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闲话古今
清末民初，在中国有一位被人称为“怪人”、“怪胎”和“疯子”的人，他学贯中西、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狂傲不羁。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国学的中国第一人。他就是被欧洲人视为天才，而被中国人视为“怪才”的“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惠安县，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924年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等的合影】
而辜鸿铭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他一生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10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伦敦。始终长衫马褂，留着辫子。有天，他坐电车上，故意倒持伦敦泰晤士报，几个英国人笑得前仰后合。辜这才用纯正的伦敦腔把整段文章念出来，并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看，一点意思没有！”车上人都惊呆了。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洋人，但洋人却非常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而且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崇拜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有外国记者问：“先生认为应怎么稳定中国政局？”辜回答：“办法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就会安定。”在座大员面面相觑，不敢接口。能说出此等狂言的，文献中找不出第二个。
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仅仅支付20美元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辜鸿铭得知，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财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辜鸿铭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其前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就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擅长雄辩，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招。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停留期间，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一时语塞。
辜鸿铭生逢乱世，愤世嫉俗,不但骂洋人，也骂国人，骂遍天下强梁,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譬如,他曾骂道:“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他在北大教书时，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
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选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
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那天，嘉兴才子沈曾植前来祝寿，在张之洞幕府任职的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在北大当教授时，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
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蹶阔：“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辜鸿铭在中国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
辜鸿铭虽然是保皇派，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慈禧过生日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使满座为之哗然：“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有一位中国夫人和一位日本小妾，并且相处得都很和睦。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与此说相类同，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嗒然若丧。
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
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谓他“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最为合适。
辜鸿铭一辈子都在坚持传统文化，他去世后，溥仪派人前来吊唁，赐他谥号为“唐公”，也算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了吧。只是，这个响彻西方的才子、震惊东方的怪人，如今故居和墓地都荡然无存，留给人们的只有这些讲也讲不完的故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