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祁述裕教授于11月22日在2024深圳第十六届学术年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文化强市”上的演讲。深圳学术年会是国内最早以城市命名的学术年会之一,提倡“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是深圳重要的年度学术文化品牌和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本文在演讲基础上整理而成,内容有增删,以飨读者。
作者 | 祈述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十三五”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文旅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家委员会副会长)
△祁述裕教授在深圳学术年会现场演讲 主办方/摄
本次演讲以《数智时代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为题,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精神,探讨如何适应数智时代的新特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点谈两个问题:一是数智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特点,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创新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一直有着深刻影响。如果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同特点进行分期的话,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探索期(1978-1991)、提速期(1992-2000)、拓展期(2001-2012)和深化期(2013至今)。我们看到,不同阶段,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技术进步都有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激光照排技术对出版业和报业转型的巨大推动作用,世纪之交互联网进入中国对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性影响,本世纪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及近些年,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刻影响。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今天,技术对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特点:
1、复杂性美国有两位从事创新研究的学者合写了一本书名叫《复杂性的挑战:21世纪的技术创新》,很有影响。这本书用“复杂性”来概括21世纪科技发展和经济活动的突出特点。比如,功能强大的Chat GPT有数万个芯片所组成。该书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社会形态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适应时代变化创新管理。在数智时代,文化领域同样呈现出越来越复杂性的趋势。一是高技术含量的复杂文化产品在文化产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按照国家行业分类,文化产业有九大类、146个小类。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数据,新业态特征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7个百分点,对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二是文化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更加繁复。与以往相比,当代文化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越来越复杂。以腾讯公司为例。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企业,腾讯形成了一个涉及行业众多、覆盖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文化产业“帝国”,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平台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组织模式,将生产、传播、消费融为一体;二是不同业态有很强的关联性。三是技术迭代更加迅疾和复杂。英国经济学家卡罗拉·佩雷斯提出了一个分析技术变革特点的“技术—经济”分析范式。卡罗拉·佩雷斯认为,过去200年人类社会曾有过五次重大的技术革命,每次重大技术革命的周期大致50年,每个历经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四个阶段,每次重大技术革命的兴起到衰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早期都有大量资金进入,后期则会出现资金大量撤出,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本世纪初互联网金融危机就是一例。政府应选择适当介入,以防止经济动荡。卡罗拉·佩雷斯认为,在狂热阶段的后期是政府介入的最佳时期。荆文君,刘倩,孙宝文.数字技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种改进的“技术-经济”分析范式[J].电子政务,2023,(10):2-13.数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跨越了卡罗拉·佩雷斯所描绘的单一技术驱动路径,转变为多技术关联、多线程重叠的“技术—经济”演进形态。技术革命形成了多业态叠加:一个重大技术革命的周期没有结束,新的技术革命就已经开始。技术创新周期大大缩短,这对当代治理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
2、融合性信息和数据生产的速度快速迭代,内容更加驳杂。
比如,截至2023年通过各种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生产的图片已经超过以往150年所有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总和。同时,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艺术生产,产业的边界更加模糊不清。比如,人们所熟知的美国专注AI图像服务的人工智能公司Midjourney,于2022年8月,由AI绘画工具创作而成的《太空歌剧院》,成为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的获奖作品。
3、难以预测性数智时代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美国知名互联网专家舍恩伯格认为,“执着于精确性是稀缺经济和模拟时代的产物”。在工业时代人们习惯于进行分类,追求精确。不确定性恰恰成为数智时代很大特点。在数智时代,概率比精确性更重要。今年,网红城市成为关注热点。前一段时间,文旅部产业司和《经济日报》组织了一个以网红城市为主主题的座谈会,邀请了网红城市负责人、有关专家、新媒体平台等各方人士,共同探讨网红城市特征和未来发展。与会人员的普遍看法是,网红城市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座城市能不能成为网红城市,何时成为网红城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是难以预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管理者的努力不重要。相反,城市管理者应该努力成为网红城市创造条件。
4、数据思维对政府管理者来说,在数智时代,确立数据思维十分重要。一是应强化数据对市场的引导。我们发现,现在各级党委政府发的文件很多,但其对市场、企业的实用性其实有很大的问号。如果政府能够组织相关数据机构及时发布一些文化市场活动的数据,引导企业投资和从事文娱活动,对文化市场的引导性会更强。二是应依托数据决策。现在政府决策很重视调研。调研尽管很重要,但不能包打天下。调研只是增加对具体个案了解,如果仅仅依靠调研的个案作决策,容易出现以偏概全。因此,还要重视数据分析。三是促进数据要素流动,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
1、坚持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提出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同样要坚持系统观念,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强化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与去年一样,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经济政策、非经济政策与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强化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同样十分重要。以前,宣传文化部门往往看重宣传文化的特殊性,对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一致性重视不够,出现了一些行业政策与宏观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比如,前几年限制网络游戏版号发放数量的做法,极大地冲击了网络游戏市场,导致许多中小游戏企业难以为继,许多游戏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市场。这种做法与中央一直强调的要扩大国内需求,提振消费的政策要求不符。如何实现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关键是要按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说的“必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对文化领域来说,无论是市场主导的文化行为还是公益性活动,都应该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实现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一致性,反之就有可能背离一致性。第二,走出部门思维定式。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不仅要考虑部门、行业的合理性,还应该从宏观角度考虑政策文件出台的时机、力度,考虑可能带来的影响。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殃及池鱼”的效应。比如2021年教育领域出台了“双减”政策,从中小学教育现状看,这个政策是合理的。但它出台的时机、力度等把握不到位,没有顾及教育培训企业的转型问题。导致文件出台后半年时间,有32.85万教培企业和相关企业倒闭,其中包括几十家属于上市公司。对教育培训行业带来极大的冲击,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个案例教训十分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也要防止简单地把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忽视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在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应警惕唯GDP倾向。
2、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素的均衡性《决定》提出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把握好深化改革要素的均衡性。从文化领域看,把握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素的均衡性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处理好文化生产的市场驱动和组织化关系。近些年,提高创作生产组织化程度成为热词。不少地方党委政府亲自下场,主导影视剧和演艺节目等文艺产品创作生产的全过程。从效果看,党委政府部门主导文艺创作生产,确实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形象工程、失败的例子也不少。我认为,不宜把提高创作生产组织化程度作为对党委政府的普遍要求,还是要讲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首先要重视发挥市场的效能,市场能做的事情,要让市场来做;企业能做的事情还是让企业来做。政府要解决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根本之策还是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党委政府用力过多,国有文化机构单打独斗,可能热闹一时,但终究难以持久。比如,山东“鲁剧”现象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间,山东影视剧在中国独树一帜。依托山东影视传媒集团推出了不少雅俗共赏的电视剧。如《北平无战事》《闯关东》《琅琊榜》等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佳作。但由于没有重视市场培育,当一些有才干的领导退下来,一些技术骨干出走后,山东影视业一蹶不振,现在已经很少出品有影响力的影视精品了。二是重视主旋律作品在国际影视市场接受度不高的问题。文艺要发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作用,需要一大批反映主旋律的文艺产品,近些年也出现了不少受到消费者喜爱的主旋律文艺作品。现在的问题是,从国际文化传播角度看,主旋律作品在国际市场接受度不高。以电影为例,国际上最具标杆性的北美票房市场,有票房号召力的大都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娱乐性强的产品,主旋律产品在北美电影票房市场的情况远不如预期。如何将主旋律与娱乐性有机结合,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当代文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http://mmbiz.qpic.cn/mmbiz_png/egLyciaGdO1levS6ZyvdJ0IGYYWhlH1Kjliab1ja7CeDHlNbtiaDibgiaticpC9Nmt40dEpicOOqyKoXCpBd6GtaLr90A/640?wx_fmt=png&from=appmsg&tp=wxpic&wxfrom=5&wx_lazy=1&wx_co=1)
△中国电影北美外语票房榜 TOP30 图/作者自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美票房市场,中国和印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本世纪第一个10年多数年份,与印度相比,中国电影在北美市场的票房收入优势明显。但从本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印度电影在北美市场表现抢眼,中国电影与印度电影相比出现了差距。近几年这种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如何扩大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的影响力值得深入研究。△2000-2023年中国和印度在北美地区电影票房统计 图/作者自制
3、重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回应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回应市场需求。疫情结束后,国内大型演唱会此起彼伏。最近最火的是刀郎演唱会。从今年九月份成都演唱会开始,到澳门演唱会,再到眼下的合肥演唱会。可以说,刀郎演唱会火遍大江南北。刀郎演唱会反映了高质量的大型演唱会消费需求旺盛,有着广阔的市场。同时,也对大型演唱会的内容管理、安保、消防、出行管理等提出来了新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演唱会的良性发展。△刀郎首场视频号演唱会 图/源自网络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请进来,走出去,让中国消费者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更多国际高水平的演唱会,提高中国演唱会的国际化程度,扩大中国演唱会的市场。在这方面,还需要深化改革,破除各种障碍。去年,著名美国乡村歌手霉霉在新加坡举办演唱会,大获成功。就在国内引起了广泛争议,为什么霉霉没有在中国举办演唱会。网上讨论认为,目前,我们对大型演唱会的管理机制、规则、要求等,跟国际通行做法还有一些不对接的地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调整和完善文娱领域机制、规则和要求,释放文娱消费活力,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
4、保持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包容性和张力我国历史悠久,也是一个十分重视传统的国家。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可以以古鉴今,少走弯路。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恪守传统也往往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思维僵化,导致“制度僵滞”。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如何才能做到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倡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文化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应该倡导学术民主、文艺民主,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北京文化论坛是一个国际化的文化交流论坛。我参加北京文化论坛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京文化论坛上,中国官员讲的最多的话题是政府如何支持文化发展,国外参会市长讲的最多的话题是文化多样性。这也反映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理念和文化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我觉得这两个视角可以互补。就中国来说,应该更加重视文化多样性,包括文艺样式的多样化,文化内容的多样化,文化主体多样化,文化形态的多样化,等等。比如,既要重视儒家文化传统,也要重视其他传统文化,还要重视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积极汲取国外有益文化。同时,对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看法、评价应更加包容,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http://mmbiz.qpic.cn/mmbiz_png/nrqnPkphNjGP6KLnKdNWKoBfUja9azR0C3Q3nfFWExOMjAueAMQprGu6NPNV850rVgzhIkmSyp0LwM0t8NNPcQ/640?wx_fm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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