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今世界，也许需要一位萨达特式的先知。
这位埃及总统，在青年时代亲身亲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这就是1914年到1945年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 哪怕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的军人和平民，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代价。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同样也是艰难的使命。
萨达特深深懂得与以色列长年纠缠、陷入无尽的战火给埃及带来的伤害，他对
基辛格说：“我的国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不需要更多的烈士了”。他决定打一次“最后的战争”以便为谈判争取平等的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片反对声中，通过基辛格的斡旋，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媾和。
他在以色列国会饱含深情地呼唤敌对双方的灵魂：“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共同建立基于正义的持久和平，避免双方哪怕再流一滴血”。他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注定紧密交织，他想重启这两个古老民族的对话。
他坚信宗教信仰不同的社会应当兼容并存，但这个信念恰恰是他的敌人所无法容忍，四年以后在阅兵式上被极端分子暗杀。这位为基辛格誉为“先知”的领袖，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
萨达特之所以是“先知”，乃是能够超越一国一族一时一地的利益，穿过历史的迷障，认清人类文明的大趋势。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自信的、大度的，阿拉伯帝国对统治下的臣民信奉其他的宗教保持宽厚的态度。1979年萨达特在接受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他向阿拉伯世界呼吁重振伊斯兰中世纪黄金时代那种相对宽容的精神。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需要正义的信念以及追求正义的勇气与意志，同时也需要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知识分子的话语，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曲折的，他只须担当信念伦理。
然而，一旦进入政治和外交实践，政治家所要为之负责的，不仅是自己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对结果负责的责任伦理。这个结果，就是对治下的民众生命、尊严、安全这些长久利益的考虑与担当。
现代的政治与外交，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正义与现实、普世国际秩序与地缘政治，从来都存在着紧张与冲突，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就是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平衡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久利益，乃至于全人类的利益，不惜个人忍辱负重，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
什么是神？什么是先知？这才是。
很难吗？的确艰难。然而，萨达特总统，为后人作出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