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I深度 | 规模优势下构建中国—东南亚创新共同体

过去几十年，科技全球化将研究、开发和应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在中美G2模式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中美两个经济体在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上开展创新合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创新成果通过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超大规模市场快速商业化落地 ^[3] ，推动了全球创新和经济增长。

然而，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以及产业链调整使原有的创新合作模式面临一系列挑战。理想情景下，人们追求“科学无国界”。但我们必须承认，科技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总是由具有国家属性的个体所拥有，因此科技也不可避免地承载了国家的特征与边界。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地理相近、文化相亲，共同利益基础坚实，正是进行经贸、外交、政治与科技合作首选对象之一。当前，东南亚国家正快速发展，具有创新的内在诉求和巨大潜力，多国已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创新战略。在此时机，中国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创新合作可谓是“相向而行”，更可发挥在此区域范围内的规模优势，从规模经济走向创新经济。未来， 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或将成为中国对外开展创新合作的新模式 ^[4] 。

建立在上述外交、规模、技术、资本等诸多优势的基础之上，中国与东南亚创新合作的基础深厚。 其中，我们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合作最特殊、最突出的优势在于规模，而这一点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如何理解规模？中国—东南亚是一个拥有21亿消费者、近2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1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 ^[5] 。人口方面，中国和东盟十国合计共有21亿人，占全球26.3% ^[6] ，即超过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中国为全球第二大人口国家，拥有14亿人，印度尼西亚有2.8亿人，为全球第四，菲律宾有1.1亿人，越南有9,800万人，均为人口大国。劳动力人口方面，中国和东南亚15-64岁人口共计14.5亿人，地区内生产者与消费者比值大于2，处于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人才基础方面，仅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中接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就达到1.4亿人 ^[7] 。庞大的劳动人口和人才基础是支撑本地区创新最根本的动力。

经济总量方面，2022年中国和东南亚GDP规模为21.6万亿美元，占全球21.5%。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规模17.9万亿美元。而东盟十国经济总量也不容小觑，GDP达3.6万亿美元，如果将其视作统一经济体将排在全球第五位，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之所以现在需要格外重视中国—东南亚（10+1）的规模优势，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在过去20年的经济重要性显著提升。从东盟占全球GDP比例来看，2000年仅为1.8%，至2020年份额翻倍达3.6%。人均GDP也从2000年的1,000多美元提升至5,336美元。向未来看，我们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较快，是全球范围内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规模优势将进一步增强。根据中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2024年1月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8]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0%，东盟五国 ^[9] 为4.7%，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GDP规模意味着产业发展态势较好，各类业态丰富，具有生产活力，是发挥供给侧规模优势的重要基础。这也意味着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将带来财富效应，消费开支增加，潜在消费市场广大。

图表1：东南亚国家经济重要性提高，2000-2022年GDP占全球比例翻倍，人均GDP也从1000+美元显著提升至5000+美元

资料来源：World Bank, 中金研究院

供给侧规模优势体现为区域生产网络的联通。 东南亚国家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贸易联系紧密，区域产业一体化程度高。尤其是近年来为应对关税风险，部分国内产能外迁至东南亚国家，而东南亚国家尚未形成单独的完备产业集群，这使得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可面对全球需求的完整生产网络。依托日益完善的生产网络，中国与东盟合计产出全球30%以上的工业制成品与生产零部件，是全球消费电子、汽车、机械、纺织、食品饮料等产业链重要生产基地。在全部出口商品中，中国和东南亚RCA大于1的商品占比52.4% ^[10] ，具有突出的制造优势。

需求侧规模优势则体现为消费市场的扩容。 2022年中国和东南亚居民消费总额达8.6万亿美元，占全球16.2% ^[11] ，这一市场的绝对体量引人关注。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比例相比人口占比依旧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东南亚国家中除新加坡和文莱外，普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消费水平不高，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仅为2,674美元，低于中国4,810美元，也低于全球6,789美元的平均水平。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未来消费规模有潜力持续扩容。从微观数据来看，印度尼西亚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在强劲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其消费品需求大幅增长。

图表2：中国和东南亚规模庞大

资料来源：World Bank, 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
注：2022年数据，国土面积、政府和私人消费为2021年

图表3：区域主要产品出口占全球比例集中在27%以上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
注：东南亚国家缺少老挝数据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创新似乎更容易在规模较大的组织和市场中发生。无论是企业层面，全球科技巨头微软、谷歌背靠雄厚技术实力、研发资源和算力优势开展AI大模型竞赛，还是国家层面，美国以联邦政府R&D补贴支持国家纳米技术项目、网络和信息技术研发计划等典型案例，都说明大规模的组织可以拥有更持续的研发投入、更多元的创新集群、更强大的跨部门协调和资源整合与更复杂的内部中介交流机制，从而有助于创新的发生和应用。

那么，规模究竟如何促进创新？我们从供给和需求的两方面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图表4：规模促进创新的理论机制

资料来源：Rodríguez, Nieto & Santamaría (2018), Schmookler（1966），中金研究院

从供给侧 ，规模可促进创新的合作、竞争与分工，进而提升创新效率。

一是规模大意味着更丰富的异质性研发资源，带来更多合作创新的机会。 拥有较大规模的国家和机构通过链接区域范围内具有异质性的资源，可以使知识和资源产生流动或进行全新的组合，而科研人员的差异化视角和不同地域的多样化场景，可能激发突破性创新的灵感。如果一个地区的知识创造只依赖于本地内部的交流和合作，那么该地区的创新活动很可能会受到限制。由于缺乏与外部知识的接触，本地创新者很难获得新的触发和启发，容易陷入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相反，通过与全球通道的连接，创新者能够获取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知识资源，从而打破同质化的局限，激发出更多的创新可能性。

二是更大的市场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市场主体，加强竞争。 最好理解的竞争是市场内企业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更大的经济体表现出更激烈的竞争，水平不高的企业往往面临倒闭，这导致社会总体福利因更低的平均加价和更高的总生产率而提升 ^[12] 。另一种竞争是创新活动内部各技术路线之间的竞争。更大规模的市场和资源投入可提供更多尝试新路径的可能性，从而提升找到最优路径的概率。以新能源电池为例，锂电池产业中存在磷酸铁锂与三元锂两条主流技术路线之争。目前中国磷酸铁锂电池与三元锂电池产量占动力电池产量比重分别在60%和40%左右 ^[13] 。另外，钠离子电池具有低成本、高安全性、低温和快充性能好等潜在优势，也有望和锂离子电池形成竞争。超大规模有助于支持多条技术路线的相互竞争，找到技术最优路线 ^[14] 。

三是较大的市场规模可推动更复杂和多元产业链的形成，促进分工和专业化。 在垂直分工的复杂产业链中，跨国企业通常与诸多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每个供应商提供特定组件或部件的生产，通过分工提高产出效率和专业性。其中，制造业不同环节的附加值和利润分布存在差异，研发环节与销售服务环节往往涉及更多创新，产品附加值也迅速提升。而组织或产业规模的扩大可带来精细分工与专业化提升，进一步汇聚更高水平的研发人员、钻研更聚焦的研究领域、储备更为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

从需求侧 ，Schmookler（1966）很早就提出了“需求引致创新”的观点 ^[15] 。他认为创新的驱动力来自于满足人们对更高效能、便利性和品质产品的需求，而并非仅仅是供给侧技术的发展。对于创新产品而言，消费市场意味着足够的经济利润。如果没有足够的回报，很多高风险的创新行为根本不会发生。同时，市场规模扩大，也使得创新者与潜在需求之间的碰撞更为频繁，用于满足某些需求的生产活动就会越多。

这一点，在新局势下将更为关键。在全球化时代，小国可以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大市场撬动本国的人才、资本和技术资源，享有全球范围内的规模经济，进而推动本国科技创新的进步。而在逆全球化浪潮下，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紧张的地缘局势使得各国从依赖跨国贸易转为依赖本国的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创新优势也会更加突出 ^[16] 。

具体而言，规模可通过市场规模和市场细分两方面降低创新成本，增加创新潜在租金。 一是市场需求庞大本身就蕴藏着创新机遇 ，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和分销成本，摊薄创新所需的原始投资，提高创新者盈利能力。过去十几年内，中国在光伏、风电等领域技术创新不断，除了政策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市场的蓬勃需求 ^[17] 。另外，越南等光照条件较好的邻近国家也在过去五年贡献庞大需求，刺激光伏厂商的创新迭代。2017年开始，越南为新能源项目提供多轮电价补贴（FIT）。在超大规模的需求市场的推动下，该领域创新活跃，中国在2016-2022年间光伏和风电PCT申请数量为全球领先。

二是细分市场多样化，且每个细分市场都具有足够规模，故而企业可通过差异化策略获得利润，增强创新能力与动力。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数字经济大趋势下，硬件（比如手机）往往是服务的载体，制造业从单纯强调质量，转变到重视个性化和敏捷性 ^[18] 。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将更为重要，可以牵引创新活动的产生。而这一细分市场策略能否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多样的需求，且每种细分需求是否具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在中国和东南亚这一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中，需求引领创新的潜力较大。

合作模式特点一：政府自上而下支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府间创新合作历史久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与越南、泰国等国家单独签署了技术援助协议与科技合作备忘录， 开展科技合作“初尝试” 。1955-1970年间，中方应越方的要求，在交通运输、农业、水利、灌溉、地质勘探、测量、治金、机械、煤炭、轻工、纺织等方面派遣了两千余名技术人员，并向越南提供了2,067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和种子苗木等 ^[19] 。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对话合作进程正式开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从单一国家转向东盟整体，合作抓手与机制建设快速增加，进入 科技合作“打基础”阶段 。1994年，中国—东盟科技合作联委会正式成立，由中国科技部和东盟科技委共同组成，距今已举办11次会议。在联委会指导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农业、生物、食品、能源、中医药、遥感、地震、海洋等领域实施了多个合作项目 ^[20] 。

经历“初尝试”和“打基础”后，2012年中国提出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中国与东南亚进入 科技伙伴计划“搭平台” 阶段 ，中国积极同东盟国家开展青年科学家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和联合研究中心、技术转移和科技园区合作。此后六年时间内，中国与东南亚成立了一大批科技领域的沟通和合作平台：2013年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立，2015年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第一届举办、2017年中国—东盟科学与技术合作论坛第一届举办……

2018年是中国—东盟创新年，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前沿创新领域合作更加频繁，从前期合作载体的建设发展为如今 “聚生态、创成果” 。合作重点转向人工智能、机器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2018年至今，中国—东盟中心组织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柬埔寨等东盟成员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别商务官员参观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科大讯飞公司、快手、乌镇互联网大会 ^[21] ，增进双方科技互动。

图表5：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历程

资料来源：王勇忠（2018），中国-东盟中心，中金研究院

合作模式特点二：技术转移为主，研发攻关为辅。 以东盟十国平均水平来看，2022年人均GDP为5,33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范畴，正处于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注重发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个有趣的现实是，东盟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外向型导向突出，东南亚国际合作程度较高，接近欧盟水平。但与欧盟主要是成员国内部合作的情况不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都在地区之外 ^[22] 。从政府间项目看，东盟与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欧盟、俄罗斯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广泛覆盖农业与食品、气象和遥感、信息技术、海洋技术、可再生能源、生物科技、航天空间等诸多领域。合作形式集中于人员培训、技术研讨会、主题论坛、技术系统应用等，而对于研发机构间的联合研究和课题项目在计划和倡议中有所提及，但普遍停留在书面上，实际项目落地不多。

中国与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也以技术转移为主线。 主要合作形式是中国举办论坛和博览会对外输出本国技术经验、邀请东南亚国家人员来华培训以及设立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现有会员2,800余家，在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设有4个技术转移合作平台，服务区内企业18,000多家 ^[23] 。

技术转移之外，中国与东南亚在科技前沿的联合研发集中于和新加坡的合作。 根据Openalex所统计的论文数据 ^[24]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著论文数量稳步增长，截至2023年11月占中国对外合作论文总数的9.1%。而在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论文合作之中，与新加坡合著论文数量最多，其余九国加总都不及新加坡一国数量。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与中国高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最多的东南亚学校，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联合培养人才。

图表6：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科技创新合作以技术转移和应用为主

资料来源：APASTI（2016-2025），中金研究院

图表7：中国与东南亚的论文合作交流目前集中于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研发合作较为有限

资料来源：Openalex，中国-东盟中心，中金研究院
注：左图数据截至2023年11月

中国与东南亚合作最为紧密的领域是农业，东南亚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农业国家，农业科技合作一直占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科技合作的基础性地位。 广西省科技厅发挥重要作用，在东盟国家中建设12个农业科技园区，包括中越边境农业科技走廊、中国—老挝合作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广西）—柬埔寨（暹粒）农业科技示范园等 ^[25] ，与东盟国家签署超过30余份农业领域合作协议，涉及甘蔗、水稻、玉米、蔬菜、果树、土壤肥料及病虫害防治等 ^[26] 。

第二类主要合作领域是工程，工程学科是中国的优势学科，符合东南亚国情需求，也是合作的重点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位列多所中国高校的前四大合作伙伴，合作论文数量较多的学科是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临床医学和材料科学，且论文产出质量较高，成果见于Nature等顶尖国际期刊 ^[27] 。

图表8：中国与新加坡论文合作延续中国对外合作特点，侧重工程学、物理学和材料科学

资料来源：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视角》(2019)，中金研究院  注：数据时间为2006-2015年

第三个关注度日益提升的合作领域是数字经济。 中国电商出海已有近十年时间，凭借在中国市场的经验，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等中国互联网龙头企业延续优势赛道，将东南亚国家作为出海第一站。东南亚互联网企业仍处于中早期发展阶段，在资金、经验、模式探索等方面与中国企业形成了广泛的合作，推动了东南亚本土企业的快速成长。2016年阿里巴巴投资10亿美元收购Lazada后，对其整体平台进行技术升级，并且在东南亚建设超过17个城市配备仓储中心。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年以来，数字经济在官方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的热度也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的两届选题中均涉及数字经济 ^[28] 。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品制造、数字技术应用三大领域，中国与东南亚数字经济合作有丰硕成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建设跨境光缆，华为与菲律宾和泰国、中兴通讯和印尼纷纷签署5G合作协议。数字产品制造方面，东南亚高度依赖中国的中间投入，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紧密。2017年东南亚电气和光学设备行业对中国中间投入的依赖度达27.1%，显著高于日韩14.5%和欧美15.0%的比例 ^[29] 。在越南北部广宁、海防等城市，由于邻近中国珠三角地区，大量越南本土电子企业集聚。数字技术应用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在云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数据中心等方面合作较多 ^[30] 。阿里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五国建立数据中心，腾讯云和华为云也在东南亚积极布局。

图表9：2017年中国、日韩、欧美给东南亚各国电气和光学设备供给比重

资料来源：陈爱贞（2022），中金研究院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和东南亚的创新合作已有不少成果。不过，要打造“10+1”创新合作模式，中国和东南亚之间还需要克服制约规模优势发挥的碎片化因素，消除形成统一要素供给与消费市场的障碍。

首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人才交流面临隔阂，民间留学与官方人文交流不够深入。 东南亚实际赴华留学人数不及欧美、日本等国家。UNESCO数据显示，2021年东南亚海外留学主要前往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总计约10万人，主要来自泰国、印尼、老挝和越南 ^[31] ，这一数据近年来没有明显提升。而且，东南亚学生来华留学意愿不高，在一项针对东盟十国的调查研究中 ^[32] ，东南亚国家学生前往中国留学意愿低于英美澳等发达国家，首选中国留学仅占比5.4%。尽管中国官方在青年交流方面设有中国—东盟青年营、中国—东盟青年精英交流节、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诸多互动形式，但单个项目人员交流规模并不多，基本在百人上下 ^[33] ，相比中国和东南亚的青年人口体量而言，人文交流的规模和范围有限，有待进一步扩展。

图表10：调查显示，东南亚国家留学更倾向于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资料来源：ISEAS，中金研究院
注：调研时间为2022年11月-2023年1月

其次，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较多。 数据流动限制影响了知识共享、跨国协同创新的效率，也影响消费侧对市场洞察和数据驱动类创新的诞生。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外，总体上倾向于数据的本地化保护，像泰国、越南这样拥有较大市场的国家都要求跨国互联网公司将数据储存在本国境内。而中国也在探索数据合理、安全跨境流动的规范和准则。2023年9月国家网信办发布《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仅有零星数据出境的大量企业将被豁免出境手续，或将减轻相关企业的负担。2020年广西成立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联合国内外大数据企业共同成立“中国—东盟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搭建区域内数据联通的平台。但鉴于各国都优先考虑国家主权和数据安全，没有充分做好承诺准备，跨境数据流动的合作或难以启动，中国与东盟尚未就数据安全和数字治理达成协议。

第三，资金流动不足，投资活跃度不及日韩。 如前所述，中国和东南亚贸易体量较大，区域内的生产网络较为完整。但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额不及日本、韩国等国家。虽然疫情后中国企业赴越南等国家投资流量FDI增大，但存量FDI的差距仍然较大。更进一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上的创新含量不足。中国对老挝等国家援助类投资较多，而对越南等产业合作密切的国家高科技领域投资则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创新合作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可以侧重于向东盟国家中有技术优势、产业优势的国家加大投资，以分工合作促进创新。

本章中我们重点分析中国和东南亚的现实禀赋、合作潜力，并结合国际经验提供未来建设中国—东南亚（10+1）创新共同体的现实解法。

图表11：建设中国—东南亚创新共同体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创新的核心要素是技术、人才和资本。创新合作也是要素的流通，因此，在这部分，我们着重关注如何破解中国—东南亚人员、数据和资本联通不足的问题。

（ 1）在人员流动方面，日本与东南亚开展的人文交流或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34] 。 1959年开始日本成立海外产业人才培育协会（AOTS），提供针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培训。其中，技术培训由通用课程和专业化技能培训两个模块构成，通用课程包括日语教学、日本文化和社会介绍，专业化技能培训则教学日本先进技术（如制造业、节能技术）。管理培训则更聚焦经理和管理人员，提供2周左右的综合课程，覆盖商业管理、生产管理、环境技术等。目前，AOTS日本本土接收了超过5000名学员，每年海外远程培训人次超过1.4万人，有12.2万人回到自己国家。这些回国学员组成了校友会，AOTS在东南亚共有13个校友会 ^[35] ，在泰国校友3400余人，在菲律宾的校友超过10,000人。校友网络实现了日本企业和东南亚当地政府与企业的信息沟通，促进了本地业务机会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关系。

另外，欧盟Erasmus计划可作为增进高校人才交流、提升跨国跨校联合培养灵活度的一个参考方向。 成立之初，Erasmus是为了促进欧盟内部的科技交流，自2014年起，欧盟启动“Erasmus+”项目，促进欧盟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学校之间学生、研究人员和教师的交流。2022年，Erasmus+总预算为40亿欧元，有2.6万个项目，约7.3个组织，约120万人参加了人员交流活动 ^[36] 。其中，Erasmus Mundus联合硕士项目为来自欧盟和部分欧盟外国家的青年学生提供年均2万欧左右的奖学金资助，每个项目均要求学生在至少两个欧洲国家学习，并提供多个学校认证的联合硕士学位。

2024年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借此机会，两国政府部门、民间友好组织和工商学界有望开展更多青年交流、高校合作与民间培训活动。以日本和欧盟的人员交流活动为例，中国可考虑建设东南亚培训网络，并探索多国、多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将中国高校与东盟大学联盟进行对接，整合区域内的优质技术资源和教育资源。

（ 2）在数据流通方面，数据的跨境交流需加强政策和法规的协调，或可将中新合作作为先行示范。 东盟国家普遍在数字规则制定中处于起步阶段，2021年东盟达成《东盟数据管理框架》（DMF）和《东盟跨境数据流动示范合同条款》（MCCs），标志着东盟区域内规则联通的推进，而这两项框架并不具备约束力，各国对于是否遵从条款有自主权。面对数字治理的后发地位，中国可考虑与东盟加强沟通和磋商，对接数字规则和技术标准，形成一致性意见。另外，新加坡作为东盟国家中数据要素汇集地，也是对数据流动态度最为开放的国家，可作为先行示范。2019年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形成“点对点”更安全的数据交换、更快捷的互动交流，而后四川、云南、广西、贵州也加入数据通道建设和应用，未来可考虑依托数字通道进行更多落地应用，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数据交流的示范案例。

（3）在资本流通方面 ， 在产业转移相关投资建厂外，也可鼓励更多金融工具创新，让中国投资者参与东南亚国家的创新型产业和科技项目，共享创新回报。 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国内西南省市更为积极，而广西、贵州等省份在资金等领域上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存在客观差距，加强投资联通仍有较大空间 ^[37] 。加强金融互联互通，可考虑由发达省份或领军企业牵头成立创新合作基金，聚焦于投资科技领域。2023年9月中国公募基金推出投资泛东南亚科技创新ETF，覆盖东南亚和印度数字经济和科技前30大科技龙头，为投资者配置以科技为重点的东南亚上市公司提供了多元化投资选择。

规模优势可能是中国和东南亚创新合作中一个未被充分重视的抓手。 在供给侧，中国和东南亚可基于资源、技术、资金等方面禀赋形成创新闭环，培育跨国创新生态系统；根据各自学科的比较优势开展知识上的互补性合作，为彼此的知识网络贡献本地之外的新颖信息；多研究机构在同一目标下存在多路线竞争，提升创新的效率；区域大生产网络中分工专业性提升也给国家沿价值链向上攀升提供空间。

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中介、政策、环境”五个维度来评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创新能力。尽管中国可被认为是整体上的区域创新领先者，但在细分项上，东南亚国家中有部分国家具备比较优势。再考虑到自然资源上东南亚具有的丰富储藏，中国—东南亚在创新生态子系统上差异化互补的特点更加清晰，中国可通过与东南亚加强创新合作形成从知识创造、技术研发、原材料供给、产业制造、产品销售到融资贯通的完整“创新闭环”。

► 研究：中国人才、专利、论文数量领先，新加坡具有质量和人均优势。

► 应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均具备承接创新应用落地的土壤，拥有较为完善的制造与生产工序。

► 中介：中国金融中介机构融资金额规模庞大，可为创新提供必不可少的融资服务。新加坡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在外汇市场和金融国际化程度上具备优势，可吸引外部资本服务区域内的创新活动 ^[38] 。

► 政策：各国政府对创新投入力度存在差异，中国制度优势突出，马来西亚、菲律宾也加快对长期人力资本建设的投资。

► 一般制度环境：通常而言，一个较为开放、活跃、发达的经济体的创新氛围越好，基础设施、固有的文化传统、行为模式及对待创新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态度均会对创新产生影响，在这方面新加坡优势最大，泰国、马来西亚也表现不俗。

仅从研究子系统来评估，东南亚国家之中仅有新加坡超过中国，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整体在突破式创新上的薄弱较为明显。全球范围内，突破性知识产出依旧主要以美国、英国、德国、瑞士、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为主。中国开始初露头角，但占比仍低，约为10%，东南亚国家积淀不足。跨国知识突破性创新合作仍集中于少数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之间 ^[39] 。

不过，有两个因素可能会改变这一成见。第一，随着东南亚国家对创新的投入不断加大，一批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在快速崛起，具有较大合作空间。马来西亚有7所排名位于QS前300的学校，其中马来亚大学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单篇论文引用量与厦门大学接近 ^[40] 。

第二，东南亚也具有自身的创新供给优势。在天文学、生物化学、经典力学、晶体学、生态学、环境化学等学科，东南亚总计论文发表数量甚至超过了日本 ^[41] ，或许与其规模优势、地理条件和学科专长相关。

拆分各个国家研究，东南亚各国专业侧重的差异大，且有部分国家的重点学科存在比较优势。学科相对比较优势（RCA）衡量一个国家某学科论文数量占其论文总数的份额与世界论文总量中该学科论文数量所占份额的比率。根据Openalex数据库，柬埔寨、老挝、缅甸的学科相对比较优势集中于病毒学、免疫学、食品健康；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偏向于物理工程，如化学工程、材料科学、电子等，与中国相近；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集中于人文科学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比较优势不能论证绝对优势，只是从各国出发，在本国内部某类学科发表数量比例占优的一个体现。许多研究和创新是为了应对当地问题和挑战而出现的，所以传染病、农业、食品科学的研究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中很突出，正是因为传染病和粮食安全是这些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比较优势可以体现各国关注问题和相对优势的差异，但从国别层面横向对比而言，柬埔寨、老挝等国家位居前列的食品科学、病毒学、免疫学或许并不一定好于此类学科未上榜的新加坡。

图表14：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论文发表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

资料来源: Openalex，中金研究院
注：数据截至2023年11月，比较优势定义为一个国家某学科论文数量占其论文总数的份额与世界论文总量中该学科论文数量所占份额的比率，例如中国在计算机科学发表文章数量占总论文比例为4.9%，全球来看该学科论文占比6.6%，中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RCA为0.75；学科分类依据Miao（2022）分为自然、物理和社会三类，自然学科为自然科学和低收入地区医疗问题，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地质学、农业、食品科学、营养学、饮食学、寄生虫学等，物理学科为物理科学和工程，如化学、物理、以及技术投资领域，如土木、天体物理、航天技术等，社会学科为以人为本改善社会福利学科，如医学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等

结合人才与论文学科分布的特点，至少我们可以根据相对比较优势将国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与中国类似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这些国家的学科强项是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第二类是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互补性高且具备一定实力，其中泰国长于食品科学、商科，菲律宾长于农学、植物学、人文社科，印度尼西亚长于心理学、商科、语言学；第三类是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创新能力较弱，多关注环境、卫生、食品领域。

这三类国家中，第一类国家是现阶段中国开展技术研发和交流较多的国家，且集中于彼此的工科优势，第三类国家是官方层面开展单方面技术转移的国家，创新合作空间有限，而第二类国家则有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在未来或更应成为中国深化在知识领域创新合作的对象。从当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论文的前几大领域来看，与第二类国家（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的合作论文数量有提升空间，且重点领域偏向于中国的强项学科，对东南亚国家的专长仍有待深入挖掘。

从落地做法上，结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创新生态系统和研发学科上各自比较优势，需要 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合作目标、定制国别化策略 。新加坡素有东盟“大脑”之称，中国可与新加坡展开全面创新合作，在当前高校知识合作的基础上，探索智库间的交流互动，联合发布覆盖中国和东南亚区域的科技创新报告；在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产业领域重点开展高新技术合作。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优势学科也与中国类似，具有较为发达的产业应用土壤和人力资本，可考虑与其在创新成果应用和转化上进行深度合作。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具备一定学科优势和创新能力，且与中国知识合作还不够密切，未来可加强与这类国家的具体学科合作，如在食品科学、商学、人文社科等专业开展论文和专利合作。另外，印尼作为资源大国，针对上游资源技术的联合研发也可作为重点。至于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可延续现在的技术转移，深化传染病、农业、基建领域合作。

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而言，区域内国家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减贫、公共卫生、绿色转型、安全合作等领域也有着相似的关注点。更大规模的市场和资源投入可提供更多尝试新路径的可能性，国家或企业通过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技术，进行不同路线的并行实验，从而提升找到最优路径的概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国均高度关注疫苗的研发，而疫苗研发失败率高、投资大，存在多技术路线。而且，每种路线都有优点和不足，难以在最初就确定最优方案。2020年底，WHO披露较早进入III期实验的13款疫苗中，中国有5款、美国4款、英国1款、加拿大1款、俄罗斯1款、印度1款，分别采取了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不同路线。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ART-021疫苗在2020年进入I/II期临床试验；越南、印尼、泰国等疫苗也在2022年进入实验阶段。通过多技术路线实验后，少数技术路线占据优势，成为大规模接种的主要疫苗品种。

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构建一个应对共同问题的公共平台，联合投入、多线并行，在其中择选最优路线和最佳做法，并在区域范围内推广。

规模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提升。由于各地和各国经济比较优势不同，成员国产业链上的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能够带来更富效力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以本国生产阶段来衡量，中国产业优势的排名分别是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东南亚国家则是中技术、低技术和高技术。可见中国和东南亚各自在高中低技术制造业存在行业错位优势 ^[42] 。

近年来，中国纺织、电子设备、光伏等产业链中的部分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引发讨论。产业转移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兼具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产业政策优惠和税收成本优势。我们认为，从当前产业转移的趋势来看，产业转移或许不一定带来制造业的空心化，反而为中国提供了创新的机遇。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面料制造涉及布料生产、染色整理和印花等环节，是纺织制造中附加值偏高的环节。目前服装品牌愈发重视面料的功能属性，倒逼优秀的面料生产商提高面料创新开发能力 ^[43] 。

另一个产业转移促进本国技术创新的领域是半导体。东南亚已初步形成半导体产业链配套体系，一些中国半导体企业为防范供应链风险主动通过OFDI将部分生产线布局到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而这一举动也给企业带来压力，促使其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对创新起到刺激作用。向东南亚拓展配套业务的部分上市公司，近年来的研发投入增速普遍高于营业收入增速，且多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44] 。

与此同时，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也获得技术进步与积累。以电子制造业为例，“果链”在东南亚广泛布局，如立讯精密在越南布局AirPods生产，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布局技术服务，在菲律宾和印尼设厂生产等。虽然多数产业转移集中在下游环节，但越南本国增加值（DVX）占其他国家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出现产业链升级创新链的趋势。

东南亚多个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的重要基地，产业转移在中国—东南亚生产网络的层面上更多是分工的体现。相较于保守的产业链安全思维，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符合要素优势的变化特点，是中国企业全球经营的必然选择。 未来，在产业转移延续的大趋势下，中国可考虑强化在中国—东南亚生产网络中的主导地位，鼓励计算机、汽车、电子设备、机械等优势行业走出去，推动大企业建立跨国创新生产体系。通过加大产业投资与创新互动，将中国—东南亚的产业链配套发展为创新链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