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红、过轩：文献考辨·政治解读·思想阐释——《贞观政要》的研究视角及反思｜202412-110（总第2943期）

感谢何玉红老师赐稿

原文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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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考辨·政治解读·思想阐释

——《贞观政要》的研究视角及反思

文 / 何玉红  过轩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献考辨是《贞观政要》研究的基础。《贞观政要》什么时间成书？《贞观政要》史料源自何处？该书的体例有何特色？有哪些版本？其民族语言译本的情况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文献考辨视角下研究《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

从文献考辨入手的研究，首推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这是《贞观政要》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贞观政要集校》以明洪武庚戌勤有堂刊本为底本，与日本现存钞本建治本、海内外通行戈直集论本明成化刊本为主进行校勘。谢保成对比了《贞观政要》不同版本文字之间的差异，并对其结构内容、进奏时间、版本流传等进行论述。作者还整理了宋元明清时期对《贞观政要》的著录及题跋，并梳理日本现存钞本著录的情况。学者的白话文译注，如裴汝诚《贞观政要译注》、骈宇骞译注《贞观政要》、王娟《贞观政要译注》、韩昇与王艳《贞观政要新绎》等，同样建立在细致的文献考辨基础之上。

对《贞观政要》成书时间的研究起步早，分歧较大。《贞观政要》未记载明确的成书和进奏时间，引发了古今学者的争论。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质疑“《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对神龙年间（705-707）进呈《贞观政要》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王应麟《玉海》依据《贞观政要》序文中安阳公源乾曜、河东公张嘉贞的封爵时间，推断该书“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盖出其（吴兢）耄年之笔”，推断其成书于开元、天宝之际。

当代学者主要围绕“两次进书说”和“开元之际成书、进书说”展开讨论。

先看“两次进书说”的讨论。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学者原田种成系统梳理日本现存《贞观政要》诸种版本，提出“两次进书说”的观点。他认为吴兢首次进奏《贞观政要》的时间在景龙三年（709），但未引起中宗的重视，直至开元十七年（729）再次向玄宗进呈。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中称，《贞观政要》有景龙三年正月上书、开元年间重修序文进上两次进呈。牛致功、雷绍锋的研究也赞成“两次进书说”的观点。

再看有关“开元之际成书、进书说”的讨论。吴枫继承王应麟《玉海》中的观点，通过对吴兢个人履历分析，推断《贞观政要》为神龙元年至开元九年（705-721）作者在史馆任职时所撰。瞿林东分析吴兢《上贞观政要表》时的政治背景，认为《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定稿和进呈时间在开元、天宝之际。谢保成《再论〈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日本学者原田种成的“两次进书说”难以成立》等研究，考证《贞观政要》基本成书时间在开元十三年（725）。他根据吴兢《上贞观政要表》署“诣明福门（位于洛阳）奉表以闻”，与《贞观政要序》中“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等记载，确定吴兢进奏该书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6）七、八月间或稍后。李万生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讨论《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其中《论〈贞观政要〉的进奏时间》根据吴兢所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职名的时段，并结合唐玄宗与吴兢同在东都明福门的时间，推论该书进奏时间在开元十年（722）十月之前。可以看到，关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问题，虽经几代学人往复辨驳，仍未有一致的结论，相关原始史料记载的阙失，是重要原因所在。

《贞观政要》的史料来源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称，“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之要籍也”，认为《贞观政要》是从唐代《太宗实录》节选而来。李万生通过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材料的对照分析，认为《贞观政要》直接改编自李延寿《太宗政典》，《太宗实录》是吴兢在编纂中的参考资料。在讨论史料来源的同时，学者还对吴兢职名、《贞观政要》史事编年等讹误予以辨析订正。

关于《贞观政要》的体例特色，学者有不同的解读。瞿林东、庄昭认为《贞观政要》是一部按专题论述的关于唐太宗君臣讨论治国施政的政治史。黄永年、何忠礼将《贞观政要》归为杂史类的史书。吴枫、许强认为《贞观政要》开创了按专题编纂文献的新体例，是理解贞观时期政治文化的政论性历史文献。还有学者将《贞观政要》笼统称为政治教科书。有关《贞观政要》体例对后世史书编纂的影响，王德毅、邓小南、他维宏认为，宋代编纂《宝训》《圣政》受到《贞观政要》体例的影响，延续了吴兢借明君良臣的“祖宗故事”树立典范以供后世君臣取法的思想。吴怀祺《〈贞观政要〉的特色与影响》认为，唐宋时期的史著如《开元政要》《乾兴真宗政要》《君臣政要》等，借鉴了《贞观政要》的体例。王盼盼《论〈贞观政要〉的传播和对史书编纂的影响》，认为唐至清代《宝训》《圣政》《圣训》《圣典》类史书有对《贞观政要》体例的效仿。

《贞观政要》的版本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彭忠德《〈贞观政要〉的版本和佚文》从“中、日、韩所传各种版本”“今传通行本之外的佚文”两个方面，讨论《贞观政要》的中外版本情况，指出各版本间存在分类与条目顺序、条目下文字不同的差异。对《贞观政要》国内版本研究有较多的成果。罗伟国、胡平编《古籍版本题记索引》梳理了《贞观政要》在国内流传的16种版本，包含宋刊本、元刊本、明刊本、明成化刊本等。谢保成认为，《贞观政要》国内版本有三个流传系统：一是晚唐至宋元时期的各类“旧本”，二是元人戈直“会萃众本，参与考订”的集论本，三为明代洪武年间宋濂增加《上贞观政要表》并为之作序的版本。谢保成的研究称，《贞观政要》最具代表性的元明刻本为日藏元刻本、宋濂作序本和戈直集论本，其中日藏元刻与戈直集论本的特点体现在篇章内容上各有增删，宋濂作序本以文中保存有《上贞观政要表》为显著特征。谢保成还认为，《贞观政要》众多版本中，并不存在所谓“真本”“定本”问题。苏晓君、石光明通过雕版特征、卷首钤印与书后题记等，认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汲古阁原藏《贞观政要》为元刻本。崔晓莉称，明代内府曾两次刊刻《贞观政要》，一为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的庚戌王氏勤有堂刊本，另一为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刊印本。学者对《贞观政要》历代重要版本的细致抉发，使该书国内版本流传情况渐趋清晰。

《贞观政要》域外版本的传布情况，引起学者的重视。原田种成是日本学界研究《贞观政要》的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贞观政要传承年表》《贞观政要の研究》《旧抄本贞观政要考》等，对《贞观政要》流传到日本的历史、版本异同等进行深入探讨。在其代表作《贞观政要定本》中，原田种成参考《贞观政要》的版本有35种，他以日藏建治本为底本，参考南家本、菅家本、江家本、写字台本等钞本进行校勘，这是研究日藏本《贞观政要》最为重要的成果。池田温《〈贞观政要〉之日本流传与其影响》分析了《贞观政要》古写本代表即建治本各卷的传抄脉络，并梳理了自德川家康开版至《贞观政要定本》出版300年间日藏《贞观政要》刊本的流传情况。

国内学者也关注到《贞观政要》域外版本的传布情况。谢保成认为，日藏《贞观政要》有三大钞本系统：一为南家本系统，即建治元年（1275）留存至今的最古写本，二为菅家本系统，即文德天皇（827-858）时期传入的版本，三为异本系统，包含写字台本、藤波家藏本等。作者的研究发现，每个版本系统下钞本众多，且存在篇章分合、排序不同等差异。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杂史类”中，将日藏《贞观政要》的7个善本进行著录。袁昆仑《〈贞观政要〉在高丽和朝鲜王朝的政治影响》指出，在高丽睿宗、朝鲜世宗等时期先后注解《贞观政要》，其中朝鲜世祖时参考戈直本注解的“乙亥字”本具有代表性。上述研究将《贞观政要》域外版本的传播脉络逐渐予以廓清。

随着新出土文献的发掘，学者对《贞观政要》的西夏文等版本做了细致的考证。

关于俄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的研究，集中在对《贞观政要》译名、版本的考证方面。上世纪30年代，俄国学者聂历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刊登《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藏西夏文书籍目录》首次提及俄藏西夏文《贞观政要》，惜未展开深入讨论。60年代，戈尔芭切娃与克恰诺夫依据西夏文《贞观政要》留存残叶的中缝书名简称，将该书定名为《贞观要文》。史金波根据残叶卷首尾西夏文题字，指出西夏文《贞观政要》的书名应译为《德事要文》。聂鸿音结合西夏译者的翻译惯例和《契丹国志》的记载，认为西夏文《贞观政要》应译作《贞观事要》。克恰诺夫对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留存的5页残稿进行考证，判断其是《贞观政要》卷4与卷5的残卷。

关于英藏西夏文《贞观政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文残片整理和与汉文差异对照分析两方面。王荣飞对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残叶进行考释，指出与汉文相比西夏文译本在内容上有删减，在翻译上呈现出通俗化的特征。王荣飞围绕俄、英两国所藏西夏文《贞观政要》内容、版本形制对比，认为二者属同一版本。他还分析了英藏本与汉文《贞观政要》在内容叙述、篇章次序等方面的异同。阎成红译注了西夏文《贞观政要》的残卷内容，总结其省略性、解释性、杂糅简化的翻译特点，认为西夏译者采取了与传统逐字对译方法不同的意译方法。梁丽莎通过与汉文《贞观政要》内容对照，判定英藏西夏文Or.12380-542号残片出自《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总体看来，学者从文献考辨视角对《贞观政要》的讨论，大致厘清其成书情况、史料来源、体例特色、版本流传等。这些成果奠定了《贞观政要》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贞观政要》的研究中，需要将此文献与王朝政治施为联动起来进行观察。《贞观政要》的编纂初衷是什么？《贞观政要》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何种影响？历代君臣怎样利用《贞观政要》解决王朝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学者围绕《贞观政要》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较多关注该书对王朝政治产生的影响，我们将此称为政治解读的视角。

吴兢编撰《贞观政要》与王朝政治之间的关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许道勋、白寿彝和瞿林东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唐玄宗时期“德消政易”的社会风气，是吴兢编纂《贞观政要》以规劝统治者的现实因素。 韩昇、王艳在《贞观政要新绎》中称，吴兢认识到现实统治中潜藏的社会矛盾，通过利用唐太宗“祖训”，以“贞观之治”为标尺来编纂《贞观政要》，期望引导唐玄宗纠正政治偏差。 桂罗敏指出，唐玄宗不满吴兢借太宗君臣事迹贬低当朝政治的做法，导致《贞观政要》问世后在一段时期内遭受冷遇的境地。 对吴兢编纂《贞观政要》初衷等的分析，从侧面反映出玄宗朝的政治隐境。

学者围绕《贞观政要》的内容与篇章布局，深入讨论吴兢的政治思想与理念。仓修良、滕建明、吴宗国等研究指出，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时以《君道》开始，以《慎终》终篇，体现出作者以独到的篇章布局以阐发其政治思想的用意。 施丁称，吴兢《贞观政要》各篇章的名称，突出强调对统治者戒骄戒奢、任贤纳谏、恭俭爱民、慎终为始、以史为鉴的政治要求，这是促成盛世出现的重要原因。 梁红仙认为《贞观政要》在谋篇布局上以君道、政体为开端，依次为任贤、择官、忠义、俭约、务农、刑法、征伐，最后归于慎终，这一独具匠心的结构体系，隐含着遵循贞观之政的政治策略可致太平的内在逻辑。 上述研究对《贞观政要》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读。

《贞观政要》对唐之后王朝的政治施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代统治者推崇《贞观政要》，就是要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以服务于王朝的统治。牛润珍等认为，历代统治者主动学习仿效唐太宗励精图治的精神，并从《贞观政要》中获得有益的政治经验。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指出，对“贞观之治”的追怀，促使宋朝统治者吸取《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君臣施政的经验。 周峰《〈贞观政要〉在辽、西夏、金、元四朝》称，《贞观政要》被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翻译成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和八思巴蒙古文等，以便少数民族王朝学习和借鉴唐朝的统治经验。 瞿林东认为，晚唐、辽、金、元时期统治者对“贞观之治”的向往，促使他们从《贞观政要》中挖掘贞观盛世形成的政治因素，这是该书为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 吴凤霞的研究指出，历代君臣对《贞观政要》的研读与传扬，影响到时人的政治观念和施政实践，具体表现为统治者将其中的治国经验吸收并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进而助推政治秩序的完善。 通过分析唐之后诸王朝对《贞观政要》借鉴和利用的情况，反映出这一经典著作在实际政治运行中的作用。

《贞观政要》对东亚诸国的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池田温《〈贞观政要〉之日本流传与其影响》指出，《贞观政要》在天皇、贵族等执政者间广受尊崇，日本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甚至将国号改为“贞观”，这体现出有意模仿唐朝“贞观之治”之用意。雷绍锋认为，《贞观政要》为日本和韩国不同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经验。 这些研究反映出东亚诸政权对《贞观政要》政治理念的借鉴和吸收。

帝王经筵中的《贞观政要》是政治解读视角下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贞观政要》评价道：“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微行，胪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前代经筵进讲，每多及之” ，揭明在历代经筵中频繁宣讲《贞观政要》“以资法鉴”的意义。方震华《唐宋政治论述中的贞观之政——治国典范的论辩》认为，唐宋时期“贞观之治”所代表的内涵从李唐政权的祖宗典故转化为超越尧舜之政的治国典范，故自唐末五代起，统治者基于对唐太宗君臣的师法与效仿，《贞观政要》开始在公开场合宣讲。 张帆、朱瑞熙、邹贺的研究表明，《贞观政要》在宋朝经筵中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该书是经筵讲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以本朝祖宗政事典故为内容的经筵教材如《宝训》《圣政》《帝学》等参照了《贞观政要》的编修体例。 邹贺、陈峰《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称，辽朝虽没有制度性的经筵讲习，但辽圣宗对唐太宗贞观盛世心向往之，因此《贞观政要》成为其御前学习的必备教材。 王耘《金代经筵述略》认为，《贞观政要》自金熙宗始就是帝王经筵讲读的重要书籍，以满足金朝统治者了解中原儒家文化的需求。 王风雷、张帆的研究指出，元仁宗时《贞观政要》是经筵讲读的固定教材，展现出元朝君臣主动学习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情景。 杨业进、张英聘、崔晓莉等学者的研究称，《贞观政要》在明代皇室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安民的政治经验。 朱鸿林《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的研究发现，高拱反思前代经筵主讲四书五经缺乏实用性之弊，于明穆宗即位初期选进《贞观政要》作为重要的经筵教材，以使统治者从中得到治国理政的经验启迪。 包诗卿、朱鸿林注意到明神宗时有罢讲《贞观政要》的现象，惜未深究其缘由。 解扬《诉诸祖制的时代共识：〈贞观政要〉与明代经筵》，通过梳理明神宗经筵中《贞观政要》的进讲、罢讲及大臣的因应之策，认为《贞观政要》是明代士人规劝君主和解决朝政问题的政治“工具”。 颜丙震认为，清朝皇帝仰慕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世场景，《贞观政要》由此成为宫廷经筵日讲的重要书籍。 通过以上梳理，展现出唐宋辽金元至明清时期《贞观政要》在经筵中的讲读情形及政治意义。

《贞观政要》也进入东亚王朝帝王的经筵之中。池田温称，日本一条天皇时期已形成皇室侍读向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的传统，《菅儒侍读年谱》就记载了一条天皇之后历代天皇讲读《贞观政要》的具体情形。袁昆仑《〈贞观政要〉在高丽和朝鲜王朝的政治影响》的研究表明，《贞观政要》在高丽王朝帝王经筵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朝鲜英祖和正祖时期经筵进讲的重要史籍，君主将《贞观政要》中习得的“听言”“纳谏”等观念付诸实践，二是经筵官在讲解过程借助《贞观政要》中臣僚直言等事迹，直面评析现实政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影响到朝政的运行。

学者对《贞观政要》蕴含的政治智慧的解读，对当下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雷家骥《中国梦的古代范例：〈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天可汗的时代》指出，《贞观政要》是中国传统论政的经典著作，唐太宗君臣围绕求谏纳谏、制度建立、战争国防等治国理论的探讨，是当下国家治理可资借鉴的范例。 还有学者认为，《贞观政要》中礼法并用的政治思想、四夷一家的民族政策、任贤使能的人才战略等，对当下国家治理仍具借鉴意义；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可借鉴《贞观政要》中“择官”“任贤”中的内容；治国强国战略中回看《贞观政要》“君道篇”“安边篇”等，可以获得正确处理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人才关系等启示。 我们看到，《贞观政要》从帝王经筵走进当下政府治理、企业管理之中，其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联得到充分地展现。

要之，政治解读视角下，学者聚焦《贞观政要》成书与现实政治间的关系，分析该书对后世政权的影响，以及探讨其对当下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等，极大地扩宽了我们的观察视野。

学术界也将《贞观政要》视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那么，《贞观政要》蕴含着哪些思想文化内涵？《贞观政要》中的诸种思想如何通过具体实践得以体现？作为政治治理的经典文本，揭示和阐释其中包含的思想，成为《贞观政要》研究的重要视角。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贞观政要》中的儒家“仁政”思想，受到学者的关注。所谓“仁政”，是指儒家以“仁”为核心内容，以“民”为实践主体的思想。庄昭《吴兢的史学著述与思想初探》指出，《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君臣的嘉谋善行，凸显出以“仁政”为中心的施政特色。 围绕唐太宗君臣的“仁政”思想，杨荫楼、李燕捷、段塔丽、丁柏传、刘歆立、牛润珍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君臣无处不在的“民足君足”、“民水君舟”等儒家仁政理论，贯穿了“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国以民为本”的重要思想。 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指出，《贞观政要》中“以人为本”的仁政思想，渗透在政策、制度、法律制定等层面，是唐太宗君臣治国的主导理念。 陈丛兰《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认为，《贞观政要》中直谏、廉洁等官德内容，包含人性、人格和人文三重伦理向度，展现了儒学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蔡阿聪总结《贞观政要》蕴含的“君民一体”“君臣一体”等思想，认为这是唐太宗遵行儒家“仁政礼治”施政理念的体现。 刘志强《唐代文明发生论——以〈贞观政要〉为中心》指出，《贞观政要》中“恭宽信敏惠”的治国理念，显示出唐太宗君臣“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 魏明孔从赈灾决策入手的讨论认为，唐太宗君臣救灾、防灾策略中的民本思想，在《贞观政要》中得到充分体现。 学者对《贞观政要》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思想的阐释，抓住了这一经典著作中唐太宗君臣政治思想的精髓。

第二，《贞观政要》中蕴含的君德思想是学者讨论的重要话题。“君德”即君主的道德修养，包括君主道德品质、行为规范等内容。肖群忠《中西君德思想之差异——〈贞观政要〉与〈君王论〉的比较研究》将《贞观政要》同意大利的《君王论》对比，认为《贞观政要》不同于《君王论》重君术的现实主义，表现为重君德的理想主义。 王记录、刘饶《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认为，《贞观政要》中的议政内容，如君道政体、君臣作风、君民关系等，处处体现出唐太宗的君德修养。 张国刚指出，吴兢《贞观政要》中以“克己”为重心，阐述唐太宗自我约束、善贤纳谏君德之道。 谢保成认为《贞观政要》中先存百姓、进用贤能等思想，是唐太宗君德思想的首要内容。 唐太宗的君德思想还体现在其对臣下的纳谏之中。彭忠德称《贞观政要》全书中贯穿“谏能安国”的理念，是唐太宗君德思想的重要内涵。 蔡茂、周晓莉认为，《贞观政要》中包含了唐太宗鼓励臣下直谏的德治思想，这是促成贞观盛世的重要原因。 《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君德思想的当代价值，也引发了学者的讨论。日本学者山本七平、增岛俊之认为，《贞观政要》中蕴含的兼听、自制、仁孝等君德理念，对当代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三，《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君臣的法治思想，也为学者所关注。王立民《〈贞观政要〉的法律思想》称，《贞观政要》包含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礼法并用、慎刑、少敕等方面。 王立民《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一个以吏治为结合点的视角》认为，唐律规定与《贞观政要》的内容具有互补性，具体表现为《贞观政要》中的吏治思想与唐律的吏治内容互为支撑。 崔永东《〈贞观政要〉中的司法思想》指出，《贞观政要》中的司法思想，包括对官员“公平正直”的要求、“宽平恤刑”的慎重态度与“治安刑措”的价值追求等，呈现了唐太宗君臣以“仁义”为核心的法治精神。 景风华《“贤人政治”下的法律之治——以〈贞观政要〉中的国家治理观为中心》认为，“贤人政治”是《贞观政要》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要求君主心存百姓、拣择贤臣、去除苛法，以此达成礼与刑、人与法的平衡关系。 如上研究，多维揭示了《贞观政要》中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

第四，《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林志华《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指出，“居安思危”是贯穿《贞观政要》的指导思想，吴兢期望通过唐太宗君臣事迹，唤起玄宗居安思危的执政心态。 李万生、蔡阿聪、符懋濂、罗永生的研究表明，贞观时期的治国理念如君民一体说、刑罚宽简论、以柔抚边策等，都隐含着唐太宗君臣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 王治平《〈贞观政要〉史学思想研究——以“三镜说”为中心之探讨》指出，代表自我反思意志的“铜镜”、以古喻今启示思想的“古镜”、以古讽今批判价值观的“人镜”，共同形成《贞观政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的观念，这是吴兢编撰《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 张文珍《〈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意识》认为，《贞观政要》最后一章为“慎终”，即是提醒统治者为政要居安思危、慎始慎终。 聚焦于“居安思危”这一中心，深化了我们对《贞观政要》思想内涵的阐释。

第五，在思想阐释视角下，学者将《贞观政要》的观察扩展到太宗君臣的民族思想、军事思想、音乐思想、变革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叶自成认为，《贞观政要》中《议征伐》《议安边》等内容，反映出唐太宗以平等之心对待周边民族政权的思想。 黄中福认为，《贞观政要》展现出唐太宗时期重视选兵、提高待遇、做好保障、苦练本领的治军之策。 陈四海称，《贞观政要·论礼乐》体现出唐太宗“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音乐思想，反映出贞观君臣反对沉溺声乐而荒废朝政的政治态度。 牛致功指出，《贞观政要》中唐太宗的变革思想，体现为缓和并调整君民、君臣和民族等关系方面，促使从政局混乱的局面转变为太平盛世。 谢贵安、牛润珍等认为，《贞观政要》将太宗的德政和君德内容，转化为规范人主、人臣、皇室子弟行为的准则，隐含着“惩恶劝善”的教育思想。 以上研究体现出学者对《贞观政要》思想的新解读。

如上所述，学者围绕《贞观政要》中的仁政、君德、法治、居安思危等思想展开深入的讨论，并将之扩展到对其中蕴含的民族、军事、音乐、变革以及教育思想的探讨之中，对《贞观政要》思想内涵的挖掘日渐深入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