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网监处希望我们阻止现场拍摄视频和照片，他们那边删不过来。”
“让他们不要开枪！今晚你们要拆，就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一来就出这种事（群体性事件），你让新来的省委沙书记怎么想？”
当现实中的暴力强拆、舆论管控和官场之道，突然被搬上了号称史上最大尺度的反腐正剧，还是让人觉得可能没睡醒。
首播当晚全国网收视率2.41、份额7.37%，高出中国VS伊朗世界杯预选赛”收视两倍，反腐正剧《人民的名义》俨然已经取得开门红。
时势造英雄，冬眠十年的反腐剧能刷屏，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因为该剧在政治权力、资本裹挟和大众审美三种力量的角力中，凭借“真实”立足了脚跟。
汉东省反腐、当地官场里“政法帮”与“秘书帮”的竞争，以及职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是这部剧的三条主线，能在小荧屏上阐述三者任意一个，都是罕见。
该剧第三集描绘了京州市一家服装厂因“暴力拆迁”引起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这其中既有国企改制工人股权纠纷、交易双方产权交接、土地升值变数，也有黑社会假扮警察暴力拆迁、工人维权网络直播、谣言境外传播、是否删帖、如何清场等敏感事件。
这一出戏看下来，无论是基层官员和民营企业家，还是维权工人或围观网民，恐怕都能自我代入，浮想联翩。
不过，如同编剧周梅森接受采访时表露的，
单纯的“展示腐败”并不足以呈现反腐题材应有的深度。以反腐为核心，又不拘泥于反腐一个主题。通过人心蜕变和复杂人性的刻画，讲述中国当代社会的生态状况，才是这部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的雄心。
与此类似，去年取得口碑和商业双重成功的电影《湄公河行动》，也被认为在反映毒枭统治手段上有所突破。
据报道，导演林超贤亲自跟公安部沟通，
阐述为什么要在电影中加入娃娃兵的情节，因为这一反人道主义的现象真实存在
，“如果不把这种触目惊心的事情表现出来，观众感受不到毒枭有多恐怖。”
电影上映后，舆论也将糯康受审、金三角渔民的生存状况和湄公河惨案等关联事件回溯，即让原本存在却被淡忘或忽略的残酷事实，通过文艺作品的艺术呈现重回公共视野。
作品不单扩大了对毒品犯罪、公共安全话题的讨论范围，也成为一座从现实到艺术再反哺现实的桥梁，
完成了艺术作品从反映社会事件
（尤其是那些潜藏在光环之下、却存在于公民心底的疑虑和痛点），
到参与社会运行、并影响社情民意的使命。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轮主旋律题材的尺度突破，依然是自上而下，取决于项目运行时官方参与的程度。
最高检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共同参与制作了《人民的名义》，《湄公河行动》有公安部们的协助，正在拍摄的《刀锋-红海行动》获得外交部的配合，后者还被列为中国建军90周年以及党的“十九大”献礼重点影片，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部即将上映的《建军大业》以及前两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尺度与审查制度长久以来的互动，使得我们
将主旋律等同于官方意志。过去那些“曲高和寡”的作品，使得业界与观众自动将主旋律模式固化
：它内核限定在一个狭窄范围，聚焦于“宏大叙事”，排斥个人追求、世俗情爱，这与人性天然割裂对立。
但从近来主旋律作品的热播，可以得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教训和经验：
主旋律更应当被理解成共同价值、重叠共识。
表达此种意念也不是只出于“政治任务”，
更多是因价值的广泛认同，而形成的由私人向大家的说服和过渡渴望。
例如，导演林超贤“一直有个当警察的梦想，有一颗捍卫正义的心。”
让个人从故事中产生自我投射或情感共鸣。
而不是假借类似抗日神剧等，来取悦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献媚于不理性的情绪冲动。
有着谄媚动机的空洞作品，在火眼金睛的观众面前一目了然。例如，浓眉大眼的“伟光正”被塑造成了缺乏人情味的神，反派则被刻意丑化成没有人性的鬼。是一些主旋律剧的通病。
如果事实真实存在，文艺作品故意绕道而行，回避否认矛盾，反而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从人设来说，在《人民的名义》中，编剧选择赋予人物七情六欲，
承认那些“精致的、粗糙的利己主义者”的存在。
毕竟人性虽复杂到不可捉摸，却也有共通之处。
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不愿移交副手腐败案件的办案权，
是怕被冠以用人不当帽子、引起投资商恐慌→当地经济下滑→在现任省长即将退休的关口，失去竞争省长的资格。
说白了，对下属的反腐会影响自身的仕途。
省政法委书记让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去处理京州市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却犹豫不决，认为京州是李达康的地盘，
自己过去是在看市委书记笑话
，处理好了不加分，处理不好反而减分。这位被李达康称之“靠吹吹捧捧上去的”公安厅长，甚至还曾有过到前省委书记亲属坟上大哭的“黑历史”。
让非反派人物公开官场的算计，可谓是相当大胆。掩盖人性的自私和利己主义，使人物脱离现实成了无欲无求的神，并不能起到什么教化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几集中一直呈现着“一言堂”、上位之心迫切的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并非只钻营仕途的政治投机者。其在处理大风厂群体性事件时，所展现的责任心和耐心让人钦佩。
而政法帮的公安厅厅长在此时，却露出其“无利不起早”的浮躁心态，想着“要有领导向中央推荐我”，急于与新任省委书记搭上关系。
两个角色好感度的“颠倒”，既再现了官场中人的通病，也印证了创作者的初衷——“表现他们人性转变的过程”。
而从情节设置上来看，《人民的名义》第三集里，当京州群体性事件的“丑闻”在互联网上散播开来时，身处北京的检察官侄女认为是警察放火暴力强拆，有图有真相。陆毅扮演的检察官却说“有图未必有真相”。而观众在这之前已经获悉，强拆的不过是假扮警察的黑社会。现场群众却误以为真警察来“救”黑社会，便阻止清场。这样的叙事安排也直接反映了“真相落后于谣言”网络传播现象。
与之相似，号称汉东省“网络水军头子”的年轻人，嘲讽身为服装厂工会主席的父亲，理由是开工厂做实业没前途，现在推崇的是“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经济。这与近几年“野蛮人”金融杠杆、“脱虚向实”等话题更是相互映照。
第九集中，为了解决安置大风厂员工的资金缺口，市委书记向财政局、公安局等部门摊派费用，公安局不愿从维稳经费里出，区政府更是直言，区里无地可卖，拿不出资金。如此哭穷，也算是暗讽了一把土地财政。
但在事实呈现之外，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还需克服一个长期困扰审查部门的争议：
作品挖掘社会阴暗面是不是贩卖作者个人私货的动机嫌疑？反映真实的“恶”是不是没有建设性举措的表现？
根据特稿《太平洋大逃杀》改编电影的消息，和陆川将拍摄以“白银连环杀人案”为素材的信息，都让部分观众疑虑，
这种惨烈不幸的社会事件，有没有转化为艺术产品的必要？会不会伤害案件中的当事人亲属？会不会给某个地区、群体的形象抹黑？如果转化，是出于感官刺激的猎奇需要，还是因为，将具有社会普遍性肌理、人性极致复杂的典型事件反映，本身就具有一种迷人的价值？艺术从业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与自我表达的冲动调和？
而这种冲突也一直存在于各种对争议作品的讨论中。例如去年热播的《欢乐颂》，有人认为真实反映着当下社会阶层的不同际遇，推崇着个人奋斗。有人却说这部作品是冷傲的中产阶级视角，有着拜金主义和对阶层固化推波助澜的意味。
更早之前，还有正常播放之后突然消失的电视剧《蜗居》，以及根本没有得到上映机会的贾樟柯作品《天注定》等等。
在此，只能将目光转向影视文化成功抵挡住了好莱坞“文化冲击”的韩国，看看他山之石给我们怎样的借鉴。
1988年，韩国时任总统全斗焕弟弟侵吞巨额资产却只获轻刑，因盗窃获重刑的12名逃犯得知后，为控诉司法不公越狱，挟持居民，并在被媒体和警察包围的最后时刻高喊“
有钱无罪，无钱有罪，无罪无钱就是罪
”。
这句话引发的社会震动从当年一直延续到今日。韩影《假日》、韩剧《请回答1988》都再现了这起事件。作为一名中国观众，看到《熔炉》、《素媛》等具有现实主义关怀的作品，
我们是觉得邻国社会阴暗的无可救药，还是敬佩艺术工作者勇于揭开伤疤，刮骨疗毒的担当？
我国现实主义作品的滞后性，早已被创作者诟病。编剧周梅森就直言，很多主旋律文艺作品，跟现实和观众是很隔膜的。而文艺远离生活，有一部分是由政策和管理偏差造成的。其甚至坦言“
我一直在写，但写了发不出来，是环境不允许，不是作家不愿意写。
”
对于当下的中国，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声名鹊起，反映的却是现实主义面临困境的尴尬。
2004年，广电总局规定黄金时间不得播放“凶杀暴力涉案剧”、“红色经典”不许戏说。2011年，涉案戏被禁止在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2012年更是提出六道“紧箍咒”：革命历史题材要敌我分明、不能无限制放大家庭矛盾、古装历史剧不能捏造戏说、商战剧需要注意价值导向。
对于种种题材限令，编剧汪海林就苦笑“吴承恩这样的网络作家和李渔这样的涩情作家就一直被封杀。三国的政治讽刺和水浒的暴力血腥破坏和谐也会禁止上星。”
前期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爆荧屏，编剧柏邦妮在感慨这一世代的“轻”时，就表示，“在一个真相、历史、自我、平等都不允许年轻人去争取去探究去表达的时代，爱情是他们唯一的锚。”
目前影视市场上内容过轻、情节悬浮成主流，是因为当下的年轻观众有颗“小确幸”的心，
对于那些有着公共背景的议题缺乏兴趣，严守自我领地，而在泛娱乐领域中投入着惊人的激情，享受着“饭圈”的群体认同。这是正被资本追逐的目标观众的共同画像。而行为上截然不同的伸缩，当然与现实主义作品的冷遇和稀少互为因果。
而为迎合这种
玩世不恭的消极犬儒，以及自我陶醉的附庸风雅
，幼稚化的剧情开始大行其道，原本应严格创作的严肃题材变成套路化的轻松题材，以至于出现了人物脸谱化的结果。
舍弃过往高大全人物的不合理行为，认为让正面人物骂骂脏话，让真实人物多几段感情纠葛就是接地气，在人物形象上则是霸道总裁、傻白甜、伪女权的大女主霸屏。
对于年轻观众需求的照顾，以及商业效益的“托底”构想，制作方开始选择吸纳流量“花生”来缓解商业预期和艺术需求的冲突。浮躁的影视业开始热钱涌动，跟风式拍摄流行，热衷于赚快钱。同题材的近期成功案例，更是刺激制作方“照葫芦画瓢”的动因之一。《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就透露，由于十多年没有成功的反腐剧，很多制作方并不信任这个项目。“码局的过程中，接触过的数十家大公司，包括了国企、民企、上市公司、影视界领军公司，都在不同阶段‘逃跑’。”
但将自带话题性的流量“花生”作为商业保证，导致的结果就是内容方面的粗制滥造。目前流量明星本身的口碑减损，和观众对内容要求的提升，都需要制作方在现实主义项目中慎之又慎。
仅举一个例子即可看出，内容制作方受浮躁的网络情绪影响，为吸收网络受众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比如近年网络爱国主义流行，影片《我的战争》在前期宣传片中翻拍了网络流行的段子，让去韩国旅游的老人说“我们不用护照”、“我们举着红旗来的”，这种有违和平理念的宣传思路遭致网络抵制，最终票房惨败。
但也不是没有人想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借用流行的壳来传达正面的价值。在各种玄幻架空的故事中，唤起年轻人的共鸣。例如张黎导演在解释自己为何从历史正剧的道路上急转弯，拍摄玄幻剧《武动乾坤》时，表示“对于很多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无望的人生……
同样身处绝境，一个人在逆境之中如何坚持，如何面对，如何重振旗鼓……这种精神和能力可以翻译成很多种语言来讲，神话也好，历史也好，玄幻也好，
这种生命力是内在相通的。”而用玄幻来阐释创作取向，是因为“玄幻世界只是一个壳，重点是克服艰难困苦的意志力……当你达成了这个壳，就达成了你的创作意图。”
只是在浮躁的氛围下，结果如何尚未可知。
如果说应对审查制度，是中国影视作品与政治权力的沟通，
那题材的选择和价值观的表达，在公权力介入之外，更受到了庞大的资本诱惑和大众审美评判的压力。
三种力量的交错让现实主义作品承担着空前的压力，归属于主旋律的反腐剧更是这其中最为敏感的类别。《人民的名义》目前展现出的品质，
不止是因为这一题材长期稀缺所带来的新鲜感，更是契合现实主义本身要求所展现的魅力。
别用“家丑不可外扬”作投机取巧的挡箭牌，用“真”的事实冲突去呈现，用“真”的人物情感去刻画，
才是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拒绝在神剧、雷剧和刻板僵化样板戏之间摇摆的策略。
艺术从来不能逃离与政治的关联，
那种认为让艺术作品娱乐化，就是去政治化的观念，其实是妖魔化了政治的涵义，并顺带产生抵触“主旋律”作品的情绪。
诚如《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所言：“
所有的情节可能都是身边的人、身边事儿
”，政治如此，致力于反映当下的现实主义又怎能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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