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努力周报
文 | 谌旭彬
1922年5月，以胡适、蔡元培为核心的十几位学者、教授，在饱受政府欠薪之苦的情形下，拿出自己薪金的5% ，共同创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希望能够在言论上，给沉沦已久的民国带来一点生气。
刊物的第2期，刊出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执笔、16名学者、教授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给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寻一条可执行的路径。
教授们的主张很简单——“请好人们都起来，造一个好政府”：
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有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
倡导“好人主义”
胡适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执笔人。
1917年回国时，胡适一度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
那时节，正值民国知识分子开始沉痛自我反思。
革命璀璨的光环正在消失。
鲁迅如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制度的修修补补也不再有吸引力。
梁启超们想改造先天不足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就不买账：“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
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
所谓“没有新文化就没有新民国”的新路径选择，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青年。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有着这样的会规：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然而，“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既无法在短期内生出效果；“文化决定制度”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美好期望，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
现实政治继续恶化，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继续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1920年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如此说道：
“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
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
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这份《争自由的宣言》，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已大不相同，但其姿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仍然是和平的、启蒙性质的。
及至1921年，时局败坏与遍地贪腐，让一向政见平和的胡适终于转向了激烈。
这年双十节是，民国成立整整10周年，当局忙于大庆，胡适却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曾一度脱离政治埋头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陆续回到了政治活动中来。
具体对胡适而言，从专谈思想文艺转向政治议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1922年6月，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道：
“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于是遂有1922年4月13日刊登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的这份由蔡元培领衔、胡适主稿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其全文如下（【】内的小标题为笔者所加）：
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好政府”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好政府”的标准：必须在宪政框架下，财政人事公开、施政有计划】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厂，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南北必须和平议和、军阀必须裁兵、国家必须裁官、选举制度必须改革、财政必须公开】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提议人
： 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王宠惠（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汤尔和(医学博士)，陶知行(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梁漱溟(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陶孟和(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经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张慰慈(国立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徐宝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附白
：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人。
（《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1922年4月25日）
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
《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布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青年们寄往《努力周刊》的来信很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既成势力里面，立场偏右（按民国时代习惯性的划分）的梁启超研究系，立场偏左的孙中山国民党，包括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内，则无一例外，对这一主张取攻击态度。
联署文章的诸位学者、教授对这些反响，赞成或者批评，都曾有过回复。这种讨论，予人一种强烈的今夕何夕、恍然如昨之感。
限于篇幅，各举一例：
（1）青年来信：你们追求“好政府”，非常好；但采取的是革命手段呢，还是改良手段？
24岁的青年董秋芳，和他的另外七位青年朋友，王振钧、郑振夏、殷钺、许孝炎、李俊、林之棠、陈凯，给《努力周报》写信说：
“想先生们是教育界‘清高事业’的人，从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会主义的，现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主张‘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和我们不约而同，这实在是思想界一大转机，使我们抱无限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舆论，流行一种“社会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在学者、知识分子们当中很流行，在青年们当中也很有市场（“少年中国学会”就以此为宗旨）。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也成了批驳《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武器。
但董秋芳等8位青年有相反的意见，认为
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互为因果，没办法分出先后次序，只能是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
“有许多言论，对先生们的主张怀疑的，我们都认为理由不充分。有人说“要从社会改革入手，否则政治改革是基础不稳固的”，我们可以反转说，“要从政治改革入手，否则社会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来好社会和好政治，互为因果，不能绝对划分。譬如鸡与鸡蛋一样，有鸡能生鸡蛋，有鸡蛋也能孵鸡。况且在中国现在特别情形之下，政治事业尤其是社会事业的工具。政治好，能够用政治的机械力，增进社会事业的效率;政治糟，什么都不好办，至少要减少儿分可能陕和速率。财政破产对于教育，内争政变对于民生的影响，就是眼前好例。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但青年们也有自己的疑问：
“但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一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
青年们自己的意见，是“
相信政治的彻底改造在平民革命
”；“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经山穷水尽。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门面话；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纸老虎！现在不好再请愿裁兵废督，希望国是会议，合全国的平民，下牺牲的决心，作最后的决斗。”具体的手段呢，则是“
我们相信平民革命的奋兴剂，一面是‘到民间去’，一面是手枪炸弹。
”
当然，青年们也很清楚这样做的代价很大：
“我们也承认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的。但想不出别的方法较安全较和平，而能够有同样的效果，可以认作救中国走得通的最后一条路。你们的主张大概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没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价能够得最大的效果，谁不乐意？关于此点，你们如能给我满意的解释，我们当然极愿意牺牲成见，服从你们的主张。”
这封青年们的集体来信，由胡适出面回答。
青年们给教授们出了一道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选择题，胡适的答案是：“改良”也要，“革命”也要——
“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一手段的必要
。……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秃椽剩瓦也要人做。”
对青年们“到民间去”的选择，胡适也有一番告诫：
“再者，我们很诚恳的替你们指出‘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
‘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2）来自右翼的责难：
今日之事不从根教育入手，皆是废话
北京的《晨报》，虽然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做撰稿人，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梁启超、林长民为核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官方报刊。
梁启超和聚集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们，在屡次与政客合作，深度涉入政治，但毫无结果之后，在1920年代，转而致力于思想教育的启蒙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为思想界尽些微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