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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针、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也提出过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排在首位，并定位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那么，创新为什么重要？怎么提升创新能力？一个国家又该集具哪些与创新相匹配的要素？
对此，国内知名人口学者，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近日在“文津讲读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系列讲座”上，与国务院参事室及权威媒体一起探讨了上述问题。
而对于创新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中国相关部门下一步的政策决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创新者越来越老
传统意义上，创新一般都理解为“年轻人的舞台”。但前几年，有人愕然发现：在香港，最讲究创新的竟是进入耄耋之年的李嘉诚。中国内地市场亦是如此——相比于第一次上世纪90年代末的“创业潮”，互联网的创新者正越来越老。
同时，“每百万人的研发人数”上，巴西、墨西哥虽整体不如中国，但却长期处于上涨态势。中国却曾在2009年出现过下滑，随后才逐步提升。一项公开数据是：芬兰“每百万人的研发人数”达到了7717人，中国却远不及芬兰，排在较后的位置，不足1000人。
对此，梁建章在交流中坦言，这既是因为创新的难度在增加，也与创新的投入指数增加。比如，比较其他国家，一个与创新相关的情况是：虽然与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相比，中国研发占GDP的费用在不断提升，但邻国韩国却更高，研发费用几乎占到了GDP总量的4.5%。
另外，从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入手，梁建章提供的数据显示，从高科技产品占比出口额的比例看，中国同样超过了巴西和墨西哥，但却也低于韩国。
创业助力创新
那么，怎么提升创新能力？
在梁建章看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来自于新企业”。以携程为例，1999年成立以来，不仅改变了整个行业生态，更对消费者出行、住店费力度的下降，对中国整个旅游行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因为携程颠覆性创新的出现，改变了此前人们的预订习惯。
据新华网报道，欧洲专家邓肯·克拉克也认为，中国近些年来不断创新进步，要归功于创新企业的推动。而要实现中国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则必须催生大批创新企业。
但提升创业人群，现阶段需要三个层面的提升：打破既得利益、改变大公司体系“不愿意冒险”的现状、给予有创意的年轻人更多机会。
就目前的官方政策看，政府部门早就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但在专家眼中，未来或许还要再出台更多的细化配套措施，给予创业和创新人群激励。
人口结构很重要
对此，梁建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国家层面而言，一个很重要助力创新的举措就是进一步“完善人口结构”。
去年10月底，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这是官方作出的很重要一步。
事实上，“中国人可以多生”，这一直也是梁建章的观点。因为，人口带来的集聚效应，将加速一个产业链的创新。目前，全球知名的科创中心集中在美国的硅谷、纽约、洛杉矶。这些城市，无不是人口集聚的大城市。
梁建章曾多次调研，并坦承“年龄结构对一个国家的创新有很大影响力”。以日本为例，日本上世纪90年代后的创新力严重下降，和该国人才结构的老化“有直接关系”。
“中国现在就很好，80后是中国年龄结构里数量最多的人群，虽然当时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但还没有被严格地执行，所以80后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恰巧80后现在都30多岁，是精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梁建章表示，“所以，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和企业，创新力都非常旺盛。”
创新要“多方配套”
“中国必然要像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面临如何通过鼓励政策，来提升生育率。”梁建章表示，否则，会增加养老负担，创新、创业活力就会恶化。日本，已是亚洲国家中的前车之鉴。
为此，梁建章曾建议，应尽快放开和鼓励生育等政策，让年轻人生更多的小孩，来减缓老龄化，使人口结构保持一个年轻的活力，并保持持续的创新力。
基于对创新及人口的关注，梁建章建议缩短中学阶段的教育时长，提高教育体系的效率，让更多的人在更年轻的时候就进入大学校园，这样，也有利于年轻人创业。
本质上看，这也都是助力创新的“配套”举措。另外，在梁建章的建议中，还提到“放开大城市规模，取消户籍歧视”等。
这些，虽然短期内在中国还难以彻底实现，但无疑，还是会给国家智囊机构、权威媒体等提供一定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