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想跑（去吸毒），我把我爸关在厨房里，他用脚卡着厨房门，我就使劲推，我爸看我那个眼神，又心痛又失望，我一辈子都记得。
6月末，刘慧乘坐电梯，有相熟的叔叔看见她，以为她还吸毒，没进来，等了下一趟电梯。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芊 编辑｜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本文全文共6495字，阅读全文约需13分钟
2017年6月26日，是第30个国际禁毒日。我们寻找了两位曾经的吸毒者，如今的戒毒者，讲述她们与毒品20多年的缠绕、斗争、与救赎。
两个女孩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了此生最恶的魔——毒品。
刘慧因为生理痛沾了第一口，雪莉因为好奇跟着男友吸，毒瘾像温水煮青蛙，吞噬了理智，比毒瘾发作更痛苦的是，家人的失望和失控的人生。
最无望的时候，刘慧羡慕极了农民工，他们劳作之后手捧着食物，每一天都过得踏实而有意义。
十三年前，在命运交汇的十字路口，刘慧选择了继续沉沦，雪莉选择了戒断毒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帮助别人戒毒，把“包袱”变成“财富”。
戒毒重新连接了两个女孩的人生，十三年后，她们在戒毒所相遇，雪莉成为了台上的戒毒讲师，刘慧也开始追求清醒生活。
刘慧丨从吸毒到戒毒，我花了二十年
（一）
1992年我开始吸毒，一直吸到2014年，中间20多年时间，近10年在“外头”呆着，近10年在“里头”呆着。想想很后悔，一个女孩子最好的时候，都给毒品和高墙了。
父母都是军人，记忆中妈妈总值班，爸爸老出差，小时候我和我弟脖子上挂个钥匙，就这么长大。
他们不是没给我爱，羽绒服、高跟鞋、手表，我都是大院里最先有的。我的家总是很严肃，像在军队。
我们高中附近有所大学，我翘了课喜欢去那里玩。那里的舞会我一场不落，我跳舞很好，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这让我找回了骄傲，抹去了考试成绩不好的挫败感；电影也是场场必看，只有这样，才能和大学生有更多的话题；我开始学吉他，觉得那样够帅；在诗会上收到别人给我写的诗，羞涩，沾沾自喜。
快高考了，贪玩的我连三本都考不上。我瞒着爸妈，去应聘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家里坚决反对，最后他们也没辙，让我去了。
现在回想，人生最大的转折就在这儿。
我被分配到了夜总会部门做服务员。每晚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穿名牌，戴名表，开豪车，一万六的路易十三，一开就是两瓶，五百元的小费，给的连眼睛都不眨。1992年，他们一晚上花的钱，是我那辛辛苦苦工作近三十年的父母，一两年都挣不来的。
我深深地羡慕，甚至崇拜——这才叫生活，多享受，多风光，多潇洒。慢慢地我也开始穿名牌，买名包，用高档化妆品，上下班不再坐公交，打车。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用尽心机地应付各种客人，只为了挣更多小费。
一天晚上，经理带着一大帮人来到包房，大声地跟客人客套着，全是逢迎的好听话。然后把我叫到一边，嘱咐我一定要小心服务这些客人，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
一个平时关系不错的服务员小声告诉我，如果这间包房里的客人给你烟抽，千万不能抽。
“这些客人是抽大烟的”。她一脸神秘。
抽大烟？不就是吸毒吗？当时我对毒品的认识，仅仅通过历史书中的“虎门销烟”和电影《甲午风云》，我知道大烟不是好东西，抽它不对，仅此而已。
回到包房，我看见桌子上有几个摊开的纸包，里面放着类似面粉一样的东西。这帮客人并不怎么动杯子里的洋酒，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们的烟都很怪，底下都掐着一个捻，抽的时候把捻撕掉，点上以后，一边抽还一边往烟上抹点儿水。
这些烟，都是加了海洛因的。
（二）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吸毒者的一员，我们暂且称呼他A吧。
包房里，A坐在我旁边，“哎，要不要来一支？”我赶紧摇头，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少抽点儿吧。他很不屑，你怎么知道不是好东西？你试过呀？
A长得挺精神的，我没因为他吸毒就想着离他远点，我们恋爱了。
时间长了A不愿意我上班，让我把工作辞了。辞职后我天天在家呆着，看他白天抽、晚上抽，有时还会喊一大屋子的人一起吸，但他从来不让我试。
接触到毒品是因为生理痛。
一次生理期，吃了几片止疼药还是不管用。A坐在我旁边搂着我，拿过毒品，“要不然抽几口吧，这东西应该管用。”我想都没想，接过了他手中的“枪”和“版”，学着他的样子，递到了嘴边。
第一口吸进去，一股浓重的苦味、怪味顶进咽喉，把我噎得喘不上气，紧接着就是头疼得快要裂开。眼前一黑，我一头倒在床上，说不出的难受、恶心，胃里翻江倒海，控制不住地吐。
吸了几口，肚子不疼了。我感觉飘了起来。
后来，一到每个月那几天，我都会装出很疼的样子，让他拿毒品给我“止疼”。
我像他一样，成了瘾君子，荒唐地享受着“飘”的感觉。
刘慧和雪莉几乎每天都要见面，交流自己的戒毒感受。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点瘾”的痛苦很快就来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毒品带来的痛苦。躺在床上，哈欠连天，涕泪横流，浑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感觉千万只蚂蚁在身体里穿梭，疯了一样捶自己的腿、胳膊，用头撞墙，狂躁不安。
我害怕了，后悔了，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只能哭着求他，赶紧找东西，找东西。
（三）
交往了一年多，我和A分手了。不是因为毒品，是因为家暴。
分手后，朋友带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住院，那时北京只有这家医院能戒毒，医院里有美沙酮，我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没有吸，状态挺好的。
要戒断毒瘾真的并不难。因为有戒毒药物的辅助，基本上不会有太难受、熬不过的感觉。心瘾，才是让吸毒者一次次复吸的最主要原因。
戒毒后不到两个月，我复吸了。
有个晚上我去迪厅玩，认识了C。C说去他包房坐坐。包间很大，乌烟瘴气的，灯光很暗，我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再熟悉不过的纸包、枪和版。这以后，我开始天天和C混在一起，没日没夜地抽，从烫吸学会了注射，比和A在一起更疯狂、更深陷。
在我心中，一切都可以忘记，一切都可以放弃，除了毒品。我的朋友发现我又抽上了，再想帮我戒毒的时候，我甚至连戒毒的愿望都没了。
有个朋友为了帮我戒毒，把我锁在她家，把家里所有能穿的鞋都收起来了，我硬是弄坏了她家窗户，光着脚跑出去；还有一个朋友，只要我去迪厅，他都会守着我。毒友一个电话，我便偷偷从迪厅溜走，半路上接到他电话，还编理由骗他。
在几次断顿之后，我开始自己买。为了“拿东西”， 我花光所有钱，然后开始卖自己的表、项链、手链，什么都卖了。他们喜欢皮质的东西，我就拿名牌的包，皮夹克，和他们换。
这一切，我家里人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抓是在魏公村，买毒品时被抓的。我被送到公安局，本来我是要强制戒毒的，但没有戒，呆了十四天直接被家人捞回家了。
出去的时候，提审跟我说，你爸妈、弟弟多不容易，出去千万别抽了，我说好，但心里想着，出去一定要来一口，太难受了。
不想戒，就这么一直抽，各种骗家人，把我爸的洋酒拿出去卖，但他们还是相信我。
那时候我骗我爸钱，说要去外地做药材生意，我爸说，我给你买车票，我爸和我弟把我送到火车站，看着火车开走，放心下来。他们太善良了，我到了下一站，就拿着钱打车回北京，开始抽，一会儿就被警察逮住了，警察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觉得警察是骗子，说，不可能，我女儿在东北做生意呢，我把她送上火车了。
就这么一次次，伤透家里人的心。
（四）
我结婚了，第一任老公也吸毒，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吸。
我们结婚八年，加在一起呆的时间不到四年，不是他被抓就是我被抓。他在北京有房，我们把两套房卖了，用来抽。
有时候看着外面装修大楼的农民工，干了一天活儿，晚上拿着馒头，手上捧着在我看来喂猪都不如的菜，吃得很香。我很羡慕，觉得他们这一天活得真轻松，而我，一天到晚为了这点东西去骗，去抢，还因为抢夺判过大刑。
这个东西已经不会给我带来享受的感觉了，可想戒又戒不了，唯一能戒的情况就是被抓。后来我说要去医院戒毒，我爸放弃了，闺女，你别戒了，你还是抽吧。
就这么断断续续戒了吸，吸了戒，一直到2014年，又被强制戒毒两年。
进戒毒所没多久，我见到了一个老朋友，雪莉。
那天，雪莉一来戒毒所分享戒毒心得，她已经十三年没有复吸。我一看到她眼泪就掉下来了。
十年前有个医生说，如果你想成功戒毒，你就去找这个女孩，那时候雪莉戒毒已经三年了，我妈带我去见了她。她鼓励我，教了我很多，我们非常谈得来，她甚至想带着我一起成立北京的NA（匿名毒瘾者互助会）。
雪莉家中有许多关于NA的资料。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后来因为我又抽上了，就不好意思再给她打电话，慢慢断了联系。一次在戒毒所，我爸还带雪莉看了我，雪莉说，出来之后要去找她，我答应了，但我一出来就抽了，也没找她。
再见到她，她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在讲课，我穿着戒毒所的衣服，坐在台下，哭得不行，她一眼就认出我了，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心里特别难受。
活动过后，雪莉特地拜托别人把我叫去，嘱咐我，出去之后，去找她，我下定决心，这次回去，一定要给雪莉打电话。
2016年4月8日，我从戒毒所出来，找到雪莉，开始和她一起参加NA的会，大家一起根据NA的规则，读书，分享自己的戒毒心得，定期开会。
我们这种戒毒的人出来之后其实挺难的，接触不到社会上的正常人，戒毒所认识的还是那些吸毒的人，出来之后我不能天天呆在家里，想找个朋友，找来找去还是那些吸毒的朋友。
其实，我不太能表达心里那种对NA的感觉，就是你来到这儿，能看到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说出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在别人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这种痛苦别人也有，还有这么多人在历经苦难。
刘慧说，很感谢能认识雪莉，这让她有了一种积极的力量。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在这里，我找到了一种面对自己成瘾疾病的方法。到现在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抽了，这是我从戒毒所回来坚持最长的一次。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不敢保证永远不复吸，每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要坚持到今晚睡觉都不抽，明天我不管。
坚持一天很容易，死亡来临前，希望每天都能成为今天。
雪莉丨不让更多人掉进同一条河里
（一）
我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姥姥家的第一个孩子，所有人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可以说是溺爱吧，上小学时BP机刚出，家人不给我买我就躺在地上；有段时间我爱吃鸡蛋，家里顿顿煮鸡蛋，一顿煮20个；住校之前，我都不知道水果是要洗的，上高中了我爸妈还会帮我洗内衣。
我妈妈七岁的时候有个姐姐去世了，她对死亡特别恐惧，对我要求不高，只要我开开心心活着就行。
小时候我老考九十多分，有一次生病考了70多分，我妈带我去商场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娃娃，会爬会哭会笑的那种，说怕我伤心。那时从没觉得我要的东西贵，前两天我妈穿了一件我穿过的衣服，花的，茸茸的，我妈说，九几年花了360块钱给我买的。
进入初中后，我开始喜欢男生，注意力就不在学习上。我特别羡慕那种在校门口被男生接走的女生，觉得他们骑着自行车特别酷。
毕业后，他们给我铺好了路，让我读了卫校。我那会想做生意，我妈连哄带骗哄着我——你要不想上课，就跟妈说，妈给你找假条去。
我想着，托了这么多人，好好上个学呗。三年卫校上下来了，我妈又给我找了家门口最好的医院，我上了几天班，嫌钱少，下海经商了。
那时候，我和大院里一个一起长大的男生在一起了，他和他小舅一帮兄弟全吸毒。有一回我上大学回来，他们身上都插着针，我一个一个拔下来。他们以贩养吸，毒品挺多，放在谁手上都不放心，觉得放在我这最安全，因为我不吸。
我感觉他们挺风光的，吃吃喝喝的，有钱有地位。我觉得毒品这个东西很正常，伸手就能拿到，会觉得好奇，他们怎么就戒不了，我就偷着抽，他们也不知道。
温水煮青蛙，所有的成瘾都是这样的。反复几次，我发现自己戒断时有点难受，知道上瘾了，但是没办法，那时候没有可以寻找的帮助，也不敢和家人说，我已经没有能力跳出水面了。
家里人隐约感觉到了我要钱太凶，后来我问我妈，你知道我要钱干嘛去吗，我妈说知道，她说我是个女孩，她不知道不给我钱我会干什么。
我爸回忆，那时家里的钱花得好快，“就算天天喝金汤也不用这么多钱啊”。当时，海洛因最便宜是360块钱一克，贵的时候七八百，一天5000块钱也能花完。
海洛因代谢很快，二十分钟半小时那个劲儿过去了，你就还想要那个劲儿。
（二）
那时候，我一米六四，体重七十斤。手臂上会有一段凸起的青色血管，打的次数多了，血管就死了，它得从旁边再长一条。
我意识到自己毒瘾越来越严重，回家跟家里人说了，在家戒毒。
我爸没有常识，不知道需要配合药物治疗，觉得戒毒就是生扛过去，靠毅力，那时候我住一楼，我爸把我关起来我就跑，小屋和大屋都装上了防盗窗，不是为了防贼，是防我。
有一回我想跑，我把我爸关在厨房里，他用脚卡着厨房门，我就使劲推，我爸看我那个眼神，又心痛又失望，我一辈子都记得。
雪莉随身携带着自己的“清醒牌”，代表着自己洁身与平和的十三年。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那十年，我爸都不愿意和我说话，连我的名字都没叫过一声。
最难受的时候，我从五楼往下跳，被我爸一把揪回来了。那时候觉得死是唯一解决的办法。我去买毒品，想要过量死，在那里“打蹦”了好几回，他们都不敢卖给我，怕我死在他家。
2003年10月16号，我去找我男朋友，被警察抓了，手铐铐上手的那一刻，我心里踏实了，觉得不用受困扰了。
朝阳戒毒所那时刚成立了一个向日葵戒毒社区，学习的是云南的戒毒模式。我不愿意去戒毒所，想要直接不戒毒就出来。出来之后我听说，我妈塞了两万块钱疏通关系，那人说，你想你闺女啥时候出来，我妈又塞了两万块钱，说，能不能多呆一会儿。
她的想法特简单，觉得我在戒毒所里面，想见我还能看到一个活人。
去向日葵社区那天，下雪，我在雪地里站了半个小时，就是不想上去。
上去之后很意外，第一个房间是厨房，大家戴着帽子在做饭，楼道里有人弹琴有人唱歌，有人打乒乓球，不像戒毒所，像是学校。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老姐”带着我，一开始我觉得特别假，什么活动都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警察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大家都穿着便服，分不清楚谁是警察谁是戒毒者，有个警察身材特好，我还调侃，这个人抽之前肯定是当兵的。当时有4个警察，陪着我们住了6个月，为了让我们相互信任，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遵守一样的规则，受一样的处罚。
分享心得时，有警察说其实他们也很痛苦，有人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一个人成功戒毒，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没有希望。
事实证明，向日葵这个新模式戒毒率很高，我们10个人去，出去也有复吸的，但是戒毒率达到了50%-60%。
6月26日下午，刘慧（左）和雪莉（右）参加完戒毒所的活动后，去参加晚上的NA会议。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2004年5月，我可以离开戒毒所了，但我却不想离开。
我曾经见过一个戒毒三年的人，总问她，我怎么能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她说，是因为她一直在做帮助别人戒毒的工作。我们吸毒的经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会成为一大包袱，只有用在帮助别人戒毒的工作中，才能变成我们的财富。
我决定留在向日葵社区做志愿者，每月只有200元的补助，一干就是四年。我当时也很犹豫，出去挣钱很容易，但我不能保证不抽，我妈说了一句话，你不抽，咱家就是挣钱了。
（三）
2004年，我去上海出差，又见了那位戒毒三年的偶像，她带我第一次参加了NA的会议。
从前在戒毒所，我接触过NA这个概念，有民警告诉我，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每天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戒毒这个问题，他们的组织就叫做NA。
NA成立于50年代初的美国洛杉矶地区，之后普及到北美、南美、西欧、澳洲、中东、新西兰及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在印度次大陆、非洲及东亚各地也有新的NA团体陆续形成，每周在129个国家有61800个以上的会议。
上海那次会议是个英文会，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个翻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场时他们说了一句：只有存有毒品成瘾问题的人才能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欢迎所有期望戒除毒瘾的人，如果你身上带有毒品，请放到门口再进来开会。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我爸爸妈妈那么爱我，但是都没有这个地方包容，我觉得不会有超过这个地方的包容度了。
后来，我开始准备着，能不能在北京组织NA，并且决定自己以后都要做戒毒相关工作。
也不是没有过波动的时候，2011年11月17号，我离婚了，出现了严重的躁郁症，走在路上感觉身体里有东西往外喷，想骂人，晚上，全家都睡着了，我听到有声音说，太痛苦了，有声音叫我，去楼道里，打开窗户，跳下去。
就这样，我都不敢去开药，如果有精神科的医生给我开百忧解这种药，我怕自己会一把一把地吃，很容易导致复吸。
从事戒毒工作十几年来，我接触了很多吸毒者，其中很多都是熟人。从前吸毒认识的，特别要好的朋友，一年最少死两个，戒毒十三年，每年都会死人，一共二十多个，特别受不了。
我在向日葵社区是帮扶制度，我帮助的第一个“老妹”，她老公也吸毒，春节过完没几天，我给她打电话，想给她孩子送个小书包，她老公接的，说老妹发作，从五楼跳下去，死了。
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去她家楼上看。
遇到吸毒的发小，我很气，总说，下一次见你，希望是在监狱里，而不是在火葬场。
现在工作时，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一朵奇葩，什么戒毒模式都试过，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们管这个叫做神对你的预备，为什么你经历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现如今，我很珍惜这种清醒的快乐，珍惜我的家人。
雪莉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她学会了生活，去饭店吃完饭会打包，一块烤肉掉在桌子上，她会捡起来，不浪费。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我还记得，吸毒时我爸几乎不和我说话，一开始，我帮助别人戒毒他也不太相信，信任是一点一点被捡回来的。
一个小雨天，我打着伞从向日葵社区工作回来，一进门，我爸忽然对我说，雪莉，你的鞋在鞋架旁边，快换上吧，雨伞的水别滴在地上啊，记住把雨伞放阳台上去。
哎，好嘞，我的鞋在哪儿啊？眼泪挡住了视线，我没看到自己的鞋。
我爸走出来，指着鞋柜说，那儿，那不是吗。
注：毒瘾者互诫协会“十二传统”中第十一条规定：“NA的公共关系基本策略是吸引人来参加而不是推动别人前来。对于报章、电台和影视媒体，我们恪守不透露个人姓名的原则。”因此，本文中提及的姓名皆为化名。
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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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有吸毒的人吗？你认为可以戒毒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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