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俞敏洪跟周围的朋友抱怨:“把我(成东青)刻画的也太窝囊了。”朋友安慰他:你本人不仅比电影里更窝囊,你当时还更猥琐呢。
在中国企业家里,俞敏洪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肆意潇洒”这四个字在大部分时候跟他没有关系,“窝囊”反而时常成为他的形容词。毕竟,他创立新东方的直接动机,就是120块钱的工资被老婆嫌弃无法养家,“老婆骂我窝囊废”。
创业之前,谁也想不到他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追溯俞敏洪轰轰烈烈的前半生,你大概率看不到一个酣畅淋漓的爽文男主,很多时候,他只是在角落唯唯诺诺地生长。
一直到现在,俞敏洪老家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老虎(俞敏洪的小名)如果有一包糖,他会把糖通通都给别人吃,而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把糖纸收集起来。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农村小孩之间常常会去打架,想要不被打只有两个办法:要么足够强壮 ,要么跟周围所有小朋友都是朋友。
先天的瘦弱俞敏洪无法改变,于是他就讨好所有人,通过第二个办法实现突围。“我是典型的会用利益去买友情的人”。坦白说,这算不上强者思维。
属于俞敏洪的高光时刻,似乎只发生在北大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江阴的乡亲父老为这个勤奋执着的少年送上了最真诚的掌声。然而若以北大为截点往前往后看,对俞敏洪而言都是漫长的蛰伏。
俞敏洪打小就喜欢跟优秀的人做朋友。在北大,为了能让这群全国最优秀的同学接受自己,他把“服务意识”发挥到最大:宿舍里打水洒扫的那个人永远是他,省下自己的饭钱去请同学吃饭,为了加入徐小平每周组织的校园聚会,他殷勤地为大家烧水倒茶煮泡面……
然而,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别人高深的言论,没有丰富的思想来装点自己,音乐和美术上的造诣更是一点儿没有,学别人写诗,却一篇都发表不出去,甚至连书都不知道买啥,在当时以“才华”论英雄的北大,他的“好人”标签并没有换来更多尊重, “还是没有一个女生看得上我”。
如今看来,这倒也并不奇怪。
与张朝阳进行星空下的对话时,几乎同龄的两人回忆起清北两大高校男生相约“北大东门叉架”的往昔,那是一场雄性动物争夺雌性资源的冲突:清华男生苦于学校女生数量实在有限,时常溜到北大参加舞会,居心自然是叵测的,但问题是,北大的女生也不多,于是,零和博弈便发生在经济学之外的战场。
北大男生堵在学校门口禁止清华男生踏入,荷尔蒙躁动下的冲突在所难免。迟迟送不出初恋的俞敏洪也很生气,参加过两起这种群体斗殴事件,然而等真到了动砖头环节,他就躲在一边看着。
而俞敏洪追女生的经历也常常让人啼笑皆非。
“我在大学时曾帮一个女生扛包,上火车我给她扛包,下火车也给她扛包,直到后来发现,这个女生跟另外一个男生在散步。我就问这个男生是谁,她说是她男朋友。我就问她为什么有男朋友还让我帮忙扛包,她说要让男朋友休息一下……”一次演讲中,俞敏洪将自己的糗事分享给听众。
在《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一书中,他提到,初次邂逅现在的夫人,他不懂怎么追求她,于是就决定跟踪她,终于,在跟踪了三个月后,图书馆的一场停电给了他“英雄救美”的机会,爱情终于在他25岁这年生根发芽。
不得不说,对于朋友对他“猥琐”的评价,倒也不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人身攻击。
不过至少,与人为善的俞敏洪在“没钱没才华”的背景下仍在群贤毕至的北大收获了友谊。只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鄙视链,总在仰望别人的他很容易落到最末端。
所以当他邀请王强和徐小平一起回国发展新东方教育时,后两者答应的非常爽快:连俞敏洪都能在中国把事情做成,那我们回去没有做不成的道理。真正到公司管理中,作为创始人的俞敏洪,更像是出气筒,经常被两位合伙人的话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