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社区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执行者，不是西方理论中所说的“基层官僚”。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中，社区工作者不仅执行政策，还承担组织、教育、改造群众的功能。400多万社区工作者是党和政府在群众身边的人格化代表，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是小巷里的政治家。
社区工作者的选拔应注重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专业性方面，社区工作者需要了解法律和政策，具备一定的学历和学习能力，掌握办公技能和新技术操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这与学历、年龄关系不大，更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因此，选拔社区工作者时，应注重选拔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理想结构是“老中青三结合”。资深社区工作者经验丰富，更擅长解决问题，做群众工作得心应手。年轻社区工作者是现在的招聘重点，他们专业能力相对突出，但缺乏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群众工作能力薄弱。目前，最缺乏的是中年工作者，他们的入职渠道不够顺畅。一些社区出现干部队伍断层，老的老，小的小，缺乏中间层。
中间层从哪来？我有个社区工作者群体的区分，一类是初次就业群体，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拥有学历和知识优势，但稳定性差，流失率高，许多人只是将社区工作作为职业过渡，缺乏长期职业认同自然就无法成长起来。另一类是职业转型群体，这些人通常已有家庭，多在30-40岁之间，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他们到了特定年龄段，需要重新考虑职业与家庭平衡时，可能选择职业转型，其特点是职业忠诚度更高，更容易适应群众工作。我认为，职业转型群体应成为中间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老中青结合”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要让选拔标准应更加灵活，放宽年龄、学历等硬性门槛。打破那些阻碍职业转型群体加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制度壁垒。
要充分释放社区工作者的价值激励优势。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待遇固然重要，但这份职业更根本的优势在于其可以提供劳动价值和意义。在劳动普遍异化、工作难以生产意义的时代，社区工作所具备的价值激励就成了稀缺品。社区工作是与千家万户打交道，是与真实生活打交道，工作与生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的、相互成就的，是可以直接获得来自群众和社会的价值反馈的。许多社区工作者通过与群众长期打交道，逐渐变得更为温和有耐心，甚至提高了个人修养和处理家庭生活的能力。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是现代职业群体面临的普遍挑战，社区工作这份职业却具有平衡二者关系的天然优势，关键在于释放这种优势，某种意义上，这比单纯提高物质待遇更重要。
如何释放？就是要把社区工作者从繁杂的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工作中解放出来，从绩效至上的考核制度中解放出来，要让社区工作者“闲下来”。这些年城乡社区日益机关化，村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高度职业化，规范化管理和考核制度严重束缚了他们的自主性，上级不信任基层，一定要用考核制度把他们的工作时间填满、格式化，似乎非要到“自愿加班”的程度才对得起那份工资，每一次上门都要带着任务，每一次面对群众都要完成工作，怎么可能真正熟悉群众，与群众建立感情？
社区工作不能太饱和，要有冗余，有不被考核的“无效空间”。考核指标之外的冗余，是社区工作者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福利，是社区工作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群众工作时间。挤干了所有“冗余”“水分”的考核制度，只会把社区工作者逼成“没有灵魂的官僚”。须知，仅靠物质激励解决不了社区工作者独有的职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