不一样。”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道或不肯承认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

“新清史”更提出“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说，认为各民族有自己的认同，故有自己的主权，清国是满人所建，所以不等于汉人的中国。记得“族群主权”的首倡者欧立德应《上海书评》访谈时，曾说他虽爱好汉文化，但他的国家认同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他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族群主权”，满人爱好汉文化，仍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欧立德不想想清帝国内的汉族与满族是认同两个国家吗？他自己即使接受中国文化，完全不影响他的国家认同是美国，乃两码事，可说引喻失义。他也没有引用他的“族群主权”来主张美国的黑人或印第安人独立建国。“新清史”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有详细论述，请姚先生认真参阅。

姚先生赞赏他的老友甘德星在拙编中的文章《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认为“言简意赅”。甘文以康熙皇帝为例，充分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用四份康熙遗诏，指出遗诏的重要性，乃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显示满汉一体意识。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姚先生既然认同甘文的论点，认为“意赅”，总不能如他所说“评论中的学术取向越强，批评就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老友“心有余而力不足”吗？姚先生既承认康熙是中国的皇帝，“新清史”却不这么认为，岂能脚踏两条船？姚先生的结论是“清朝和元朝不等于中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不就是拙编所要指出的新清史一大错误吗？然则，姚先生为何认为我们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批评新清史呢？更不可理解的是，姚先生悍然指责我们“满眼只看见别人的‘谬误’，把‘回应’变成一场声势凶猛的讨伐式‘反驳’，对这种态度可能需要有所检讨”，姚先生此类主观情绪性发泄毫无根据、不符事实，殊不宜见诸论学文字，这才是应该深切检讨的态度。

姚先生承认清朝不等于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又要曲说吕思勉先生不认为元朝是“中华帝国之延续”。吕先生把元朝写在《白话本国史》里，他的本国应该是中国吧，他写的应该是中华帝国史吧，他写的帝国史有中断吗？姚先生还要提“厓山之后无中国”的无聊之论，可见他虽同意他老友之说，仍心有未甘。其实，元、清不是“中华帝国之延续”，并非新见。日本的冈田英弘早就挑战中华帝国元-明-清的序列，而认为是“元-北元与明的分裂-清”，清帝国自元取得正统性，再南下统一蒙元原来的领土，所以清帝国是蒙古国的继承者。按此逻辑，清只能继承元，中华民国就只能继承汉人政权明朝了，也只能继承明代的疆域了。这算“过度的猜疑”吗？姚先生完全无感吗？

“新清史”诸君都是学者，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政治意图，美国学者对政治的影响也极为有限。但无可讳言的则是，这些所谓理论足以为具有政治目的者张目，质疑中国统治非汉人地区的政治正当性。这就是国内所谓“敏感”之所在。学术最好能避免政治，但往往难以避免。不料，姚先生却祭出“政治正确”的帽子，说什么评述新清史“往往隐含着对‘政治不正确’的高度，甚至过度猜疑”。姚先生似乎搞不清楚到底是政治不正确，还是史实不正确。新清史作者猜疑其批评者为“民族沙文主义”，并非实事求是讨论问题，逾越了学术讨论的分际。欧立德在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一书中傲慢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限制了大部分学者去尝试不同于刻板马克思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Chauvinist）的满洲史论述。”姚先生似乎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但在我们看来乃不实之言！老实说，我们在台湾出这本书，未必“政治正确”，如姚先生指国内学者批评“新清史”，是因为“政治不正确”，须知姚先生的代言在彼邦绝对“政治正确”（此词原是美国很通行的话）。我不认为姚先生言不由衷，而是没真正懂得“新清史”的性质，也没有好好阅读拙编，凭一点不正确的印象就大发高论。

“新清史”并不“新”

事实上，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其核心议题并不很“新”，早在1920年代日本即有“满蒙非中国”之论，很能配合日本当年的国家目标。十年之后就有“满洲国”的成立；若非抗战胜利，东北、内蒙古、台湾岂能为中国所有？当欧立德提出“族群主权”的同时，所谓“疆独”、“藏独”、“台独”，都已是当前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能说“过度猜疑”吗？不过，中国应不应该这么大，当然不取决于理论，而有赖于国家的实力，姚先生提到的“政治焦虑感”，以及嘴巴上的政治正不正确，根本无关宏旨。有趣的是，姚先生完全看不到“敌对势力试图分裂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狼子野心”，还要责怪别人“脆弱多疑”。百余年来至今，不少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图”，难道姚先生真的一无所知吗？当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大家都知道针对中国，唯独姚先生认为是“牧童遥指杏花村”。

姚先生在书评里忽然评起钟焓的文章，虽与拙编无关，但他说钟文不够全面，我觉得姚先生不仅对新清史的认识不够全面，对何炳棣的认识更不够全面。他说“新清史”对利用满文确有倡导之功，利用满文史料是新清史倡导的吗？非也！早有学者利用满文史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大学历史系就有广禄教读满文，也培养了一批能用满文治清史的学者如陈捷先、黄培、庄吉发、甘德星等人。我不知大陆的情况，必定也有。据精通满文的朋友告知，新清史诸君的满文程度相当有限，远不如他们有限的汉文程度。满文史料当然重要，我们更期盼能就满文史料写出重大的翻案文章，可惜至今尚未出现。史料绝不嫌多，充分利用满文、蒙文、藏文等史料，求之不得，但有人认为汉文史料只能揭示汉人眼中的清帝国，这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清代大量汉文文献看不到满人的观点？很多清政府的政令都是由汉文发布的，不是吗？

姚先生以“从事学术批评时，针砭尺度宜缩不宜增，丝毫不可效尤过去政治大批判中盛行的那种肆意拔高、无限上纲的作风”来评论拙编，将学术讨论与政治批判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不仅荒谬，而且有点可笑。姚先生不知在国外学术论辩，往往是不留情面的，是有增无缩的。姚先生既然认为“新清史研究中当然还有很多值得再讨论的问题或者错误”，却以为我们提出讨论与指出错误是不应该的，也不认真讨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指出的错误，而以教训式的口吻，要我们的“心态调整得更理性一些”。没想到姚先生居然如此高傲，真有点匪夷所思。

韩儒林

最后姚先生提到韩儒林教授。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与他有一夕之谈，得知他于战后曾赴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后因怕白色恐怖又回到大陆，并谈及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他是一位谦谦君子，有名的元史专家，绝不会认为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姚先生所引韩教授的话，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谁会说不是？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只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研究，谁又会说不是？事实上，近百余年，日本及欧美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者，不知凡几。二战后，美国研究中国更进入学院化，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重视，作品可称汗牛充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老是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连研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如人。现在姚先生对我们批评新清史很不以为然，并一再重复政治正不正确，我们应讲究的是史实正不正确。写书评要先读懂内文，要注意批评得正不正确、公不公平，愿与姚先生共勉。

2015年4月27日写于台湾新北市大未来居

本文刊于2015年5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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