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魏斐德教授的历史学巨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3版）终于读完了。
在这本厚达八百页、共计近90万字的鸿篇巨著中，作者利用上千份相关史料，详细描写了大清异族征服与明朝灭亡这一漫长残酷的历史朝代更迭进程。
在掩卷感慨历史进程的残酷与反复无常之余，内心却一直被书中记叙的两个关于人性的细节故事所触动，它们如同幽深黑暗的漫漫历史长夜中一闪一亮的微光，虽弱小，但却触发了我对于大历史观背景下，弱小人性那既丰富又残酷的复杂性深深地思考。
历史研究著作中，相对于金戈铁马、波澜壮阔、朝代更替的大历史画卷，我更愿意阅读另一种微观史，即学者利用尽可能详实的史料、尽可能近的距离，显微镜一般探究历史长河中那无计其数的个体及家族命运，他们是如何在滚滚历史长河中如草芥般翻滚沉浮，又如何最终泯然于无声无息之中。
探究处于历史进程中单独个体的内心世界变化，其实也是另一种探究历史大势规律的途径，正所谓“英雄造时势，而时势亦造英雄”。
清朝统治者夺取崇祯皇帝及其祖先天下的计划，早在1618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时就开始了。至1644年崇祯吊死煤山、顺治帝迁都北京时，在清军与明朝军队这近30年的无数场大小战役中，大凌河之战，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因为这场战役之后，明朝在关外最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被摧毁，在清朝与明朝之间，便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战了，取而代之的，便更多的是以辽东边民、降清明将为代表的汉人与明朝军队为代表的汉人之间的战争了。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明朝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明军将领。他曾经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也将镶蓝旗贝勒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说起他的外甥，也许读者更为熟悉，就是那个把清军引入关内的历史著名人物吴三桂。
1631年9月1日，皇太极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通过长时间的围困与阻击，大凌河城内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甚至城内夫役商贾已全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
皇太极不断地与守将祖大寿进行信息沟通，劝其投降。开始祖大寿装聋作哑，拒不回应，但随着后来战事越来越不利，尤其是在外无援兵、内断粮草的绝境之下，这名老将内心也开始产生松动，并最终产生了投降之意。
但因为部下中有许多将领，鉴于之前永平城被贝勒阿敏占领期间，军民遭到屠杀，因而产生了心理阴影。担心此次如果投降满人，也会重蹈前车之覆，所以宁可战死，也不愿意束手就擒后被杀死。
后皇太极一再对祖大寿表示愿与明降将一同开创美好事业，所需人才甚多，绝不会再干那种丧失民心的屠城之举（皇太极确实也因为阿敏屠城而将其投入大牢），祖大寿才终于下定决心开城投降。
当然，投降的前提是需要强力清除手下的阻拦，其中坚决不投降的副将何可刚（纲），便做了这样一个牺牲品。
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纲）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说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朝将领，奉命斩于大汗面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这个记载于本书的令人悲伤的故事，魏斐德教授依据的史料是《清太宗实录》，我在另一本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也看到了相应的记载。
提起明朝历史著名人物，后人往往记住的是那个抗清名将，后因清军的离间计而遭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袁崇焕。
这名何副将原来也做过袁崇焕的部下，他最终的遭遇与袁相比也同样悲催憋屈：身为明朝军人，守卫国土、保护百姓是神圣职责，却因与上司的投降路线不合，竟被当做上司向敌人表明投降决心的祭品。死后，还被自己奋战保护的城中居民分食，这种遭遇，令我对人性之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更为可悲的是，他的投降上司祖大寿，因为对清朝尽心效力，死后还被清朝皇帝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而坚守忠诚的何副将，却无声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在吞并辽东后，有许多的汉人投降，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马与进的明朝将领。
1621年金军入侵时，马与进积极投入辽东保卫战，因为他的声誉很好，以至于其防区惨遭金军蹂躏时，人们纷纷传说他已经英勇战死。
马与进的妻子赵氏在辽阳听到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
当然，马与进并没有死，而是向金军投降了。他的儿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为清朝驻南京的总督。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深为赵氏及其家人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而唏嘘感叹。您先别急着感叹，后续还有故事。
当清朝统一中国，根基已固时，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三藩”指的是当时镇守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以及福建的耿精忠，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替清朝剿除李成栋残部，以及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
其中吴三桂于1673年12月28日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逮捕康熙皇帝的两位使者，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吴三桂也是反复无常的投机之人）。起兵至湖南，为了站稳脚跟，有意拉拢当时仍忠于清朝的广西巡抚马雄镇。
这个马雄镇的爷爷不是别人，就是前边提到的一家四十几口为明朝效忠自尽的马与进。
马雄镇是文官，当时广西的军权却在将军孙延龄手中。孙延龄在吴三桂公开反清后，也趁机将马雄镇软禁起来，并逼迫其一同反清。
马雄镇拒不妥协，甚至几次试图自杀，但都被其手下阻拦。在此后的三年中，马雄镇的一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都死于狱中。
1677年，吴三桂因怀疑孙延龄反清的“革命意志”发生了动摇，便派出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并趁机杀了孙延龄。当吴世琮接管桂林时，才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等幸存者还在狱中，于是又是一番威逼利诱。
马雄镇依然重申他对清王朝的忠诚，并痛骂吴三桂是奸臣。爷爷被骂，吴世琮这个当孙子的自然恼羞成怒，便杀了马雄镇及其两个儿子还有9个仆人。
最令人动容的是，当听到马巡抚已死的消息后，还在牢中关押着的包括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在内的马家女眷共24人，依次在牢中悬梁自尽，重蹈了60年前马家的悲剧。
后来康熙帝镇压了三藩之乱，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对马氏家族大家褒奖，赐龙袍、追授英雄称号、建立祠堂、号召组织学习等等，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据此还创作了一部戏剧《桂林霜》，在乾隆年间流传很广。
这，就是历史吊诡之处。近60年前，马家祖母为了抗击清朝效忠明朝而选择家族成员集体自杀，而60年后，马家集体自杀的悲剧再次上演，这次，却是因为坚决地效忠于清朝。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马氏家族面对不同统治者表现出的相同的忠君思想，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个“忠”字，到底怎么写才是正确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魏斐德教授也进行了思考，正如他在本书中所总结的：“辽阳马氏家族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
对于此，我的理解是，无论哪朝哪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文化传统如何不同，总是有一些人类共同认可的品质，比如忠诚，比如善良，这些品质会依附于独立的个体，不因个体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历史从来就不仅仅是记叙过去发生的事，从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乃至预见未来。
而这，就是阅读历史有趣的地方。
作者：张宏伟，文章图片来自网络，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