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 | 许殿才：《〈汉书〉中的民族史撰述》

汉书

《汉书》中的民族史撰述

许殿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汉书》继承了《史记》记述多民族历史活动的优良传统，把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摆放在重要位置。她扩大了《史记》民族史撰述的范围，也补充了不少《史记》所缺略的史实，在记叙内容上，比《史记》要充实一些。对于《汉书》较《史记》增益的内容，白寿彝先生有个详细的说明：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为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按照白先生的提示，我们可以对《汉书》民族史记述的内容、特点与价值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汉书》中专记少数民族的传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记载与少数民族活动有关系的传有《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张骞李广利传》、《赵充国辛庆忌传》、《傅常郑甘陈段传》等。此外，在各帝纪及一些志、传中也有关于少数民族与民族关系方面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述，班固充分展现了多民族历史活动的画卷，也详细叙述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和各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历史。

对于匈奴和西域的专门记述，《汉书》各用了两个卷的篇幅，字数比《史记》多了一倍有余。对于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史记》各用了一个卷进行记述，《汉书》则合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用一卷进行记述，但字数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较之《史记》增幅不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在武帝以后，基本置郡管理，需要增补的史实不多。匈奴和西域记述内容的大量增加，一是班固记载了武帝以后司马迁不可能知道的历史变化情况，而这一个时期的历史变化内容本身就很丰富，需要记述的东西较多；二是班固大大扩展了记述范围，更全面地展示了上述地区与民族的风貌。因此我们可以说，《汉书》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述绝不仅止于对《史记》的简单增补。下面就以对西域历史的记载为例，看看《汉书》中充实而丰满的民族史内容。

《汉书》的民族史记述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翔实。《史记》的《大宛列传》从张骞通西域讲起，主要记载张骞等人通西域及李广利等人伐大宛的史实，也通过张骞之口对当时西域的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等国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司马迁记载西域历史的首创之功必须肯定，记载中表述出的历史思考也有特殊的价值。但是如果想对西域地区的历史与地理形势、生活习俗以及各当地民族政权与汉中央政权的关系等做全面深入的了解，就有赖于《汉书》的踵续之功了。《汉书·西域传》开篇就对西域的整体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交待：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 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 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接下来，在大略叙述了西域诸国与匈奴和汉皇朝的总体关系变化情况后，由近及远地逐一记载西域数十国概况。如：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 羌。 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随畜逐水草，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不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 羌同。

用简明的语言，把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人口与兵员数量，行政机构设置、生产生活方式、物产情况等介绍得清清楚楚。通过这样的叙述，读者对于当时西域各国的地理与历史状况不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以上所举例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白寿彝先生“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的论断是非常恰当的。

当记至某国时，如有与汉有关史事，班固则联带记述下来。如记述了鄯善的基本情况后，接着就讲述了鄯善先为匈奴耳目，又依违于匈奴与汉皇朝之间，最后为汉所降服的历史过程。其中所记汉使傅介子刺鄯善王，降服其众，为之另立王之事，写得具体细致、有声有色。最后，班固又交待了汉应鄯善新王要求，在伊循屯田置尉这一加强西域地区管理的重要举措。这样，班固就把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与对少数民族与汉中央政权关系的记载，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这也是《汉书》中所有关于少数民族历史记述的共同特点。

在民族关系的记述中，班固特别留意汉皇朝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举措，也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归附汉皇朝的行动。《汉书》中详记了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管理机构、派出使臣或监管人员、实行屯田、修筑城垒和烽燧、册封少数民族首领颁赐印绶，以及少数民族首领遣使纳贡等方面情况。通过《汉书》的记述，我们看到西汉政府委派官员及设置戊己校尉、伊循都尉、使者校尉及西域都护等不同职官的详细情况。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实施有效管理的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对于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举措和行为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班固有时会做详细的交待，包括产生争论时双方论辩的主要论点，也包括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归化的想法与言论。这是在为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对少数民族及地方政权的管理提供有益借鉴。也是为少数民族依附中央政权树立榜样。当然，其中也蕴含着班固宣扬大汉威德、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深意。

《汉书·西域传》在记述体例上有可取之处。班固按在交通路线上的位置逐次叙述西域各国历史人文状况，为人们在头脑中做准确地理定位提供了方便。这个体例为魏晋南北朝各正史的“西域传”所遵循。从上文所引《汉书》对西域各国历史的记述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与《汉书·地理志》记郡国方式的相近。地理形势、人口户数、道里远近、行政设置、民俗民风都是记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在《西域传》中更注意交待所记之国与中央政府所在地及中央政府派驻西域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地理距离，有强调中央与地方民族政权关系的特殊意义。这是很得法的处理方式。通过这样的记述，可以清晰地了解西域诸国的社会历史等各方面情况，也会很自然地把西域与中原联为一体来看待。正因为这样的长处，所以“后世正史‘西域传’和西域地方志内容基本上没有脱离此模式。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正史‘西域传’影响最深”。《汉书·西域传》为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班固

班固注意强调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及地方政权的统辖关系，把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作为历史记述的重要内容，肯定中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也肯定大一统政权经营四方的成就。在《汉书·西域传》的卷首，概述了西域总貌后，他就细致地交待了从通西域到定西域的历史，肯定了这是大汉皇朝超迈往古的历史成就。他说：

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 ，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同时，在对少数民族情况的介绍中，他也注意提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对西域各国做介绍时，他总是有意做出“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之类的交待。在地域联结的记述中，告诉人们的是政治上的联系和统属关系。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收录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也是要说明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紧密关系。

《汉书》大力表彰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建立历史功业的杰出人物，其中的《卫青霍去病传》、《赵充国辛庆忌传》、《傅常郑甘陈段传》等可看作是以威德定边陲的群英谱。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从历史上看还是有意义的。班固肯定郑吉扬威西域，首置都护之功：“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西域都护府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它的建置，对于西域录入国家版图具有标志性意义。班固把设都护的郑吉与始通西域的张骞并列，是很有历史眼光的。他表扬段会宗有勇有谋有德，既能诛叛逆而立威，又能宣汉德而徕众，多次承担安抚西域重任，不但圆满完成朝廷使命，而且赢得各少数民族的拥戴：“竟宁中，以杜陵令五府举为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岁，更尽还，拜为沛郡太守。……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阳朔中复为都护。……会宗既出，诸国遣子弟郊迎，……城郭甚亲附。公卿议会宗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天子赐会宗爵关内侯，黄金百斤。……会宗病死乌孙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

汉宣帝利用历史机遇，稳妥地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取得了内治外安的治国成就。《汉书》在《宣帝纪》和其他篇章中，对宣帝安抚四夷的功绩做了详细记述。在对宣帝的评议中，也把这方面成就放在重要位置，做出相当高的历史评价。他评说宣帝：“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燀耀威灵，龙荒幕朔，莫不来庭。丕显祖烈，尚於有成。”他还评论宣帝：“……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认为宣帝功德堪比商代的高宗和周代的宣王，这是很难做出的历史结论。

对于少数民族自愿归附中央政权的义举，班固大力进行表彰。宣帝时期，南匈奴单于呼韩邪主动要求入朝称臣事汉，宣帝及时做出回应，接纳他的要求。这是汉匈关系上的重大转机，揭开了汉匈发展的新序幕，对于双方都是重大胜利。班固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呼韩邪入朝的盛大历史场面：

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 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 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 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

这样的铺陈描写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班固有明显的为其他少数民族树立榜样的用意。

班固赞同以夏变夷的文化主张，也意识到这是巩固民族关系的利器，有用先进思想文化改造落后思想习俗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汉书》留意记述以夏变夷的事例，强调先进礼仪文化在巩固多民族统一政局中的向心凝聚作用，倡导以之改造少数民族的某些落后习俗。龟兹王绛宾本来与汉有隙，可是娶了受汉文化熏陶的乌孙公主女儿后，改变了对汉的态度。“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旗骑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家外孙，成、哀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这是接受汉礼仪文化改造而密切与中央朝廷联系的典型例证。在讲述西汉后期匈奴历史时，《汉书》特别提示了一个有重大文化意义的现象。谈到匈奴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 单于时，班固特意说明：“匈奴谓孝曰‘若 ’。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字，慕之，故皆为‘若 ’”。这与对匈奴早期习俗“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记述，形成鲜明对比。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汉族礼仪文明对匈奴社会长期的浸润作用。以孝治天下，是汉代统治者标榜的治国之本，匈奴这个观念的变化可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对华夏文化强大的同化力量和对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的推进作用，有更深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班固对少数民族存在着不小的偏见。他认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在天性与文化上都与中原居民有很大差距。加之“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在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性上也与中原有很大隔膜。所以，“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对待他们也就只能“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实际上，就是在中华统系之中把匈奴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此时，班固因为对个别少数民族的偏见，忘记了中华民族包容性的优长，也把自己本来具有的儒者天下一家的理想搁置在一边。这不但在民族观上是错误的，在政治思想上也降低了“王者无外”的大一统要求。这是班固民族思想上的芜累，影响了他民族理论应该达到的高度。

出使西汉图

在《匈奴传》所记武帝以后的汉匈关系历史中，我们看到不少在讲述汉匈交往史实的过程中，交待给人们的经验教训。宣帝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慕义内附，北匈奴郅支单于势弱被诛。这是汉匈关系的重大转折。《汉书》对这一过程做了详细叙述，尤其对汉皇朝处理得宜之处，用细针密线构织得丝丝入扣，给人以难以忘记的印象。在详细讲述王莽篡政后屡次对匈奴用兵，破坏了长期以来维持的较安定局面后，班固特别指出：“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这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严重后果。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上，给人的教益是深刻的。

为了集中吸取民族关系处理方面的经验教训，《汉书》还多次征引有关论辩的文章，深入进行理论原则性质的探讨，起到了更直接的历史教育作用。在《匈奴传》的下卷，班固征引了三篇重要文章，分别论述了边备不可放松、积极回应匈奴归附要求、不可频繁用兵等重大问题。

元帝时，郅支单于被诛后，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在与汉和亲之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当时群臣都以为可行，只有侯应以为不可。当对元帝问时，他详尽地论述了边备不可无的十条理由。因为侯应十分熟悉边疆事务，他所言十条理由都是在对汉匈来往历史、匈奴与周边少数民族习性、边疆形势、边塞作用、边防与边地军民等情况进行了充分分析之后提出的，所以具有不可动摇的说服力。为避文繁此处可略举几条以见其凡：第三条言：“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第八条言：“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第十条言：“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汉德，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纵论之后，他提示罢边塞守备“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元帝看到他的对奏后，深以为然，下诏：“勿议罢边塞事”。于是，置边防守备的措施得到了坚持，这对保障边疆安定是至关重要的。而侯应对策的价值也就不止在于此事的解决，文章对少数民族与边防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边防备对原则，都是可供历代有为统治者参考的。

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匈奴单于遣使者上书请求来朝。这是联络汉匈感情，求取边疆安定的大好时机。可是有的朝臣却以以往匈奴来朝后国中往往遭遇大丧，和会花费大量钱财为由加以反对。哀帝听从公卿之议，准备回绝匈奴的请求。这时扬雄出来上书劝谏，陈说自秦以来与匈奴和战的历史，说明匈奴与大宛、朝鲜、两越等少数民族都不同，是真正的劲敌，不可轻视。因此，要抓住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他说：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 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扬雄把利弊得失分析得细致入微，把不战而和远胜于用兵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扬雄本来就是撰文高手，所以此策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不但当时打动哀帝，接受其议，而且做为处理与匈奴以至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的长策，长期以来得到极大关注。

王莽当政之时，因为一系列的不当举措引起匈奴不满，导致汉匈关系恶化，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日益严重。王莽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于内政外务皆率意而又茫然。他幻想出兵毕灭匈奴功于一役，于是“怙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军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莽将严尤知此举必造成严重后果，进言劝谏。论说动用天下财力伐匈奴有五难，因此“大用民力，而功不可必立”是相当让人忧虑的。严尤还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出对待匈奴有上、中、下三策，即著名的“匈奴三策”。他说：“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所谓“无策”，表面上说的是暴秦，实际上指陈的是王莽秉政的当时。他说：“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谓无策”。所谓“下策”说的是武帝时期的作法。他说：“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所谓“中策”，说的是周宣王之时的作法。他说：“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之 螫， 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对于“上策”，严尤没有加以说明，大概他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中还没有看到运用上策成功的例子。从他论述的思路和传统思想的一般范式看，所谓“上策”应该是指圣王以文德招徕远方，使之慕义而归附，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荒服之类理想的归属关系。这篇文章在掌握与匈奴关系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抽象，总结出几种典型的方式。用精练的语言把每一种方式的结果揭示得切中肯綮。这是长期处理与匈奴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因为切于实际又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与理论指导意义。成为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在古代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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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黄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