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徐勇：下得来，上不去？田野政治如何避免中层研究陷阱

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常会面临着学理表达的普遍性与事物内在的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并由此产生了所谓“中层研究陷阱”。田野政治学作为以田野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路径，既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田野问题，亦是从田野的路径研究政治学问题。然而，数量丰富的田野调查面临“中层研究陷阱”的结构性难题，这不禁向所有研究者发问：“‘下得去上不来’的田野政治学该如何破局？” 为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政治学人·学人说”特推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徐勇教授关于这一问题思考的署名文章（原文标题为：“走出‘中层研究陷阱’——初夏时节答客问”， 载于“田野政治学”公众号），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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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来，上不去”

田野政治学如何避免中层研究陷阱

作者｜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

近日，一位学术后辈借开会之际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开会中间来看我，他说发言的内容都知道，没有什么新意。开会如此，论文著作也类似。看起来很热闹，但能给人以新知识新思考的不多。问我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他发现田野政治学这几年有一些新的动向，问为何如此？

对以上问题，我没有认真思考，但也有多年的感受和体会。我常说，做人要求同存异，做学问要求异存同。学术发言和学术发表总要给人以人所不知的新知识新思考。众所周知和人所共知，难以称之为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 当下，学术成果数量急剧增多，但有独创性的成果较少， 而且正在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受“中等收入陷阱”提法的启示，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层研究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再难以提升，从而长期徘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不是收入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同样， “中层研究陷阱”不是研究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所谓“中层研究陷阱”是指人们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中层，往上上不去，不能将研究提升到更具有普遍性的层次上，从而产生更大影响；往下下不去，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和底部，发现事物的内在性的复杂因素。 就从我熟悉的基层治理领域看，大量成果是一种外部性研究，很少有人进入到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内部去发现其中的构造。这种研究很容易停留在一般层面，你知我知，难有新知。如黑格尔所说“常知非真知”。

我个人也有类似经历。刚进入学界时，我主要做中层研究。当时精力好，人也勤劳，生产率较高，也可以算是一个“写手”。但这种研究很容易造成研究的同质化，即你与他人的研究没有什么差别。你做的研究别人也可以做出来。因为大家所阅读的书目差不多，智商也差不多。后来，我进入田野后，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研究才算有了一点自己的特色。因为将田野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才有了田野政治学的说法。

当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路径之后，也可能陷入“中层研究陷阱”。 前些年，我们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但如何将调查产生的资料提升为理论，还得努力。 记得是1990年代后期，农村农民问题很热，来自美国的学者黄宗智和杜赞奇的著作风靡一时。许多人认识和研究中国农村，可以说是从他们的著作开始的。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著作引用的材料都是来自日本满铁农村惯行调查。为此，我发起了将包括惯行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并发起了“深度中国调查”大型项目。通过大型田野调查，我们可以说在调查的广度方面超越了日本，也有了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一点底气。但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将调查资料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理论方面都很不够。高度不高，影响力便有限。这与我们的哲学思维训练较为匮乏相关。哲学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在于它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人类的思维导航，能够帮助人们的思维从具体的材料中抽象出一般性理论。我们多年做田野，能够下得去，但上不去，缺乏哲学思维和理论元素对矿石进行加工。

这些年，每每看到成堆的原始调查资料，会有一些“地主”老财的心理，好不容易为后人攒了点“财产”。连远在万里之外的哈佛大学的教授见了都如获至宝。但只有将“地主”转换为“知本家”，这些材料才会增殖。近两年，我们引进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的专家和团队，除了学科扩展以外，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田野提供上游产品。 社会科学没有上游的思想产品引导，就只会停留在中层。对于田野政治学来说，不能有了“田野”而缺“政治学”。

近几年，我们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开始重视理论，如博士生 论文以“国家化”为分析框架，理论规范性强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