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写作：编剧教师需将学生转变成“危险公民”（第1208期）

译者按 ：《我与静默》的剧作者内奥米·华莱士在写作之余，也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爱荷华大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等高校教授英国文学、诗歌和编剧。本文是2007年10月，华莱士在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所做的演讲。她在文中提出“ 越界写作 ”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与静默》这个描写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剧本背后，作者所持的态度和立场；而文中关于剧作者社会责任的讨论和对于编剧教师的建议，其适用性恐怕并不限于西方国家，尤其在主流戏剧等同于国家戏剧的地方，剧作者的越界意识更难坚持，也更加可贵。

“ 成为讨嫌的人，是一种高贵的事业心 ”

最好的戏剧写作是一种越界行为 —— 作为编剧教师，我们应该鼓励学生 跨越界限，重绘界限，擦除界限 ，甚至可以 增加界限 ，以便我们静观、前行以至突围。

如果像恩古齐·瓦·提安哥 [1] 所说，知识分子或作家“是以文字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思想生产者”，那么，问题就变成，我们要如何鼓励学生使用生产工具（ 使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写作负责，回应他人的写作 ），并使他们思考：我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的写作仅仅是积累和捍卫私人财产的实践，还是一种推动剧作者和从业者共同体的集体奋斗（即便独自追求）？

换言之，我（和你）为什么目的、为何种利益而写作？作为教师、学生和作家，我们和社会现状、权力结构、大众观念以及陈规旧习的关系是什么？是去强化还是去挑战？我们是做讨好的人还是做讨嫌的人？（ 成为讨嫌的人，在我看来，是一种高贵的事业心。 ）

“ 一切剧场都是政治性的 ”

我相信主流文化和主流戏剧的工作是维持和谐。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就是鼓励年轻作者去打破和谐，面对权力揭开谎言，说出真相。认真思考一下鼓励（en-courage）这个词： 我们给予学生勇气（courage）到底去做什么？答案不仅仅是娱乐。

当戏剧专业的学生走进教室，很少有人能带着我们所谓的“原创性头脑”。当然，他们的创造性，他们怀疑和思考的能力仍然存在，但是它们被一种将个体凌驾于共同体、利益凌驾于和平、财产凌驾于人类需要的文化所统治、所抑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如果一种创造力和新思想不能服务于资本、帝国及其最致命的副产品 ── 种族主义、恐同症、阶级优越论和性别歧视，那么我们的文化就对它充满敌意。年轻的作者常常会将这些价值观带进课堂，带入自己的写作，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而这些价值观只能导致一种虚弱、浅薄、陈腐、死气沉沉的戏剧艺术。

作为教师，我们能够帮助学生 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在“贩卖”什么产品 ：隐藏在表层之下的是何种价值、假设和思维方式，其沉重负载会将写作拖入平庸。布莱希特曾经提醒， 一切剧场都是政治性的 ，我们所说的政治性是指人与社会的互动与碰撞。所有剧场都处理权力问题。谁拥有权力？谁没有权力？谁想得到权力？如何得到？谁失去了权力？为什么？谁因权力被害？谁为权力牺牲？

主流剧场深陷主流文化之中，又受经济压力之累，倾向于欢迎那些温和的作家，他们提出的问题尽管也可能涉及某些校正，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现状。总体而言，社会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触及：异性恋仍然居于最显著的地位，白人特权仍然不受质疑，反抗不公正的写作仍然被边缘化，最终，去质疑某些深入人心的假设，就被视为无礼且徒劳之事。

“ 我们需要更多将剧场视为社会转型空间的作家 ”

当我提出“越界写作”，我是在提倡，戏剧教育要鼓励学生去反抗被教导的自我，进入“自我越界”和“对自我的批判性警醒”中，这将使他们能够成为约翰·邓恩 [2] 所说的“世界公民”。 越界的含义之一，就是解剖自我和发现更广阔的世界。这两个过程（也许是同一个）都涉及怀疑的权利和同理心。

我相信和美国相比，英国对于越界戏剧更加宽容，不过两国的学生对政治性写作往往都很迟疑。他们害怕被看作教条主义、枯燥乏味、缺乏创造力或政治正确（ 此处允许我跑题一下，我同意马库斯·布里斯托克 [3] 的看法，他认为“对‘政治正确思想控制’的指控，已经成为那些懒于思考的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伊斯兰恐惧症患者的可悲的借口” ）。更糟的是，学生可能担心有明确政治、社会观点的写作最终会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

我们必须鼓励学生认识到，参与到历史进程──参与到人类集体的戏剧中──对于作家来说不是死路一条。我只需举一些例子 ：阿瑟·米勒、托尼·库什纳、艾德里安·肯尼迪、奥古斯特·威尔逊、达里奥·福、哈罗德·品特、卡里尔·丘吉尔、克瓦米·奎-阿尔马[4]、特蕾西·斯科特·威尔逊[5]、黛比·塔克·格林[6]、谢耀[7]、罗伯特·奥哈拉[8] ，余不一一。 从历史来看，剧场始终与政治挑战、社会压迫的话题保持同步。 想想莎士比亚、谢里丹、萧伯纳和斯托里 [9] 。

不过好事总是多多益善： 我们的剧场里需要更多参与社会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我们需要更多将剧场视为社会转型空间的作家。

“ 推动新人越界的六个方法 ”

我倾向于概括。我喜欢概括。不过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途径，可以推动学生超越自身经验、性别、种族和阶层进行思考？以下是可能推动新人越界的六个方法 （也许不够明确，但我希望有用）。

没错，这很刺耳。也许伯格的话显得顽固而不通人情，但是提倡博学多闻的写作确实至关重要。如果作家努力追求对历史和历史进程中无数力量的理解，并由此重新构想语言，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构想我们自身及我们的共同体──对我来说，这是 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 。

“ 从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加惊人的创意，

可悲的是它们常常沾满血腥 ”

有时我被问及对作品“单调乏味”的看法──我想，对提问者来说，它等同于缺乏激情、复杂性和娱乐性的写作。我的建议是，鼓励学生检视、质疑和抵制主流文化和主流戏剧，这会招致他们的反感，会切断他们的创意源泉，就好像创意是某种超越历史、政治和社会因果关系之外的东西。事实上， 我认为从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加惊人的创意，可悲的是它们常常沾满血腥。不是少数人的血，不是特权阶层的血，而是大多数人的血。

如果不是关于单调乏味，那我就会被问及如何看待作品缺乏性的内容。在写作时，亲密关系是政治性的，而我认为我们必须对学生承认，关于政治和经济的人类戏剧非常非常性感，非常非常切身。正如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写道，我们的经济世界是“ 对身体的感官财富的劫掠 ”──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如何失灵，如何被使用，被虐待。还有什么能比我们身体的历史、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切身、更加私人呢？

历史本身就是对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或缺乏亲密关系的研究。历史和政治难道不就是人们定义自身、探求可为与不可为的斗争吗？有两本书应该列入必读书目，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们的历史》和罗宾·凯利的《自由之梦：黑人的激进想象》，书中有性和罢工，阴谋和幻想，帝国和隔离、谋杀以及种种不可思议之事。 凡是你想得到的，都在那里等待被书写。

数百万无辜的非洲女人、男人和儿童死于跨国公司膨胀的贪欲和罪恶的提价，这不性感，但是切身。在中东，美国的子弹和榴弹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命，更多的人致残，这当然也不性感，但是肯定很切身，因为事实上，以色列士兵射出的、穿过巴勒斯坦儿童身体的子弹，是由美国税收支付的，是那些梦想着钓鱼、打棒球和做爱的美国工人挣来的。那些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将我们的人类同胞撕成碎片的武器，被命名为鱼床、鞭挞者、支点，亚当、蜂巢和弹跳贝蒂，甚至有一种武器叫悲伤之眼，还有什么比这更私人？我们早上起床，亲吻家人，上班，回家，纳税──每日劳动缴纳的税款却被用于杀人，那些我们从未谋面、不知姓名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切身？

这很戏剧化，不错。不过我们身处于真实的戏剧之中。每时每分，它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事实就是，我们都通过互联网发生联系，我们都不属于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从未打过电话的人口──我们所过的丰裕的生活，充满“选择”的生活，是以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穷和痛苦为基础的。

我不是在倡导一种居高临下的，或者“向皈依者布道”式的戏剧，我倡导的是一种热情的、有力的、好奇的、野蛮的戏剧。 如果我们鼓励学生去挖掘，他们就会在主流的政治花腔之下，发现那些私密而脆弱的身体。

我们作为教师和作家，如果有什么可以奉献给将要取代我们的年轻人，那一定是鼓励他们去挑战合乎规范的观看之道，使自己感觉不舒适、不安全、不确定。在这个美丽的、被凌虐、被毁坏、被耗尽，但同时又不断令人惊叹的世界，想要感觉安全、确定和舒适，只能是转身不看它── 只能是在很大程度上背弃生活，也背弃自古以来作家所需的救赎：真理。

“ 距离感只是一种精巧的伪装，值得用我们的一生去拆解 ”

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 跳出我称之为“哇哦”（wow）的思想状态，进入一种“如何”（how）的思想状态 ： 事情如何变成这样？我如何因自己的无知而遭贬抑？我如何不知不觉地被剥夺了声音？在舞台上如何恢复语言的功能：澄清而不是合谋，抵抗而不是顺从？

我们的工作是鼓励学生通过写作，成为在道义和情感两方面都能担负责任的人── 成为危险公民。 即使不是为了道义，仅仅为了自我保护，也应该发生这个转变，因为我们作为作家和公民，若非积极抵抗所有贬抑我们的手段，那么我们的人性就会受到损害──而我们作为作家的敏感性也随之受到损害。

马丁·路德·金说过：“ 我们的生命终结于对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之日。 ”我仍然相信，展望一个不同的世界，能使我们提升到半神的境界。在一个抵抗不公正的世界里生存和写作，能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

我想用兰德尔·贾雷尔的四行诗作结，它讲述了人类的互联性：

用少女命名的轰炸机，炸毁了

我们从学校里知道的城市──直到我们生命耗尽，我们的尸体躺在

我们杀害却从未谋面的人中间

正如全球变暖、环境危机和移民问题所显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世界里：约克夏，我在英国的居住地，到巴格达的距离比我们所以为的更短。肯塔基，我在美国的出生地，靠加沙或耶路撒冷更近。伦敦离缅甸和耶拿 [19] 不远；纽约靠哥伦比亚和刚果更近。 距离感只是一种精巧的伪装，作为教师和作家，值得用我们的一生去拆解。

让我们一起越界 ── 用越界产生的热量和火花，去制造一道看得见的光，为我们所有的人。

版权信息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年11月总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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