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
《一位清华老师和他“理想的法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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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科学报》 (2025-02-25 第4版 高教聚焦)。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陈彬
葛昕潼曾被手中的《行政诉讼法》教材“吓”到过。
那时，她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大一新生。在一门名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上，她看到了那本厚达700页的教材。尽管教材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就是课程的主讲老师，但葛昕潼承认，那时的她“没有好好读这本书”。
至于原因，则是“太厚了，怕自己读不下来”。
不过就在去年，已经上大三的葛昕潼选修了一门研究生课程，授课老师还是何海波，那本《行政诉讼法》再次摆到了她的面前。这一次，葛昕潼只能认真读下去了。然而这一读，她忽然发现这本书“其实挺好读的”。
“它不像一般法律教材那样生硬、枯燥。如果潜心去读，它会用流畅的语言把作者的观念、思想一点点渗透给你。”葛昕潼觉得，“这是一本‘循循善诱’的书。”
葛昕潼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刷新对《行政诉讼法》认知的这一年，该教材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特等奖；其第三版面世后，在网络评价平台“豆瓣”的评分达到了9.7分，有网友评价它是“理想的法学教科书”。
何海波（右一）和他的学生们。受访者供图
何海波曾说过，“中国并不缺少法律教科书，缺少的是‘好看’的教科书”，而《行政诉讼法》的“好看”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他始终觉得一部没有案例的法律教科书，就像一本没有图画的儿童书，是不“可爱”的。因此，在这本700页的教材中，他收录的行政诉讼案例达到了600多个。
“这些案例是我长年累月搜集来的。”何海波曾用两个学期时间，与研究生一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行政案例全部研读了一遍；同时，他也注重从网络和各种渠道搜集案例。“我会在网上进行‘地毯式’搜索，一旦找到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就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比如，针对“行政执法人员在何种情况下应回避”的问题，何海波曾用“地毯式”搜索的方式，找到了一个典型案例——
某地的质量监督管理局与某公司签订合同，让对方安装网线，包工包料。但当公司完成施工后，该质量监督管理局却以其所用材料不合格为由，不但拒绝付款，反而处罚了公司。
“在处理这起案件时，该行政机关是否需要回避？如果不看到案例，你可能想不到还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通过案例来表达，学生们很难对‘正当程序’之类的概念产生直观感受。这就是案例的作用。”何海波说。
再比如，何海波自建数据库，尝试对220余万份行政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大量的案例、丰富的统计数据和图表让这本“描述式”的教科书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
这一点令葛昕潼印象深刻。
“比如，目前我国对于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总体是比较完善的，但仍有部分内容并不十分清晰。”她说，但在《行政诉讼法》中，何海波却通过一个表格，清晰概括了司法审查标准各要素在不同行政主体的适用条件，以及行政程序、处理方式等。“那张表格并不复杂，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每本法律教科书的背后都有一种法律哲学，即法律应当如何阐述。”在一篇文章中，何海波曾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向读者说法律规则是这样或那样的时候，我们如何证明这条规则的存在？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要真正理解它，就要回到20多年前的2003年。彼时，正在英国留学的何海波第一次有了“编一本书”的想法。
何海波的想法来源于他的一门研究性课程。其间，他认真阅读了英国著名学者威廉·韦德的著作。
在英国行政法界，威廉·韦德的教科书备受赞誉，并被广为引用。“他的著作权威到某次英国国会辩论时，政府部长直接拿着他的教科书说，韦德教授是这样说的……”
然而，令何海波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著作的权威地位，而是书本内容明快、可读性强，以及作者在其中倾注的感情。
“在英国，行政诉讼被称为‘司法审查’，就是由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英国历史上，相关制度曾有过一段低潮期，描述那段历史时，韦德的笔调哀婉；当上世纪60年代，司法审查在英国重新勃兴时，他的笔调又变得昂扬。”何海波第一次意识到教科书也能如此个性化，可以带有个人感情，甚至反映时代脉搏。
此外，英国法律教科书中的大量案例也给何海波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会用案例说明法律是什么。”何海波说。但他在国内读书时，接触的主流教科书却以原理讲述为主，重点是法律的基本制度规定，没有细节。“那些书只是告诉你法律应当怎样，而不是实际上的法律是怎么样的。”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何海波萌生了一个想法——用案例和统计数据，不但告诉读者行政诉讼法是如何规定的，也告诉他们实际是怎样的。
这显然并不容易，何海波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便是“该搭一个什么样的架子”。
在法律界，行政诉讼法是一门公认的“令人头疼”的学科，其原因就在于行政诉讼涉及几十个政府部门的上百种行政行为，相关的规定散落在200多部法律、700多部国务院行政法规，以及难以计数的规章中。
“教科书的重要作用是将繁复的知识有条理地整理出来。在这方面，行政诉讼法有着先天缺陷。”何海波坦言，传统的行政诉讼法教科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如何将知识进行体系化整理。“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读者即便通读全书，也有可能抓不住要害。这是行政诉讼法不受学生喜欢、老师也很头疼的重要原因。”
体系化的缺失还会引起另一个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既存在行政法，又存在行政诉讼法。简单地说，前者主要是行政机关应遵循的规则，后者则主要规定法院如何审理。“但打官司时，法院的判决还是要回到行政法范畴。”
这使得很多教科书会将这部分内容写成“两张皮”，即相同内容在行政法部分中出现，在诉讼法部分再次出现，且两者都没有将问题讲清楚。何海波举例说，比如对一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判断，这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但很不幸，即便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也没有讲清楚。”
在阅读韦德著作的过程中，何海波一方面为其中的激情所震撼，另一方面也在构思。“如果我写教科书，一定要把这个核心问题讲清楚。”
最终，他的教科书中有超过1/4的篇幅都在讲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判断问题，总字数超过20万字，“这已经是一本书的体量了”。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非常注意相关知识的体系化归纳，并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经验，从篇到章、从节到小节，这套体系我自认为是‘近乎完美’的。”何海波不无骄傲地说，行政诉讼法此后不管如何修改，这本书的体系都可以不变。“不管对于教科书本身，还是我们的司法实践，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由于对一些核心问题的精雕细琢，以及大量案例和数据的搜集，何海波的写书速度并不快。《行政诉讼法》第一版“写了整整两年”，此后又经历了两次改版，每一次他都会更新很多内容。
第一版出版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时，他正在给大一的学生授课。对于自己的新书，他没有将其指定为学生教材，只是告诉学生，有兴趣的可以读一下。
学期过半时，有名学生找到了他。
“她告诉我，这本书她快读完了，但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何海波注意到，这本厚厚的书已经被她翻得有些蓬松，上面还做了很多批注。
学生的问题并不算很多。解答完问题后，何海波问她觉得这本书怎么样。那名女生说：“还好，噪点不多，基本都能明白。”
这个回答让何海波很欣慰。“当时只是大一上学期。也就是说，这名学生其实只有高中生水平。她能看懂，说明这本书足够好读、易懂。”
要知道，在写书之初，何海波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一名勤奋好学的学生能自己读下来，而且愿意读。
这个目标并不好完成。
“我的想法是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尽量少用学理概念，多用通俗化概念。”何海波举例说，“行政机关”与学理上的“行政主体”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回事。不过，“提到‘行政主体’，大家还要在脑子里转一下，但‘行政机关’就很直白了，所以我在书中几乎通篇都用‘行政机关’”。
正是此类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教科书是否“好读”。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目前的学术界存在为了凸显所谓‘学术性’，刻意使用学术词汇的现象，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自己的‘高水平’。”何海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