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
《人生》路遥 1982年第3期《收获》（侯国民 插图）
路遥访德记事
金 弢
本来我跟路遥是无缘一同出访西德的。1987年的访德，中国作家协会前一年的组团过程中，在挑选陕西作家时，第一人选是贾平凹，因他患了肝病，健康欠佳，遂拿路遥顶替了他。如许，我才有了下列一篇文学回忆录。感谢路遥！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987年春，路遥（右）与金弢飞往德国
一、先说路遥的开心事——慕尼邂逅欧甲联赛
1987年春，我们5人访德作家团，王愿坚任团长，成员有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和我。因为整个旅程，我们有一辆中型面包车随行，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好意思再额外提要求，所以路遥希望坐一趟德国高铁的愿望没能实现。然而事情总是有失有得，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车上，所以不会错过收音机不停播放的新闻。就在那天下午赶去慕尼黑的路上，收音机传出观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一下子把在车上昏昏欲睡的路遥激醒，问我是否在赛球。我解释是欧洲甲级联赛，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中心举行。
路遥称，他心里一直惦着一个尚未出口的愿望，他本想在访问期间再说，没想到因出意外（后面会讲述），于是把这件事给耽搁了。现在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来了，路遥是肯定不愿放过的。此前，团里谁也不知道路遥还是个死磕的足球迷呢！
安排看一场球赛，从日程讲没有丝毫问题，但就是不知能否弄到门票。据我的经验，德国球赛的门票会提前很长时间预售。让人喜出望外的是，陪同我们的德国小姐欧燕说，弄到门票绝对不会有问题，到慕尼黑的当天晚上她可以给德国外交部值班室打电话，由值班人员帮我们团订票。欧燕还解释，每场球都会有嘉宾保留票，由外交部出面订票是万无一失、十拿十稳的，届时我们在入口处取票即可。结果，我们不光得到了票，还坐上了给嘉宾保留的贵宾席。这真是美妙，让全体团员心里暖洋洋的。
第二天，我们观看的是德国拜仁慕尼黑对法国里昂队的比赛，路遥也有机会目睹了德国宿将贝肯鲍尔、鲁梅尼格等世界级球员的风采。对各种比赛规格及俱乐部称谓，路遥是了如指掌。进了赛场，他变得迥若两人，看得热血沸腾，大喊大叫。然而，我们其他人感到尤其欣慰的是，之前路遥被偷300美元的心理阴影，终于让这场足球赛激发的投入与亢奋彻底消除了。
一边看球，路遥一边向我打听看这么一场球门票要花多少钱。我说甲级联赛正常情况下每张票起码要30马克以上。至于我们的贵宾席，那就更是无价之宝了。
路遥想到了他的陕北老家，称，这可要超过他一个月的工资，算的还是官方价，议价交易还要乘上一个3。路遥说，这些钱让一个陕北老乡可以活上半年了。平时聊天，路遥会时不时地想到他家乡的黄土高原，德国任何商品的价格他都会拿窑洞里的老乡生活做比较。
二、再说路遥的冒险事——“私访东柏林”
那次出访，有过一段“私访”东柏林的插曲。说“私访”，是因为那是非官方访问，没有中国大使馆的批准，也不在出访计划之中。进入东柏林就等于到了东德，当年出国稀罕，总想走访更多的国家。
有那辆面包车随行，我们想去哪里都非常方便。我们参观了脚踏三国交界的小镇，往前一步就踏进了荷兰、比利时。理论上，在西德吃早餐，餐后咖啡可以去荷兰喝。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都颇兴奋，没想到这趟出国一下子到了三个国家，加上接下来还要去“私访”东德，心理上有更多的期待和满足感。
然而去东柏林，中国大使馆并不知情，但我们必须征求陪同人员的意见——她是我们日程的负责人。万一出了差错，责任自然在她。
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但在正式场合我们必须用全称，否则是外事失误。在东德人的心目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象征整个德国国土，“联邦德国”（简称“西德”）只是德国的一部分。如若我们说“东德”，会被东德人理解成“蔑称”；同样也不能说“东柏林”。一次有作家提到“东柏林”，东德翻译马上纠正：“不对，应该说‘首都柏林’。”因为它是德国名正言顺的国家首都，而“西柏林”仅是柏林的西面部分；并且同样不能叫“柏林墙”，应该称“柏林国界”；如提到“柏林机场”，那指的一定是东柏林的“首都机场”，位于西柏林的机场只能说成是“西柏林机场”。
当时的情况，但凡访西德的团组，有西方签证；进东德，中国人只要公务护照，无须签证，是时双方实行“外交互免”。
但如果是访东德的团组，要跑一趟西柏林，却有极大的外事风险。
从东柏林可以自由出关，因西柏林那面，边境彻底开放，不设哨卡，无人管理。之后回东柏林，可利用“外交互免”无障碍入境。而且只要有中国护照，还不必强行用西德马克购买东德马克。
所谓风险，首先是访东德的团组没有西柏林的签证，实属非法入境，如遇西柏林警察较真，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其二，万一出现私下离队，也是风险。1988年4月，天津的延安老作家、电影《白毛女》编剧杨润身率团访东德，团员强烈要求过境去参观西柏林，建议私下行动，我就不敢，因外事责任在我。我须事先征得中国大使馆同意。我跟大使说明外汇不成问题，我有公款。对我的提请，大使称，没必要向国内外交部请示，据以往团组经验，一定再次被拒。我的提议当场遭大使否决。
而路遥的这个访西德团，“私访”东柏林，一则我们有西方签证，没有离队风险；再者享受“外交互免”，操作合规。然而严格地说，也必须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同意。
那次经历不仅对于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是第一次，于我也是。当大家从东柏林返回时，路遥马上说：“从西到东，通道简明顺畅，但从东德返回西柏林，像是进了迷宫。”
去东柏林，陪同小姐必须一比一地购买40东马克，这样可以保证她在东德24小时的逗留。如逾期不离境，出关时根据记录要罚购，外加手续费；如若入境时可以预知逗留天数，如探亲访友，可以提前购买马克，这样就省去附加费。然而一旦提前离境，多买的东马克无法退回。东德政府推行这一政策，首先为促消费，购买的东马克不花掉就是浪费。
我们在东柏林刚出关，东德黄牛立马迎上来兜售东马克。我要拿10个西马克去换东马克，这是可入公账的，对方给了100东马克。我言，听说是一比十二。黄牛说：那至少要换100西马克才行！欧燕提醒不要换得太多。
那天，为把钱花完，全团喝了咖啡，吃了好多蛋糕。因事先预知行程紧促，王团长称腿脚不便，遂留在饭店休息。
我们当时没有相机，所以路遥在东柏林没有留下照片。当时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家电，照相机算大件，而大件指标短期出国每人只有一个，一般首选买彩电。团里仅有的几张照片，是到访汉堡时，遇上一位崇尚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他陪同我们参观时所拍。
下午的时间非常短促，我们马不停蹄地顺着菩提树下大街一直走到柏林墙，墙前有100多米的真空地带，在射程范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国人一定听说过几十年后“枪口抬高半公分”的审判。所以从东柏林看，柏林墙洁白整齐。为防止有汽车强行突破，开阔地中间地雷丛生。而靠西柏林那一边，柏林墙彻底开放，无人看管，游人可以走至墙根，不仅垃圾遍地，还尿骚呛人。
实际上，每次中国作家团到访西柏林，西德外交部都会建议顺道去看看东柏林，同一个城市，不同的两个部分可以作比较，当然目的是为显示西柏林更加自由与繁荣。
我们离开东柏林时已近傍晚，街道昏暗，而出关回西柏林的手续极其复杂：填表、拍照、签字、按手印，一整套程序必须完成。出了关到了西柏林，眼前霎时变得五彩明亮，那是西柏林满街的霓虹灯。
左起: 袁和平、金弢、Vogel先生（汉堡文化局长兼西德电视一台台长）、王愿坚、汉堡市副市长、德国陪同欧燕、扎西达娃、路遥、中国留学生
三、须说路遥的悲哀——出师不利，痛失300美元
路遥性格内向，心很重，还带有三分倔强，这也体现在他创作上的执着。他心里有点什么事总是抹不开，烟又使劲地抽。
在法兰克福下飞机后，我们到德国的第一站是科隆。
是年3月2日，初春的季节，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大地吐绿。参观完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极好。我们5人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到西方。大家欢声笑语、一路春风地走来，漫步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闲聊着接下去4个星期的访问设想。
刹那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前面出现两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貌似吉普赛人的女人，各自手抱一个六七个月的婴儿。她们飞快靠近我们，突然双双朝右转向，冲路遥紧贴上去。两人同时齐齐举起手中婴儿，顶到了路遥的下巴，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嘴里含混着乞求，让人下意识想到这是两个百分之百的女乞丐。这种强要饭作态，别说初次跨出国门的作家，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前所未见。
又一转眼，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双手托抱着孩子，瞬间消失了。还不到3分钟，路遥惊呼：“我的钱丢了！我的钱被偷了！”只见他草绿色猎装，右上方表袋口，扣子已被解开，口袋盖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塞进了口袋。我疾步朝两女人逃遁的方向追去，无果，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00美元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外汇的出境管理绝对严格，一个出国人员只允许兑换30美元。每次出访，每人每天只补贴1美元作零花钱。短期出国回来，允许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台日本原装彩电。仅靠合法兑换的30美元和每天省下的1美元是远远不够的，普通20英寸彩电价格在400美元以上。
那时，携带外汇出国，必须有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出境证。没有出境证，一旦被查，不但外汇没收，人还将被记过。带出境的外汇，等到回国时，白纸黑字填进海关申报单，购物时，申报单上有多少外汇额就可用多少。有人在出国前没能及时买到更多美元，进关时，自作聪明将数额多写。但海关一旦要求出示现钞而不能时，作为惩罚，此出国人员的申报单就会作废。
然而，这么至关重要的外汇，路遥却给丢了！300美元，按当时1比12的议价，要3600元人民币。当年稿费标准，1000字只有7元钱。身为国家专职作家，每月工资才七八十元，还不到100元，普通工人二级工月薪才39元，这意味着路遥一下子丢了3年多的工资。况且这300美元是已经出了关、回国申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钱，实际具有更高价值。
路遥突然变得沉默。他很懊恼，我也很懊恼，心想每个团出访前总会无休止地交代：“须小心小心再小心！出门三件事，护照、外汇、黄皮书！”但还是无济于事。
没辙，这是我陪出去的团，团里只有我会德语，我得负责任，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记得作协领导经常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外联部是个服务单位，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服务作家。再大的问题，回国再说。”
大家离开广场去吃午饭，路遥不想吃，他吃不下。我转过脸看看团长王愿坚，他一脸无奈的神态。他也是第一次出国，对此种突发情况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出访前也是闻所未闻。就连多次带过团出访的我，也是破天荒第一次遇到钱被盗。
大家情绪一落千丈。访问才刚开始，往下还有四星期满满的日程。带着这种精神压力——尤其是路遥，旅行起初的兴致勃勃会变成度日如年的煎熬。餐后回到旅馆，我拿了方便面去看路遥。他拿来烧水壶，我说：“我来帮你煮吧。”平常性格内向的他，从来谈吐缓慢，善解人意，此刻却变得烦躁：“我怎么连方便面都不会煮，还要你来煮？”我说：“不是因为丢钱吗？想安慰安慰你，帮帮你。”他转过脸直视我一眼，神情像是在说：“谁也帮不了忙！”他如此烦躁，可见内心的痛苦。
离开路遥，我去找团长，我说：“路遥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这样往下如何继续访问？”但一时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刚才席间我曾提议大家能否凑一点钱给路遥，但我话一出口，自己的提议很快在心里自我否定了。一则路遥出于自尊，他说哪怕打死他，他也不会要。这种人情债，对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会更大。二则大家手里美元都有限，每个美元都已作了安排，即使想帮也给不了多少，无法弥补路遥的损失。
我们作为被邀请的客人，如果要把这一情况直接反映到德国外交部去——德国的科技、文化隶属外交部管辖，从外事纪律而言，我们必须事先请示中国大使馆，而大使馆必定要请示国内外交部，但最终路遥能否得到补偿，是个未知数，而且这么来回一折腾，没有十来八天的时间是得不到答复的。团长觉得不妥，这样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的，他作为团长回国也不好交代。
我们的下一站是西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派来的陪同小姐将在那里等我们。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为省时间和经费，她就不专程从柏林飞法兰克福去接我们，科隆这一站我们自理，反正我会德语，陪团也有经验。此刻我想到一个办法，但暂时没跟团长谈及，我想等到征求完陪同人员的意见再说。
到了西柏林，我们跟陪同小姐接上了头，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燕。我把路遥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况跟她和盘托出。她一听丢了300美元，相等于800马克这么多钱，就哭了。她想如果只是丢几十马克，自己给了了事。她说这次是她第一回替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事情往上报，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为难。至于最后会不会给予补偿，她心中没底。无论结果怎样，她的这次工作将会有个污点。第一次任务就没有圆满完成，她害怕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既然这样，我说出了心里已来回酝酿过的想法。我说：“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问题也差不多解决了。”
她问：“是什么？”我说：“我们的餐费德方不是可以报销的吗？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她说：“正常情况下每人25马克，但不能超出30马克。”我问：“如果超标了怎么办？”她说：“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报销时要作说明。”
因为这个想法我脑子里已盘算过好几回，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我的方案。我说：“柏林的两天你把伙食费给我，每顿按30马克的标准，就说柏林中餐好吃，我们吃得好了一些，往下几个城市可以省一点。其中两顿报35马克，说是会面了中国作家，多喝了点啤酒。”
我自己在国内搞外事，到了地方偶尔碰上熟人作家，遇到用餐时又不好意思让人走，就会留住一起吃饭，伙食费会超标。这种人情世故的事，领导也不会说什么，在财务总结报告上都会签字，财务处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我想人之常情，德国的操作也该大同小异。
我算过，一顿150马克，两天有600多马克，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欧燕说：“吃饭没有发票是没法报销的。”我说：“我想过了，发票我到中餐厅去想办法，给点小费买张发票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几家店，把两天的餐费开在一起，包括你的。就说因为餐不错，我们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尚未实行餐饮业机器打单体系，餐馆出具发票时，在盖章的发票上可随意写上几百马克。我1998年来慕尼黑留学，山西一个出版社社长独自公费来德，因作协关系来找我。为攒多点外汇买彩电，他就在我们学生宿舍搭铺，把房费省下来。我去旅馆要一张发票，开上一个礼拜的住宿费，服务台老太太二话不说，马上照办。而且看势头，这种事时有发生，服务台心照不宣，做起来得心应手。
我们的事欧燕同意了！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没出漏洞，两全其美！还有一点，我接触过的所有学中文的德国学生，他们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无形中都会下意识地向着中国，这种情愫很让人感动。之后在寻找向DAAD交差的说辞中，欧燕跟我始终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我心情轻松地把谈话结果向团长汇报，王团长如释重负地笑了，说自己没有丁点外事经验，困惑一宿想不出一个好招。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房间开了会，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为解决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艰苦两天，早餐在饭店吃饱一点，多吃点香肠火腿，中午、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
自从第一次随王蒙出访西柏林，由于我没经验，没带方便面，碰上有次没饭吃，吃了舒婷的花生米，此后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以备应急。有一回我们出访民主德国，因为整个东德没有一家中餐厅，来自天津的年届七十的老作家杨润身，因受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不能参加团的活动，影响全团去外地的整个行程。我们靠那一箱方便面拯救了老杨的胃。
没想到这回为了路遥，这一行李箱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
1992年我已到德国居住，得知路遥去世，心里很难过！路遥性格内向，心气很高，有不顺心的事总憋着。他那么年轻，搞创作总是那么动情，总是一腔真情、呕心沥血地写。在西德时听他说过，半夜三更他写到动情之处，一人跑去院子痛哭一场，回来继续写，别人还以为他疯了。路遥啊路遥！你何必这么性急，干吗这么快就走了？我们不是约好要在西安一起吃羊肉泡馍的吗？要是摆在今朝，我们也没必要为那300美元如此揪心，害得你差点整个旅程兴致索然，心灰意冷。
四、又说路遥的机敏——灵机一动，为团里立下汗马功劳
这次出访，除了发生路遥丢钱的意外，在汉堡那一站还遇上了一个让人一时非常棘手的问题，让团长王愿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回多亏路遥想出的妙招，让我们团摆脱了窘境。
那天中午，汉堡文化局局长请我们吃饭，他们从在座的同事的收音机里听到新闻评论，称王蒙成了中国的文化部部长。因两年前，王蒙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汉堡，跟汉堡文化界不少人很熟，后来他们都成了我们的老朋友。这次正值中国作家团到访汉堡，在场的德国友人要祝贺王蒙的履新。有人提议大家一同向王蒙发去祝贺，并即兴买来一张特大号汉堡风光明信片，写上：尊敬的王蒙部长先生！我们全体汉堡文化界同仁、您的德国朋友们以及中国作家代表团很荣幸能祝贺您成为中国的文化部部长！
写完明信片后大家要署名，在场的德国人都签了，接着该轮到我们签名了。但这种祝贺卡，我们中国人跟德国人混在一起不合适，尤其是贺卡上的称谓和行文的语气，我们跟汉堡文化厅把名字签在一起有悖外交习惯，外事强调“内外有别”。加之王蒙收到这张贺卡时对我们又会作何感想？但是当时的场合，若不满足德方的愿望也不符常理，我们拒绝签名会让德国人觉得莫名其妙。全团一时不知所措。大家正犯难时，路遥的一句话给团里解了围。路遥说：“我们就写上：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汉堡！然后全团签名，也好让王蒙知道，是哪些作家这次正在汉堡访问。”这样写，我们算作只给王蒙传递了一个作家团出访德国的客观信息，与贺卡上的称谓及内容无关，同时对德国人的要求也有了交代。路遥的提议让大家茅塞顿开，真真实实地如释重负！事后王愿坚团长不禁感慨地说：“外事工作有时确实很难！遇上此类突发情况，一时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团里还有个想买狗肉罐头的轶事，在此记下算作笑谈插科打诨而已。一次我们参观一家德国大商场，我跟王团长、欧燕在一边商谈日程安排，路遥、袁和平、扎西达娃三人随意闲逛，没想到他们发现商场有狗肉罐头出售，罐头盒上画着各式各样的狗，价格还很便宜。以往出访中，我没有特别关注此类罐头。大家不由心生想尝尝的念头，团长也觉得可以考虑。在我细细读了说明后才知道，那不是“狗肉罐头”，那是“狗食罐头”！幸亏我们的德国陪同不在身边，否则她会认为我们是何等的野蛮。
当然，那年代的肉狗跟当今的爱犬不一样。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插队时，就吃过一回狗肉，还是知青挚友的面子——是他家房东杀狗。这是农民难得的伙食改善，不是贵宾还绝对没有份。后来求学到了德国，由于德国人对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回忆起吃狗肉，胃里会有一种难受的感觉。然而知青下乡时，那是一个动物蛋白质严重匮缺的年代，吃狗肉是天经地义之事。
路遥的饮食习惯，他称什么都能吃，但偏好面食，跟王团长一样；而扎西达娃、袁和平更喜欢吃海鲜。
五、最后说路遥——苦难人生一本书
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1984）海报
俗话说，祸不单行，但好事也不独来——好事成双嘛！路遥的《人生》被拍成电影，是国内文艺界一个热议话题。本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是文联的职责，与作协无关。但莫言《红高粱》和路遥《人生》都是柏林金熊奖的力作。这回小说作者访问西柏林，自然是文化接洽的极好机会。我们事先联系了金熊奖评委，约好带上电影毛遂自荐。因影片尚未译成德文，我从小西天电影厂调来录像带，在机关试了一回同声传译。我们要在电影正式翻译出品前给评委会一次“Vorgeschmack”（提前感受），当时信里我就是这么写的。
那天下午，是我跟路遥单独去的金熊奖电影馆。一位长者老板和蔼可亲，身边带一个中德混血翻译，现场还有将近二十位观众，是评委会或电影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这名翻译我于1985年在“西柏林艺术节”见过，没有深交，对其身世也不甚了解，只知道是在德国土生土长，母语是德语，中文发音很标准，估计父母的中方是个知识分子，但没听过他长篇说中文。路遥作了影介，交代了小说的背景。翻译时那个翻译对路遥的陕西口音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很多地方路遥必须改换表达方式。电影同声传译还是由我承担。电影馆的音响、影像设备一流。对同传的操作我不陌生，有过一次经历。
1985年秋，中国作家团出席南斯拉夫马其顿国际诗歌节，我做过同声传译，是英中对译。也是因为那时国力弱，没有外汇派两个团出访，所以出访东德团顺访南斯拉夫。为省下一个翻译的国际旅费，领导一定了解到我大学考的是英语，童子功还在，遂让我访南斯拉夫时兼任英语翻译。大会期间，组委会找中英同传，问我行不，我想只好赶鸭子上架了，答应可以试试。
求学到德国后，有回上海市委考察团来慕尼黑，要了解德国政府是如何解决公职人员的社保问题，由马普所（Max Planck）接待，让我去做会议翻译，那也是我到德国后的第一次专业口译。为省时间省钱，马普所提出要同传。
这次电影《人生》的同声传译，由于我事先练过一回，情节熟悉，所以译起来轻松许多。我自信传译是成功的。从观众的表情上看得出，大家跟着情节走，为电影的内容所打动。结束后，大家依然默默坐了一分钟，消化着这场电影。
临近告别时，让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出现了，电影馆老板要付“版权费”，说刚才不能白看这场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德经济发达，加之西德人又非常地“gentlemanlike”，他们是很友好，很礼貌，很客气，但有时候这种友善是居高临下、俯瞰式的友好。
我听说还要给版权费，手里也没什么可回谢的，就把那盘录像带权作礼物留给了老板。我们的团队又增添了好几百马克的实力，路遥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全团恢复了高昂的情绪。陪同小姐决定晚上带我们去 Disco。团员扎西达娃，当年历次出访团中难得的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作家，住到德国朋友家里去了。大家心情轻松，我们喝了啤酒。路遥平常不喝酒，他那晚喝的是啤酒还是饮料，已没有记忆。路遥难得提出请求，希望中国作协外联部安排他去一趟苏联，他要目睹自己崇拜的电影里的保尔·柯察金当年筑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们年轻时是读得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已记不清来回读了多少遍了！”路遥说。
借着出国几天来久违的欢快时刻，我们回顾了白天的电影，谈到了小说《人生》。路遥心情好了，话也多了，说《人生》其实只是个提纲，发表得过于仓促。现在想起来，还有很多的经历该写而没写进去，想以后改写《人生》。我听了马上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行！《人生》是你的出世之作，也是你的成名作，这块奠基石万万不能动。我在读大四时就听你的小说广播，多感人啊！高加林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物。你若心里还有要写的，还不如另起炉灶，再写一本！”
也是因为对这一人物的膜拜，四年后读研结束，我到了作协，有机会认识了作者本人，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高加林是否就是路遥自己？因为跟路遥有过相同的知青经历，我们很多话题一拍即合。几天来的风雨同舟，彼此有了很多的了解，关系也变得亲密，加上我们还齐心协力共同克服了困难，像是已成了患难之交。因喝了酒，谈吐变得随意，我情不自禁地出言一句笑问：“路遥，巧珍那么好的姑娘，你当时怎么忍心把她甩了？”没想到路遥顿时神色黯然，仿佛回到了知青年代的记忆中……
之后我来德国定居，听说了他的《平凡的世界》，难道是路遥真的扩展了《人生》？我没读过《平凡的世界》，没有发言权。但我确信：有的作家一辈子能写很多很多小说，像莫言，因为他的小说都是在写别人；也有的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之作，他永远在写自己，像路遥、古华、鲁彦周，因为人生只有一次。
2024年8月6日 定稿于慕尼黑
【来源：延安文学。推送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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