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乡村·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综述（上）
摘要：2017年夏于浙江缙云举办的“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秉承“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理念，在立意的前沿性、安排的有机性、理念的跨界性、结构的嵌套性等诸方面体现出鲜明特色，从多个维度开掘了“以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深意、方法启示和指向价值。
关键词：乡村作为方法 暑期班 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民族志 传播政治经济学
2017年夏，新闻传播学界数个高水平暑期班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风华荟萃，让人目不暇接。在这其中，让人尤为难忘的，是在浙江一个山区小县里的“起承转合”、摇曳生姿。
起
从2015年的“从全球到村庄：传播学如何落地”中加联合暑期调研，到2016年的“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国际暑期班，再到2017年的“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在浙江缙云进一步深化。最新一届缙云暑期班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和缙云县图书馆协办，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和丽水市瓯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名学员（从青年学者、博士生、硕士生到本科生）齐聚一堂，聆听真知，砥砺思想，走访乡村，更新认知，收获良多。
6月30日，各地学员陆续抵缙报到。当晚，整个国际暑期班活动在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教授的演讲“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城市化”中开启序幕。
在演讲中，曹教授开门扣题，针对本次暑期班主题“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指出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总是“以现代化为方法”“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方法”。在这样的语境里，农村往往处于“被而能动”“被而不动”乃至“被而反动”的被动境遇。将曹教授以疑问性质提出的点题放在认知正义和价值测度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提出“以乡村为方法”，就具有纠正认知偏差，从历史和理论上重建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曹教授梳理了国家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指出土地制度作为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对于上层政策以及底层现实的重要影响。曹锦清教授强调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抱持中国立场、民族情怀、百姓视角，高屋建瓴论及中国当下社会议题，为暑期班奠定了宏大的理论基调。正如赵月枝教授指出，这种高屋建瓴的历史阐释和学术主体性洞见，为整个暑期班“开了一个不能再好的好头”。
曹教授的点题开门见山，释题的则属本次暑期班的主要发起者和策划人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月枝教授。
赵月枝教授阐释主旨的演讲“村庄作为方法？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作为对暑期班主题的开放性探讨，引领大家超越人类学家对仅作为空间的村庄（而不是将之视为一个分析单位）的刻板化经典阐述，以一种米尔斯所称“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质，思考“村庄作为方法”的理论资源、内涵、实践、历史和现实意义。赵月枝教授从城乡关系、村落共同体、村庄有机性和多样性、“三农”主体性以及乡村作为“希望之源”五个层面对于“乡村作为方法”进行了阐释。她在倡导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与民族志、行动研究的结合时深刻指出：如何处理改革时代农民和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称之为“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型’”）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也是发展有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的关键突破点。赵教授对“‘乡村作为方法’不是回到前现代或本土主义”的价值指向的楬橥，给人启发、引人深思。
正如本次暑期班招募启事的开篇所言：“全球”和“村庄”都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隐含了文化政治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也正如赵月枝教授7月1日在浙江省缙云县图书馆举行的简短开幕式上指出的：此次暑期班提出“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旨在挑战资本主义现代化主流叙事，打开主流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另类想象。
承
承载这种“另类想象”，展示“以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反思、历史反思和主体性反思的，是随后在学员渴求的目光中相继登场的曼殊纳特·蓬达库（Manjunath Pendakur）、艾伦·塞特（Ellen Seiter）、吕新雨、卜卫等中外学者角度各异、精彩纷呈的演讲。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印度裔学者曼殊纳特·蓬达库（Manjunath Pendakur）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著名学者艾伦·塞特（Ellen Seiter）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全球化了的印度村庄现状以及数字时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蓬达库教授的演讲题为《我的村庄全球化了：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2.0》（My Village Got Globalized: PoliticalEconomy and Ethnography 2.0），在演讲中，他将政治经济学和人种学的民族志方法相结合，从阶级、种姓、性别、村庄的国际化等角度对自己出生的村庄作了介绍和讲述，对长于宏观层面分析的政治经济学与长于微观层面考察的民族志方法的结合做了现身说法的阐释；艾伦·塞特以“家庭、工作与数字民族志：实施具有适恰性、想象力和女性主义的田野考察”（Ethnographies of Home, Work and the Digital: Doing adaptive, imaginative, feminist fieldwork）为题，从理论和技巧层面展示了如何在传播研究中运用民族志方法。她认为，作为一种从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发展出来的需要长期参与式观察、强调描述性写作的特殊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在殖民主义渊源、时限和方法的严格性、政治视野的匮乏等方面的局限，要求研究者具有自反性。
与曹锦清教授着眼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相互辉映，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土改’问题：从列宁到毛泽东”的演讲，接续去年暑期班有关布哈林的论题，将视野转向国际共运史上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追溯社会主义土地问题的源起以及中国革命性质的论辩。作为对曹教授历史论述的维度补充，吕新雨教授展开论述的方式是从现代国家层面，梳理经典马恩列斯著作，以“国际共运”为视野，以“回到马克思”为理论姿态，进行引经据典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关照。吕新雨在演讲中揭示出的中俄（苏）之间存在的直接的不可分割的镜像关系、中国托派和民粹主义之间构成的比较视野，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吕新雨指出的，今天之所以需要从国际共运的历史视野来梳理这段历史，是因为“它不仅关涉着如何重新理解和判断今天中国的国家性质问题，也直接联系着今天中国乡村正在进行的新‘土改’究竟要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
而与蓬达库对政治经济学关键问题的追问（谁有权力，为什么；权力是如何获得利益；谁受益于这些政策？换言之，被问到的中心问题是“谁的利益？”“这些机构及其政策是否存在？”）以及艾伦·塞特运用民族志方法时所特别指出的“对性别的挑战”“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等论述相承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对“民族志研究的研究政治与伦理”的深入展开。
卜卫的演讲，涉及民族志的研究政治、研究技术、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架构、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与伦理、民族志研究的挑战等议题，意在从自身丰富的民族志研究经验中提炼出关于研究政治与伦理的批判性思考，以一种强烈的和难能可贵的自反性达到对民族志研究的超越（以及对一种新的社会变革传播学的倡导和力践）。她所提示我们的“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建构”（相反，每一个研究都有政治，都有建构），以及她所提出的处理研究政治要问的六个问题（包括“利益群体对研究目的的影响”“学术资源来自哪里？”“研究问题来自哪里？是谁的研究问题？研究要为谁解决问题？”“收集数据的过程：研究者找谁去收集数据，以及在观察或调查时关注或陈述哪些事实或数据？”“如何解释事实和数据？”“如何使用和推广研究结果？”），对每一个民族志研究者都有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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