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院外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选读｜上

院外 · 公众号 · · 2021-04-13 20:20

正文

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本期推送的文章记录了阿甘本在阅读《景观社会》时的对现实世界的几个思考碎片。书籍阅读与阅读的方式已然改变，作者与其说的在分享其的知识，倒不如说是在提供使用对抗现实生活的武器。在此维度上，居波·伊道是纯思想力量战场上战斗的战略家。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塑造奇景，达到支配全部生命的最高绝对地位，而情景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这个噩梦，创造情境对资本主义组织环境与事件。这篇文章摘自《无目的的手段》中译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感谢译者的授权。

文｜吉奥乔·阿甘本译｜赵文责编｜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景观社会英文版

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无目的的手段｜ 1990 ｜上

本文3500字以内

战略家

有一种社会，迄今其统治已在全部这个星球上扩展开来——它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景观社会，而居伊·德波的书构成了对这种社会所造成的悲惨与奴役最清楚、最严肃的分析。这些书不必有说明、赞扬的荐词，最不需要的就是什么引言。这里可能做出的，至多是在页边空白处加上一些注解，就像中世纪缮写员用类似的符号来标出最值得注意的段落那样。出于修道士严格克己的意图，这些符号与文本是分离的，它们不太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仅在它们所标示的地方作为制图意义上的分界符号出现。

对这些书所蕴含的判断的独立性和预言性洞察力或其风格古典式的明白晓畅加以褒扬是没有必要的。当今，没有一位作家还能想着自己的著作能被阅读一百年（读者又是哪类人呢？）并因而获得自我安慰，也没有读者会以先于他人理解著作的少数人才具有的知识自喜（又自喜什么呢？）。相反，这些书应该被当作手册来用，当作拒绝或撤离的工具来用——很像是难民们随手操起匆忙别进腰带的不称手的武器（这是德勒兹的一个漂亮的意象）。或者说，应该把这些书当作一个特殊的战略家的著作来用（“评注”这一标题实际上就唤回了这个传统）——他是这样一位战略家，其行动领域与其说是行军布阵的战场，不如说是纯思想力量的战场。《景观社会》意大利文第四版中引用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一个句子，再好不过地表现了这个特征：

在战略批判当中，关键是要使批判者自身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去。这的确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作者肯或能够在当事者曾处的一切场合都站在当事者立场之上，那么，绝大多数战略批判都会完全消失或简化为理解上的细小差异。[1]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而且还有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都是有关策略的著作，都是思想的力量或解放的力量（de potentia intellectus, sive de libertate）的运用。

1.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意大利文第四版(Préface à la quatrième édition italienne de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Paris: Éditions Champ Libre, 1979)中转引克劳塞维茨语，第15-16页。——英译者注

Guy Debord, Michèle Bernstein 与 Asgar Jorn|1961

幻景

1851年，当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大张旗鼓地在海德公园举行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伦敦。在提交上来的各种规划里，组织者选择了帕克斯顿的方案，该方案设计了一座全由水晶造成的宏大建筑。在博览会的目录中，梅里菲尔德写道，这座水晶宫“也许是世上仅有的这样一座建筑，其中的气氛……对处在走廊西端和东端的观者……都一览无余……从那里望去，这座建筑最远的部分仿佛被包裹在一道淡蓝色的光环之中”[2]。商品第一次伟大凯旋就这样在既具透明性又是幻景的双重象征之下发生。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指南重弹了这种矛盾的景观特征：“公众要的是能刺激其想象力的恢弘设计理念……公众渴望看到的与其说是千篇一律排列整齐的商品，不如说是奇幻的景观（Il faut au [public] une conception grandiose qui frappe son imagination… il veut contempler un coup d’œil féerique et non pas des produits similaires et uniformement groupés）”。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与商品拜物教相关的章节时，很可能心里想的就是他在水晶宫感受到的印象。并非巧合的是，这个章节占据着一个开启性位置（una posizione liminare）。披露商品的“秘密”是将资本的魔力领域揭示给我们的思想的关键——它是资本总是通过对其加以全景展示而遮蔽起来的一种秘密。如果没有对这个无形的中心——在其中，“劳动产品”分裂为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而“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3]——的辨认，《资本论》随后所展开的批判考察都将是不可能的。

然而，20世纪60年代，对商品拜物教特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中间却被愚蠢地抛弃了。1969年，路易·阿尔都塞在为《资本论》重版普及本所撰写的序言当中，竟然还在提请读者跳过第一部分，其理由是，拜物教理论是一种“最露骨的”、“最有害的”黑格尔主义哲学痕迹[4]。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波的姿态才更显引人注目，他恰恰是把自己对景观社会——即已经走到极端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建立在这个“最有害的痕迹”之上。资本的“成为-影像”（diventar immagine）不过是商品的最后变形，通过这种变形，交换价值将使用价值吞噬净尽，并在篡改了全部社会生产之后，终于达到了支配全部生命的最高绝对主权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商品在那里首次揭示并展布其秘密的地方，是景观的前兆，或毋宁说，是一场噩梦，19世纪在其中梦到了20世纪的一场噩梦。情境主义者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任务就是从这场噩梦中醒来。

2.由于无法找到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我们便只得从阿甘本的意大利文译出。——英译者注

3.见《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参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中译者注

4.路易·阿尔都塞：《〈资本论〉第一卷序言》，载《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第95页；但请参照全文，尤其是第81页和第88页。——英译者注

瓦尔普吉斯之夜

在我们的世纪，如果有德波愿意被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家的话，那么这个作家将会是卡尔·克劳斯[5]，克劳斯——“在行为引发报导而报导又引发行为的可怕交响乐轰然作响的这些喧嚣时代里”[6]——通过与记者的顽强斗争揭示了景观的隐秘法则，这一点是无人能及的。如果谁要想象类似于德波电影中与残壁瓦砾荒漠——这荒漠就是景观——的暴露相伴随而出现的旁白的话，克劳斯的声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发现并道破了奥芬巴赫[7]轻歌剧中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那隐秘而残酷的无政府状态的声音——埃利亚斯·卡内蒂[8]就曾描述过这个声音在公众演讲中的魅力。

在作者身后出版的《第三瓦尔普吉斯之夜》（Third Walpurgis Night）中，克劳斯用来为自己在纳粹兴起面前曾保持沉默做辩护的妙语众所周知：“关于希特勒，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残酷的Witz[9]——在这里克劳斯毫不留情地坦承了自己的局限——标志着面对不可描述之物成为现实之时讽刺的重要性。作为一位讽刺诗人，他的确是“居于古代语言家园之中的最后追随着之一”。当然，在德波那里——一如在克劳斯那里——语言将自身呈现为公正的影像和领地。但是，类似也止于此处。德波的话语恰恰始于讽刺变得无言之处。古代语言的家园（以及作为讽刺基础的文学传统）到如今已经被彻头彻尾地伪造和操控。克劳斯通过将语言转变为总判决（Giudizio Universal）的领地的方式来应对这一情境。相反，当总判决发生之时并且在真相在这判决中只能被辨认为谬误中的一个时刻之后，德波才开始言说。语言中的总判决和景观中的瓦尔普吉斯之夜完美地重合。这种悖论性的重合正是他的旁白不断地从那儿发出的地方。

5.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9），奥地利记者、诗人和社会批评家，1899年创立《火炬》杂志（克劳斯实际上亲自为所有的922期撰稿）。——中译者注

6.卡尔·克劳斯：《在这些伟大的时刻》(“In These Great Times”)，载《在这些伟大的时刻》（In These Great Times ,trans. Harry Zohn, Montreal: Engendra Press, 1976）第70页。——英译者注

7.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创始人之一。——中译者注

8.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 1905-1994），英籍德语作家，代表作：《迷惘》、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戏》）等。1981年获卡夫卡与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9. 德语：“机智”、“幽默”。——中译者注

情境

什么是被建构的情境？第一期《情境主义者国际》给出的定义指出，这是指生活中的一种时刻，通过集体营构一种协同一致的环境的方式并且通过玩儿事件[10]的方式，恰当而审慎地被建构的一种时刻。但最具误解性的莫过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情境是美学意义上的被特权化了的或例外的时刻。情境既不是生活成为艺术，也不是艺术成为生活。我们要理解情境的真正性质，就只有历史地将它定位于其恰当的位置：也就是说，将其放在艺术的终结和自我毁灭之后，放在经过了虚无主义考验的生活通道之后。“真正生活通向地理上的西北的通道”是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一个模糊点，在这里两者都同时经历着一场决定性的变形。这个模糊点构成了一种最终堪当此任的政治。情境主义者们针对资本主义——为了削弱生命而“具体而深思熟虑地”组织环境和事件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具体而与之恰成对立的对抗计划。他们的乌托邦再一次完美地是一种地形学的乌托邦，因为这种乌托邦恰恰将自身定位于它所想要推翻之物的发生地。能再好不过地对被建构的情境加以释义的，或许要算是《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借以展开其思想的experimentum crucis[11]的苦难透视学了。当恶魔所问的那个问题“你愿意这种周而复始并无数次地重复吗？”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愿意”之时，那个有着树丛中的蜘蛛与月光的空间就构成了一个被建构的情境[12]。这里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弥赛亚式转换，它整个改变了世界，但与此同时几乎又让这个世界原封不动：这里的一切，实际上，保持原样但又失去了它的同一性。

在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当中有好几个情节方案（canovacci）——意即提供给演员的一些提示，以便使他们创造某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被剥除了来自神话与命运的权力的那种人类姿态才能最终发生。如果我们只想简单地将之理解为某种被无能化了的和不确定的角色，那么我们就根本对喜剧面具一无所知。阿尔利基诺和律师[13]并不是与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一样的角色：这些面具不是角色，而毋宁说是作为类型而被形象化了的姿态，是姿态的星丛。在这种情境中，角色同一性的瓦解与演员同一性的瓦解联手而行。恰恰正是剧本与演绎之间、权能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关系再一次在这里受到了质疑。这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这面具使自身迂回地进入了剧本与演绎之间，从而使权能与行动实现了难以区分的混同。这里——在舞台上，一如在被建构的情境之中——所发生的并不是行使权力，而是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姿态是生活与艺术、行动与权力、普遍与特殊、剧本与演绎之间交叉点的名字。它是被剥除了个人生活史语境的生命瞬间，也是被剥除了审美无利害性的艺术瞬间：它是纯粹实践。姿态既非实用价值亦非交换价值，既非生活史经历亦非无人称事件：它是商品的反面，它能使“这个共有的社会实体构成的结晶”没入情境之中。

10.原文为“di un gioco di eventi”，可直接翻译为“事件游戏”，这里强调对各种事件的组织和利用，译作“玩儿事件”。——中译者注

11.拉丁语，直译为“十字实验”，来自培根的instantia crucis（例如，用来作为十字路口的指路标记的事实或情况）。意思是最终证实解释某现象的一个假设的正确性并排斥所有其他假设的有决定性的实验。——中译者注

12.参看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节“行为的着重点”：“假如恶魔在某一天或某个夜晚闯入你最难耐的孤寂中，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就是你今后的生活。它将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绝无新意，你生活中的每种痛苦、欢乐、思想、叹息，以及一切大大小小、无可言说的事情皆会在你身上重现，会以同样的顺序降临，同样会出现此刻树丛中的蜘蛛和月光，同样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时刻和我这样的恶魔。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停地转动，你在沙漏中，只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你听了这恶魔的话，是否会瘫倒在地呢？你是否会咬牙切齿，诅咒这个口出狂言的恶魔呢？”——中译者注

13.在意大利传统即兴喜剧当中，经常出现两个人物，一个是丑角阿尔利基诺，总是忠实和愚蠢的仆人，常常因其忠实和愚蠢而使主人的秘密或是丑恶被揭穿；另一个就是“律师”（Il Dottore，或译博士、医生），其形象总是波罗涅亚人或伦巴底人，精通法律，有时根据剧情不同或是哲学家、教师、天文学家，或是医生，他总是开口滔滔不绝引经据典。这类人物的典型可以在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剧作中见到。——中译者注

Homo Ludens｜ Constant Anton Nieuwenhuys ｜1966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无目的的手段》，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

未完待续｜

目录｜

序言

本书所收的每一篇文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特定的政治难题。如果说今日政治看上去正经历着一个被延长了的黯淡期并且出现于相对宗教、经济甚至法律的较次要地位之上的话，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恰恰是，政治已然丧失了对自身存在论位置的把握，并在相同程度上未能正视逐渐掏空了它的范畴和概念的那些改造。所以，下面的章节将在通常不被视为政治的或仅被视为边缘政治的经验与现象中探寻真正政治的范式，这些经验与现象涉及:人类的自然生命（一度被排除在政治正式领域之外并按照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来说至今尚未还其城邦中心之义的zoē）；例外状态（被证明构成了法律体系本身基础结构的法律统治之暂时悬置）；集中营（不仅是公私之间模糊化的一个地带，而且也是我们生活的政治空间的隐蔽母胚）；难民—以前被视为边缘形象，现今却因其能打破人与公民之间的纽结而逐渐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其过度生长和征用规定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景观-民主社会的政治；还有被定位为政治的真正领域的姿态或纯手段所构成的领域（也就是说，从与某个目的的相对性中解放了自身而又仍保持为手段的那些手段所构成的领域）。

所有这些文本通过不同方式并根据自身的问世背景而指向各种探究，这些探究至今仍然是开放的。有时它们触及了那些探究的核心，而有时则只是提出一些断片和碎片。（这类探究的最初成果是那部以《牲人》[Homo Sacer］为题的专著。）这样，这些文本注定只有在全部工作的视域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通过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nuda vita）之间关系的视角对我们政治传统中全部范畴的重思之中，才能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

第一部分

形式生命

人权之外

什么是人民？

什么是收容所？

第二部分

关于姿态的笔记

语言与人民

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

面孔

第三部分

主权警察

政治学笔记

在这次流亡中（意大利日记，1992—1994）

译后记

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无目的的手段》这部书篇幅虽小，却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尽管不像他的《剩余的时间—解读ㄑ罗马书》那样涉及大量的古希腊语、古代普罗旺斯语知识及古典解经学知识，《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毕竟仍涉及许多重要的欧洲语种，对译者来说构成了第一重挑战。《无目的的手段》作为阿甘本政治学的最集中的表述，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欧洲的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比如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和意大利“贿赂之国”事件等等，这些“时政”都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在他行文的过程中也构成了一种背景，甚至如果不离开其文本去回顾这些事件的历史及其在欧洲政治史中的脉络的话，几乎就无法准确地译出阿甘本行文的意涵，这对译者来说又构成了第二重挑战。由于作为“笔记”—实际上，阿甘本迄今为止发表的所有著作都是作为“手段”的笔记的《无目的的手段》并不像学院传统意义上的“著作”那样恪守学术文献征引的格式，作者往往从其阅读经验的记忆库中信手引用各类著作家的文本段落和话语片段，只以引文形式征引，并不以注脚说明出处，译者考虑到这些引文不仅是阿甘本“信手”拈来论证其论点的“材料”，而更应该说，这些引文、话语及相关的思想材料是阿甘本借以展开其思想的“中介”，是其思想完成运动过程的基本介质，因此对译者来说有必要尽可能去查对并标出其来源，这又构成了第三重挑战。

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选读｜上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