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旱、涝、风灾也频繁发生,这个节气算得上二十四节气中民生多艰、最为难熬的时节,当人们在庙里烧伏香求雨,把“大暑船”运送至码头祭神祈福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有着沉重的忧患。
大暑一般都在三伏中的中伏阶段,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1971~2000中国地面气候资料》中,从30年8月的极端最高气温统计中可以看到:一部分省区7月的极端最高气温值出现在7月下旬,绝大部分省区8月的极端最高气温值都是出现在8月上旬,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正是大暑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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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月令》记载:“季夏三月……腐草为萤”。在大暑时节,烈日高温,即便是伴水而生的草木也极易枯槁,倒伏腐烂。而在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下,粘在草根叶片上的萤火虫卵完成由卵到幼虫的蜕变,幼虫仿佛是腐草幻化而成,点亮夏夜。在酷暑难当的夜晚,这样的物候现象更像是美丽的传说。
人们对于高温,有一种近似于胆怯的敬畏。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录看,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大暑。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5日下午的气温,达到了惊人的44.4℃。北京《续东华录》记载:“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一个“威”字,道出了人与高温对峙的惊恐,那是面对老虎吃人般咄咄直逼的淫威,在虎口下寻找一线活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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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与干旱是孪生的兄弟,大暑期间的高温少雨,如果在持续干旱期间,更是雪上加霜。小的时候,听老辈人讲大旱的地方,人们走投无路时吃观音土、乃至于人吃人的事,总以为是以讹传讹,让人难以置信。直到读到《中国自然灾害史》关于“丁戊奇荒”的记载,才知道确有其事。
“丁戊奇荒”山西受灾最为严重,其中蒲州府在旱灾及之后的瘟疫中人口损失达75%以上。人们纷纷逃离家园,另谋活路,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走西口”和“闯关东”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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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如草芥。草木枯槁,命悬一线之际,“腐草为萤”的传说,似乎寄托着焦土之上人们对于生命的渴求。那些在夜空下飞翔的羸弱生命,多像是虎口下求生存的黎民苍生,熠燿宵行,拼了命也要去寻找生命的方向。
台风大约是天气云图上最美的标志物,这种美总有着深不可测的诡异和魅惑。那些黑蓝白色的台风,有时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不知他要旋转向哪儿,在哪儿停留。有时像激流中的漩涡,不知藏着怎样的黑洞,会裹挟起怎样的惊天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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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季节是一年中台风最为活跃的时节。第一次感受台风的威力是在 1991年大暑即将到来之际。七月的夜晚,湛江天气闷热而潮湿,我和同学忍不住跑到海边去吹风。记得那天晚上天色黑沉,衬得云层里的星月格外的明亮,海面平静地泛着黝黑的光,仿佛打了蜡的舞场,让人忍不住想跣足而下、旋转起舞。可万万没料到,半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只听到宿舍区噼噼啪啪的窗户、铁门的撞击声、玻璃落地破碎的声音,树叶呼呼的吼叫声,“乒乒乓乓”持续不歇的雨点声,那些纷杂的声音让人忍不住一惊一乍,一夜无眠。等到风停雨住,才发现宿舍外早已狼藉一片。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7号台风艾美(Amy)在广东汕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40米/秒(风力超过12级)。大海如镜,是谚语“海底照月主大风”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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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观测和预报手段欠缺的时代,东西方对台风的认知和记录其实是极为有限的。古人对“土润溽湿”的细致观察和描述,或者可以理解为是空气中、土壤里富含暖湿水汽的结果。那是大暑时节,从看不见的海上,随风裹挟而来的巨大水汽,他蕴藏的可以是滋养万物生长的水分,也可能孕育着一场灾难性的暴风雨。
每年的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是华北地区一年中降雨最多、最集中,且强度最强的时期。
以北京为例,1981年至2010年的降水资料统计,7月至8月的降水超过了全年的一半。其中,“七下八上”这20天的平均降雨量占了全年降雨量的22.68%,是“大雨时行”的时节。
一场暴雨往往带来“猝不及防”的危机。2012年大暑即至,北京90%以上的行政区域在7月21日这天降雨量都超过100毫米,全市平均降雨达190.3毫米。暴雨导致严重的城市内涝,全市受灾人口达190万人,其中79人遇难,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这场灾难让人们意识到现代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脆弱性,让人们在反思中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