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处被拆的历史保护建筑，给予这样力度的惩处，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均可谓史无前例。这充分反映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此事的高度重视，亦回应了韩正书记不久前在静安调研时提出的要求：“对破坏历史建筑的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上海是一座对历史记忆怀有敬畏的城市。今天的人们愈加明白，承载于历史建筑之上的，是一座城市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具有识别度的城市符号，是城市人文的脉络与肌理。这不只是上海的判断，而是全世界一切有文化、有情怀、有历史责任感的城市的共同意识。留住记忆，未必是为了“怀旧”，更不是什么“复古”，而恰恰是为了留住城市的底色——有底色，方有向前的动力。
更何况，对优秀历史建筑的认定和保护，有法可依，亦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共识，落脚于个案，也是守法尊法最具体的实践。
也正因此，严肃追责、严厉处罚、严加监管，方能显示对城市人文的守护，对法治尊严的捍卫。
也正因为处理态度之坚决、惩处力度之空前，这次针对巨鹿路888号事件的处置，或将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史上留下特殊的一笔。态度坚决，是为再度彰显上海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治理底线；处罚严厉，是为今后类似悲剧再不上演，更是为了在全社会加快凝聚起普遍共识——作为一座城市至为可贵、无以替代的珍贵“财产”，在历史建筑和城市文脉面前，人们的认识需要再提升一步，敬畏之心需要再多增几分。
随着处置结果出台，围绕巨鹿路888号这起个案的争论，或将渐趋平静。但个案处理的终点，应是普遍反思的起点。一座优秀历史建筑的被毁，即便原样复建，也是不可逆转之痛；痛定思痛，老洋房留下的思索和启示，却可以被久久定格。
过去对历史建筑保护，社会上也有不同声音，极端者觉得留老房子就是“师古”，留老洋房便是“崇洋”，甚至要说“媚外”。当然更普遍的一种“保留意见”，是出于“经济的考量”——留，意味着不能拆，也就没有了“腾笼换鸟”的空间，也就不能有千百倍于以前的经济效益。依“经济理性”，这似乎是划不来的事。
所幸，在巨鹿路888号的风波发生后，这样的声音少之又少。回想事件伊始，近乎呼啸的舆论从网上到网下，占绝对主流的，都是扼腕与震怒。人们扼腕于一座优秀历史建筑的莫名消失，震怒于违法者对法律视若无睹的任性。并且，“情绪”并没有转为“情绪化”，却引向理性的监督与思索——人们紧盯这起个案的后续处置，思索更多历史建筑的保护之道。人们愈加明白，保护历史建筑和城市文脉，是一笔今天会付出很多、却能让后人付出更多的“大账”。
在这个意义上，巨鹿路888号的风波与后续处置，换来了广大上海市民对于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的文化共识，并正在唤起一种行动自觉。这是一座城市的成熟与进步，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同时，巨鹿路888号的个案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如前所说，处置力度已经称得上全国罕见；此事的发端，源于民间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其曝光于公共舆论，并发酵成为公共事件，缘自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说，是各方的共同努力，促成了这一个案的处置；同样道理，这项工作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亦有赖于社会各方的充分协同、密切协作，乃至形成一个“文化保护共同体”。
保护历史建筑、传承城市文脉，既关乎长远，亦考验当下。这件事固然有无限情怀，但要做成，不能只靠“情怀”，它涉及方方面面细枝末节的问题——风貌区如何划定、修缮如何进行、资金如何平衡、监管如何落实、责任如何分配、后续如何使用……每一项，都测试着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与此同时，优秀历史建筑本身的“濒危性”和脆弱性，以及破坏历史建筑行为的偶发性、多发性，也意味着对其的保护应被置于城市风险管理的高度——历史建筑一旦被毁便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在强调风险意识的今天，这当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城市风险；而既然要对此具备风险意识，那就需要全方位的“风控”手段跟上。有没有排查、能不能预警、一旦出现异动是不是及时干预，都是城市风险管理的现实课题。
做到这些，显然不能只靠某一方面的一己之力。高层的关注、政策的引导、基层政府的监管、媒体的监督、学界的呼声、民间的关注——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无论哪一方，单打独斗总会形单影只、终究力有不逮；而若各方齐心，形成一个真正的“历史文化保护共同体”，便能形成巨大合力，成为城市文脉保护最可靠的屏障。
这个共同体，应当囊括这座城市所有的参与者，尤其不能少了各个层级的城市治理者。保护历史建筑已是多方共识，但共识化作行动，终究有赖于各级治理者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过去屡屡发生的历史建筑被毁坏事件，多多少少都暴露出部分治理者在思想意识和行动意志方面存在的短板。置于打造“卓越全球城市”、追求精细化管理的双重语境下，这种短板亟待弥补，微观管理中的“文化无意识”，更应被彻底革除。唯有如此，这座城市为巨鹿路888号付出的“学费”，才不至于白付。
这件事不容易，但上海需要做好，上海可以做好。我们有理由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