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她逃婚，她私奔，她疑似弃子，她两次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嫁给另一个男人，她是文学洛神，她年仅31岁

她从未像照片或电影中描绘的那样美。

萧军第一次见她时，“ 她面色苍白，最明显的是散发中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

许广平第一次见她，也对她的白发印象深刻，“ 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脸庞。 ”

她也从未如电影里那般多情又堕落。

她的一生，短暂，瑰丽，与男人纠缠不清，连传记电影都弱化了她的文学造诣，用纷繁复杂的情事填平了她一生的跌宕起伏。

在很多人眼里，她憔悴，多病，笑起来总是“神经质”，让人听起来倍感惊奇又悲凉。

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她更像个怪人—— 一个被恋人伤透了心，靠着文学苦苦支撑才活了下来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

（少年萧红）

萧红1911年出生，原名张廼莹。

童年时，父亲张廷举常年在外工作，父女关系淡漠，母亲体弱多病，对她也未能多加照拂。

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续了弦。

但继母对她也不好。

在家里，她唯一无法忘怀的就是祖父。

然而祖父很快就去世了，她对家庭也彻底失去了眷恋。

她想逃，于是她逃了。

21岁时，她与未婚夫汪恩甲居住在旅店里。

她缝制衣裳，看看书，写写信，算是动荡时的小安稳。

债台高筑，无以为继之时，汪恩甲以回家取钱的理由，一去不复返。

她无路可去，只有栖居旅店。

家，她是回不去了的。

多次出逃加上离婚丑闻，父亲张廷举震怒至极，宣布“开除她的祖籍”，严令家中子女不许和她交往。

后来萧红的研究者发现，张家的家谱里果然找不到“张廼莹”三字。

萧红流浪街头，饥寒交迫，曾去投靠在哈尔滨的亲姑姑，可他们开门 一看是萧红，立即又关了门。

外面的街头凄冷孤独，天寒地冻。

她在哈尔滨街头与父亲偶遇， 两人冷冷地看了一眼对方，擦肩而过。

回不去，只好暂住在旅馆里。

她写了一封信给报社，信上字字恳切，打动人心，“ 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能不救啊？ ”

通篇叙述她欠了几百元钱，旅馆老板将她软禁起来，打算把她卖到妓院里去。

报社的人看到这封信，立即派人去看她。

一时间她的处境，她的气质，还有“让人不能忘怀的近乎‘疯狂’的神态”成了报馆的热门话题。

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多次去旅馆看望萧红， 一开始对她并无爱恋之感，可后来却疯狂的迷恋上了她。

他的探望，变成了爱恋，变成了她唯一的希望，两人相恋之时，萧军在家乡已有结婚十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而萧红，怀孕已有七个月了。

爱情究竟能做什么？

或许就是引来一场持续无数天的暴雨。

那年夏天，一场洪水袭来，淹没了半个哈尔滨，萧红等不及报馆主编老斐出手相救，自己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跳到了一艘木船上。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说， 或许颠覆一座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

萧红和萧军的爱情初始，似乎也是这样的奇妙。

（1934年6月萧红与萧军）

重获自由的她，在主编家的客厅里安置下来。

为了不打扰到他们一家子人的生活，她与萧军的恋爱几乎都在户外进行。

萧红在文章中自嘲说，“ 像两条刚被主人收留下的野狗一样，只是吃饭与睡觉才回到主人家里，其余尽是在街头跑着蹲着。 ”

萧红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

她养不起她，更不想要她。

果然，孩子被送走三个星期后，两人因交不起住院费被医院赶了出来。

哈尔滨的那段日子， 他们的生活就像流浪艺人一样，贫苦、饥寒、苦中有乐。

后来两人转战青岛后，却还是一贫如洗。

见过他们的朋友都很惊异， 出门时两人竟然会轮流穿一件毛线衫。

萧红趁热打铁，“ 我们两人只有一条长裤呢！ ”

与很多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给鲁迅写信。

十月头写了一封，到了十月中旬，鲁迅竟然回信了，让两人去上海。

第二天两人出发了，全身上下只有一卷用烂的毛毯，一件毛线衫。

还加上手写的《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

在上海，因为有了鲁迅的提携，萧红和萧军很快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收入也增加了。

生活有了改善，感情却没穷的时候好了。

（1936年春，萧红摄于上海鲁迅居所前）

鲁迅看好萧红，曾亲自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推荐萧红的《生死场》，称为“ 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 ”

他更是下了这样的断语，“ 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

萧军呢，既没有得到鲁迅的大力推荐，还被人一语道破了自身短板，胡风对萧军直接说，“ 她的创作才能可能比你高，你是用功和刻苦，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

这就是说， 萧军的才华是苦出来的，萧红的才能是天生。

萧军听了很不受用，他要把自己的才华锻炼出来，于是他 选择了一种自以为最能陶冶才情的生活：陷入爱情。

他理直气壮的宣布自己的爱情哲学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弃”。

萧军接二连三的感情绯闻，让萧红痛苦不已。

她又太软弱，以至于迷恋上了香烟，整天沉静在烟雾缭绕里。

朋友张琳去拜访她，看到她脸色很黄，样子很憔悴。

心里凉飕飕的，以为萧红有了抽鸦片的喜好。

后来才知道，她从不抽鸦片，只是烟不离手。

坏情绪无处安放的她，似乎只有在鲁迅家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她每天都坐公交车去鲁迅家，一待就是半天。

（1936年，萧红在日本东京）

这样也不是办法。

为了解决感情上的困顿，她和萧军决定一个去日本，一个去青岛。

暂时以一年为期，到时候到上海来聚合。

到时候再看是否能治愈情感裂痕。

走的那天，鲁迅夫妇特地为她践行，却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与鲁迅见面。

她刚到日本，他便轰轰烈烈地爱上了好友的妻子。

爱的死去活来之时，萧军突然发现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

于是，他与情人商量，让萧红立刻从日本回国，阻止两人发展下去。

这样做，把萧红当成什么了？

利刃，匕首，隔开男友与情人的第三者？

不过，她对这件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

她说，发生在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是真诚的，哪怕带一点“罪恶”，哪怕对她构成了威胁，她也是可以接受的。

理智上她强迫自己这样想，情感上却崩溃了。

她根本无力招架这种深入骨髓的痛。

这一年，她竟一篇小说都没写。

情感上沟壑纵横，文学上也黯淡无光。

（萧红讲述鲁迅生平事迹）

激愤之余，她只记下很多长短句。

“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

“ 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

几个月前，鲁迅去世，日本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让她措手不及。

得知消息的那一个月里，她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

又在异乡，似乎她把人间的苦都尝遍了。

回国后，她依旧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

出轨的妻子回到了自己丈夫的身边，作为朋友的四人，还是要经常见面的。

她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五味杂陈。

朋友相聚时，萧军 得意洋洋地 承认，是他把萧红的左眼打得青紫了一大块。

萧红微笑着否认了，眼里却满是泪水。

爱情里嫉妒心的杀伤力从来都很大，然而能把一个人伤到体无完肤，也只有萧军对萧红。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之时，端木蕻良出现了。

1938年，两人结婚了。

婚礼上，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

朋友们对萧红的新恋情没有半点祝福，仍然希望二萧和好。

（1938年，萧红、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在很多人的眼中，“二萧”已经成为一种符号。

分开，意味着文学力量的减弱，意味着精神阵地的消亡。

尽管萧军的多次动手打人，出轨和背叛，鄙视与伤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还是希望两人在一起。

他们的分手破坏力极强，从来不是两个人的小打小闹。

而且不知何种原因，端木在胡风、聂绀弩、骆宾基等人记忆里，总是不讨好。

后来回忆起来，都避嫌似的不说他的名字，只有D、T、甚至“那个人”来代替，如今读来，狭隘之感浓烈。

可是，不看好端木蕻良的他们又何尝支持过萧红？

婚后，她写了《呼兰河传》，这是她最著名的长篇小说。

朋友们竟然说萧红被狭小的生活圈子束缚住了，指责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苦闷与寂寞中。

还有的朋友，对萧红在上海时烫头发穿旗袍非常反感， 说她应该是叱咤风云的新女性，是战场上的“花木兰”。

甚至在追悼会上，也批评萧红爱穿华丽的服装。

与当年她无意间听到萧军鄙夷她的散文的口气一模一样。

在别人那里获得的全是指责与一贯的轻蔑，端木却一反常态地支持她。

不仅尊敬她，还大胆的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

萧红的生命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如此坦白而直率的表示对她的友谊。

他带她去了香港。

胡风指责她，不知人民疾苦，不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

而在给艾青的信中，胡风又说端木在香港安了个“香窝”。

这在抗战的背景下，无疑是个大污点。

萧红当年一度与胡风断交，而晚年的端木回忆起来，依然非常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