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溶瘤免疫治疗类抗肿瘤新药，我国首个全球知识产权单抗药物，首位将创新药卖出国际价的中国人——他就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创始人、董事长俞德超博士。
2011年8月，俞德超在苏州创立信达。近6年间，信达建立起12个新药品种的产业链，其中5个品种入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5个品种已进入临床研究，4个处于临床3期阶段；建成同时符合美国、欧盟、中国GMP标准的产业化基地，其中2条1000升的生物药产业化生产线，是中国首个符合美国FDA GMP标准的生物药生产线。
2015年3月，信达和礼来（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达成3个抗肿瘤品种的开发合作协议，拿到5600万美元首付款，当年就实现盈利。同年10月，信达又与礼来达成了3个双靶向抗体药的全球开发合作协议，两次战略合作总金额达33亿美元。
有人将信达的快速发展归纳为4个“国际化”，即运用国际化资本，构建了国际化团队，搭建国际化专业技术平台，开发达到国际水平的产品。
“这些达到国际水平的产品促成了信达与礼来的合作，而这次合作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信达的格局和眼界。”俞德超回顾与礼来的合作时自豪地介绍道。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将抗体药转让给世界500强企业，很多国际资本因此更加认可信达，而信达也在合作中见识了礼来在生物药研发方面的先进水准。
前不久，《华尔街日报》等外媒以信达为例，分析认为中国将很快成为生物技术强国，俞德超指出这样说为时过早，他说，生物技术强国是中国生物药产业发展的目标，但现在中国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以去年的统计数据为例，2016年全球销售额最高的10个药品中，8个是生物药，位居销售额榜首的“修美乐”卖了162亿美元，利润97亿美元，超过了中国药品市场的年利润总和！而在国内市场，销售额前20的药品中没有一款是生物药，我国生物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生物药产业积弱已久，俞德超认为原因有三个：自主创新能力弱、生物药质量较差、产业规模小抬高了生产成本。这恰好对应了药物创新体系的三个要素：基础研究、监管科学和国家支付体系。
目前，国内的基础研究在持续进步，监管科学也在积极改善，但与创新药相匹配的国家支付体系尚未形成。一款好的创新药如果因为价格因素而无法让寻常百姓获益，将极大地影响药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在被问及创业至今遭遇的最大困难时，俞德超提到了曾经的新药审评审批监管流程和目前的国家药品支付体系。但他同时表示，随着近年来食药监局大刀阔斧的改革，药品审评审批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后中国创新药的产业生态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找准方向对生物药公司至关重要，如果方向错误，公司投入人力和物力却得不到产品，对公司将是沉重打击。”俞德超和研发团队花费了大量精力思考如何构建产品布局。信达选择研发品种时会密切关注生物药的国际发展趋势，充分评估风险、精准判断价值潜力，推动公司实现快速、稳健发展。
如何评判一款创新药的价值呢？在俞德超看来，创新药的衡量标准只有两个：第一，新药能不能因临床需求被食药监局批下来？第二，跨国公司愿不愿意花大价钱买它？
国内药企大多在产品研发阶段不断砸钱，产品上市后才有可能实现盈利，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创新研发。而国外的一些创新型企业通过转让、收购、联合开发等形式在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资金来源，社会资本的进入和退出也更为灵活，这使得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现金流更稳定，资金门槛更低。
一个行业想要快速发展，就必定要有一个标志性案例，这类标志性案例形成产业风口，引领社会资源向其所在产业倾斜。业内人士认为，信达正在成为我国生物药产业的标志性案例。信达与礼来签下中国生物制药国际合作第一单，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将创新药卖出了国际价，同时也引起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关注，推动国际优质资本、优秀人才集聚中国生物产业。
回顾信达所做的一切，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天时，信达成立之初制定的两个发展目标——高质量和创新已成为国家大力提倡的发展方向；地利，过去两三年间，超过40%的社会资本涌入大健康领域，为信达这类初创型企业带来稳定现金流；人和，信达超过400人的团队中，约10%是有跨国药企工作经验的海归人才，这个团队是信达快速发展的关键。
纵观国内生物药产业大环境，政策、监管等国家制度正在完善，VC、PE等社会资本对生物药产业愈加重视，专业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体系也逐步建立，再加之信达这类优秀创新型企业引领产业风向，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走向生物药产业技术强国的路途上，步伐将愈加坚定和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