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粹主义能够大行其道？

精英建制派必须尽快拿出真实有效的药方，否则他们就会被民粹主义的假药取代。

本轮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的时间与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以后蔓延开来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高度吻合，这构成了大多数人对它进行解释的第一种普遍视角，即：民粹主义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危机伴随着失业率的提高，导致民众收入增长停滞，甚至生活水平下降，这是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土壤。

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视角，它很容易将目前的西方同上世纪30年代相类比。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补救建议自然也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就业状况、构建更完善的社会福利网，同时提高税收以减轻经济不平等程度。

▲1929年经济大萧条

此外，上述这种“经济决定论”最无法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民粹主义势头正健的国家不一定是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国家。除了经济繁荣的德国之外，美国和英国是经济复苏最好的两个西方国家，它们恰是民粹主义浪潮最汹涌的国家。

与之相反，自2007年以来，西班牙的GDP累计下滑8%，同期失业率超过20%，年轻人群体的失业率高达40%以上，但它并没有产生一个民粹主义政府；法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也比美国和英国糟糕得多，但法国选民在本月初刚刚拒绝了民粹主义。

于是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第二种解释民粹主义的视角：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人群，相反它加剧了贫富分化，那些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如鱼得水的“赢家”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那些不能适应变革、落在时代后面的全球化“输家”没有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而当旧的体系失败、危机来临时，后者却又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全球精英们则继续从各国政府的救助刺激政策中捞钱自肥。这种状况使得当今的西方社会处于高度分裂状态，愤怒的选民们接受了民粹主义的愤怒口号。

相比于关注总量的笼统的“经济决定论”，这种更加关注经济中结构性问题的“贫富分化论”的确更有说服力。

▲2016年11月10日北京时间6:00，美国大选票数统计

看一看投票地图，我们便可以发现，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城市，而美国内陆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坚定地投票支持特朗普；在英国，支持退欧的投票同样集中于农村地区、小城镇以及伦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国，父辈和祖父辈曾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工人阶级选民，眼下正投票支持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

西方以外的情况也大致类似。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中仍旧不受欢迎，但在其他地区却拥有众多支持者。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来说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产阶级下层中受到狂热支持，而后者在除了布达佩斯的整个匈牙利都受到欢迎。

▲2011年12月7日，普京登记参加总统选举

然而，这种全球化之下的贫富差距扩大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近来的一些实证研究所否定。英国一家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不久前的一份研究报告令人信服地指出，富裕国家中产阶层收入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远不如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严重。

尤其令人信服的一个事实是：贫富差距的情况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不同，美国是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然而美国恰恰也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最低的。

这至少表明，民粹主义者找错了怪罪的对象。研究表明，国内政策——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许是比“全球市场”对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更有力的影响力量。

此外，“贫富分化论”难以解释以下两个现象：

第一，那些在大选中把选票投给民粹主义政客的选民往往也不是该国中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群体，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鲜有最贫困的黑人或少数族裔，他们大多是白人，其中亦不乏中产阶级。

第二，如果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那么，应运而生的应该是呼吁“社会公正”、“平等主义”的左翼民粹主义才对。事实正好相反，美国的例子最为典型。特朗普竞选招牌中，国内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减税、放松管制和取消全民医保，它们全都是右翼的主张。

这促使一些人引入了第三个视角，他们认为，最近十多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技术变革才是引起社会剧烈动荡的主因。这不仅构成了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冲击，也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例如，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兴起赋予了过去“沉默的大众”以极大的发言权，这颠覆了传统的舆论秩序。精英“引导”大众思想观念的力量大大减弱，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原子化。

▲社交网络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舆论秩序

在这个视角下，所谓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只是民粹主义兴起的因素之一。

当下的状况还显示了两种人之间的文化分歧：少数精英对各种变革（从新技术变革到大规模移民，直至同性婚姻，甚至应对气候变化等等）的节奏安之若素；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希望放慢脚步，重新寻找他们在宗教和民族文化方面的根。

……

我认为，上述这些研究民粹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框架都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也都有明显的缺陷。眼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普遍弥漫于西方的情绪：似乎现行治理体制和主流政治话语在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时显得日益捉襟见肘。这既有真实的成分，也是民粹主义鼓动家渲染的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这一体制以及维护它们并寄生其上的建制派精英日益失去信心和信任。

▲人们对寄生在原有体制之上的建制派精英失去信任

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革命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是全世界。今天的许多中产阶级造反派并不见得多么仇视现行体制，但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进而愿意冒险让民粹主义政客尝试一下改变。

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主流政治失败的结果。然而面对这种后现代式的“革命”，过去的那套社会民主主义旧药方恐怕已经远远不管用了。在一定程度上说，今日的民粹主义不是反对某一种政治体制，而是反政治本身。

我相信，这是反思和研究这一轮民粹主义思潮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当然，不管这一轮新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是哪种或哪几种因素造成的，有两点可以肯定：

第一，西方民众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他们不仅对制度和权威失去了信心，他们还认为自己被忽视和羞辱了，他们希望重大的改变；第二，民粹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虚假的，一旦付诸实施，不仅无效，而且有害。

▲新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然而精英建制派必须尽快拿出真实有效的药方，否则他们就会被民粹主义的假药取代。

因此，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意义重大，而他未来的改革使命更加重大。如果他的改革取得了看得见的显著成效，民粹主义就会渐渐偃旗息鼓；如果他的改革失败了，民粹主义很快会卷土重来，而且势头可能会更加猛烈。

历史会重演，但历史不会给予同一件事情两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