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超伟：小说是诚实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 | 关注

薛超伟， 1988年生于浙江瑞安，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发表于《花城》《当代》《上海文学》《西湖》等刊物。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隐语》。入选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获第十二届春风悦读榜“春风新人奖、”第三届“京师—牛津‘完美世界’青年文学之星”期刊组金奖等。

我小时候比较安静，并且经常生病发烧，去小诊所打吊针。小孩子输液的速度要调得很慢，打针要打很久，有点无聊，我就左手挂着水，右手拿着书看，让时间过快一点。以至于别的带小孩来打针的家长都要以我为榜样：“你看那个小哥哥，不哭不闹……”

那时候看漫画、小人书，还有郑渊洁。读郑渊洁，我读的是表面的故事，但隐隐感觉很深刻，背后还有话，当时领会不到，长大一点才知道那是文学。郑渊洁有一篇童话，是写人戴上了脑表，思考多少字，就要交多少罚款，让我印象深刻。绚烂的想象力，辅以适时的幽默，很吸引人。我大概是那时候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的。

后来进入复旦学习创意写作，这是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经历。复旦有句话叫“自由而无用”，这在内卷的时代很难实现了，但可能因为我在中文系，就还能“自由而无用”起来。读书时非常开心，是真的每一门课都让我开心。每天只管学习、阅读，然后与同学一起玩，到处闲逛、玩桌游等等。我们专业还会组织一些采风、看戏的活动，像年少时的春游。

复旦的校园也非常可爱，到处是美景，到处是猫。我们男生宿舍几个寝室一起养了一只猫，它每进一扇门，都有吃有住，过的也是“自由而无用”的生活。记得那时北区有一只肥胖的大橘猫，光华楼和四教也各有一只相似体型的大橘猫。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同一只猫，它假装自己有许多只，奔跑在各处，都有人喂养，所以圆胖、敦实。还记得入学第一年，特朗斯特罗姆来讲座，门庭若市，我挤不进阶梯教室，跟同学翻了窗。那是第一次为求学翻窗。冬天，莫言老师获诺奖，我们都很兴奋，感觉亲历着大事件。

复旦校园太具有吸引力了，而我又在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里学习，每天都在增长见闻，每天都很开心。那段时间是不停输入的过程，不太动笔写小说，写的少，也写得慢。

我身体里负责写作、负责叙述的那个人格，确实不着急。着急会破坏文气。现实里负责吃喝拉撒的那个人格，则常常特别焦虑。很多事都能让我屈服，但写作这件事情我可以掌控。即便写下废稿，我会沮丧一小会儿，但很快就会把小说放一放。我知道废稿里面，依旧有一些素材是可以用于日后的写作。所以，不会有虚度的时光，也不会有完全无用的稿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独属于自己的运行身体的方式，我们要找到它，静心按自己的节奏走。于我而言，做好一件事，需要拿出一整块的时间，“煞有介事”地实施。比如辅导学生改作文，我必须泡杯茶，桌前危坐，一字一句读下去。我曾经试过在旅行期间充分利用闲暇时间修改作文，发现完全进行不下去。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即使写得很少，也要全身心投入这个事情。

这是既定的事实，我不会因为“慢”而感到烦恼。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倒是很擅长静止。大学时期我写过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跟不上快节奏的时代，慢慢就变成了一座雕塑，这其实借鉴了一篇科幻小说——伊·罗索霍瓦茨基的《沙漠奇遇》。前几年，我又写下《隐语》。现在想想，这种慢慢来的节奏感，大概在小时候缓慢打着吊针的时光里已经注定。

薛超伟在西湖

小说大概是我这个小小个体，诚实地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兴之所至，也不是为了实现别的目的，只是因为不得不写。至于什么是“不得不写”，相信大部分人都有一些不得不倾吐的东西，不同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我通过写作来表达。

在复旦学习写作，让我学会了一些写作技法，生发了对写作的敬畏心。过去我一个晚上就能写一篇小说，呈现出来的作品不讲究语言，也不讲究表达。随着阅读量的大幅提升，读得越多，对自己越是质疑，越要去寻找新的方向。之前我是推崇极简主义的，语言希望能做到最简。后来读到金宇澄老师的《繁花》，很受冲击。《繁花》每个短句都很简洁，但组合起来又是繁复的，非常神奇，像水流漫溢，水虽然清澈、单一，但它可以映下所有的画面。

我一直在探索语言，学会了很多腔调。这篇小说用一种腔调，那篇小说用另外的腔调，就会形成风格的多样性。编辑郭婷老师也建议我不要自我重复，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挑战，力求每篇都不同。写《上海病人》时，我用比较平实的语言去写下人物的痛楚，不能过度渲染，渲染就会流于宣泄或控诉；写《隐语》时，又是另外一种语言，我还在小说里加了些闽南方言。实际上我不懂闽南方言，但因为在闽南读过书，所以会代入进那样的生活节奏、场域中去，结果引用的少数闽南话也足够使人信服，让读过这篇小说的一位闽南当地人作出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评价。这反过来也让我更加明白小说里“真实的幻觉“是如何营造出来的。

当然，现在我注意到，有些小说写下来之后，它会延伸出一个新的方向，同一个题材或者同一种风格，是可以多写几篇的。不需要做强迫症式的自我设限，不必刻意去追求风格、腔调上的不同。我的下一部作品就会是一个风格统一的小说集子，暂时不会力求“一篇一格”了，这样也能写得快一些。

好的小说要包含一些经过挑选后呈现出来的理性——类似章法和韵律，事情需要以这样的韵律说出。它得是独特的，需要写作者创造自己的语言和腔调；它需要有所表达，有些事被写下来不是因为它发生了，而是因为它还会发生。

王安忆老师教过我们挑选写作素材的方法：文学自有一套逻辑，跟现实逻辑不一定保持一致。现实里能发生的，如果在文学逻辑里不能发生，就不要轻易去写。有时候，素材即便有原型，也不一定能入文。在你身上有切肤之痛的那些素材，它们不一定在读者那里达到同样的效果。一旦作者的情绪领先于读者，就容易陷入矫情，所以我会在构思阶段剔除掉许多想法，可写可不写的，我或许就不写了。

“隐语”是谜语的古称。这本集子收录了从2014年到2021年写的九个中短篇。平均下来就是每年一篇。每篇题材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质，每篇都有一个谜，所以就用《隐语》这个同名小说的题目作为书名了。

作家的创作通常是无聊的——坐在书桌前，一篇一篇写下来，即使内心有很多情绪，比如忧愁或喜悦，但写作这个动作，视觉呈现上仍然是比较无趣的。关于作家的电影，要么是《闪灵》那样，作家是个精神病；要么像《危情十日》，作家被粉丝绑架。写作这件事情本身，故事性比较低：做一些案头工作，偶尔进行实地考察，再花半个月到一个月，写作就完成了。

2019年，我开始在杭州租房。那段日子，我的写作经验与租房故事是结合的。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房子的一楼在装修，噪音折磨了我很久，整个楼都在震动，电钻好像直接在我耳膜上面钻。我去过附近的图书馆，是街道图书馆，这类图书馆很容易变得像菜市场那样喧闹。于是我只能回到房间，戴上耳塞，独自面对装修的噪音。

噪音是单调的，是可以习惯的。在噪音的伴随下，我写作了《隐语》这本书的同名小说。故事讲的是灯谜馆里的女孩独自面对时间，连通已逝的生活，跟故人讲话。这是非常安静的故事，写出了我在现实的噪音干扰下，对寂静的渴望。

或许我称不上是位专职写作者，我没有每天坐在桌前写下相应的字数，我有其它工作，只是它们不会那么稳定。除了写作小说，我还做过短视频编导，参与过网络大电影剧本的编写。最近我在辅导班里给小孩讲作文，不是应试作文，而是以培养他们写作兴趣为目的。在辅导班，有些同学（六七年级的孩子）写出的文章会令我惊讶。有位同学作文里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走在傍晚里，地上黑色的影子不是真实的我们，披着金色夕阳的人，也是经过修饰的，但那却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我们真实面貌的形态。我被这段文字击中，于是反过来用它鼓励他们：金色的你，才是真正的你。

薛超伟在第九届“西湖·新锐文学奖”颁奖大会

写作以外我还喜欢看漫画、跑步。看漫画是从童年延续到现在的爱好，尤其喜欢《哆啦A梦》。我看过藤子·F·不二雄创作的所有短篇和大长篇，包括《异色短篇集》。跑步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可能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也是需要技巧的），加上是我少数能够胜任的运动之一，所以也坚持下来了。

我住过的地方，家附近通常都有一条河。我喜欢傍晚在河边跑步，欣赏风景。在杭州余杭塘河边，总会路过一棵柳树，有些季节，跑过它时，需要低一下头。这种细节，会让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的这些爱好，与写作材料的收集关系不大。但冥冥中会些微影响到我的思维。有些漫画家取景后会在照片上面描，把描出的景作为漫画里人物的生活场景。写作时，我也会做出这种类似漫画家般的事情。

我一般是通过实地采风去确定一个小说里故事发生的空间。有些陌生的空间会激发我迁徙的欲望。欲望产生时，我会让小说中的人物住在那个空间里。具体的写作材料则是通过阅读和想象得来的。比如要写监狱里的故事，那就去读与监狱相关的书籍，慢慢把案头工作做好，这个过程中一些想象也会补足缺失的部分，最后小说就大体搭建好了。

从去年出版《隐语》到现在，我会偶尔外出参加一些活动，并获得大家的认可。每次去往新的地方面对众人讲话，对我来说都是挑战，同时也是新奇的体验。写作当然不是为了这些荣誉和活动而写，但在攀登的过程中，在写得越来越好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获得一些荣誉，把它当作一种采风活动就行。

世界流动，只能任其流动，写作者要去选取一个切片来写。当然，依然有百科全书式的写作，《繁花》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但大部分写作者，还是要在自己观察到的那个断面去写，去深耕，写好自己那一部分。

本科期间，刚踏入中文系的大门，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后来被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录取，我心想，这总该培养作家了吧，没想到老师还是说：“这个专业的大部分人，最后不会成为作家。”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其实跟中文系无关，而是跟时代有关。在这个时代，如果做一个纯粹以写作为生的人，生活可能比较捉襟见肘。文学的受众没那么多了，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短视频吸引走了——短视频甚至吸走了电影这个“新兴产业”的受众，由此写作者也没什么可哀叹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一句殷切嘱咐，它是一种人文关怀，言外之意是“你可别想着去当作家啊”，但总会有人自然而然走上写作之路。一方是殷切嘱咐，一方是义无反顾，这挺有意思的。

《隐语》里的所有小说都写作于三年前。三年间，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我不担心人类社会被技术重塑，人类社会一直是在按部就班地缓慢发展。我对技术没有太过乐观，因为曾经我们过度乐观过。在《哆啦A梦》火热的年代，我们都觉得21世纪初，就该是一个坐着私人飞行器满天飞的时代了吧？可事实是这样吗？

同样，我也不对AI技术取代文学抱有什么担忧。AI不会取代文学，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更高效的搜索工具，但距离它发展出审美和自省，还差很远。艺术创作需要自省，“这个作品好吗，它需要被撕毁吗？”是每个创作者都需要考虑的，但AI显然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写作意味着，我只要活着，就可以随时随地去做这件事。躺着也可以在脑海里创作，这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睡前喜欢做的事情吧。在这件事情上，文学不会被淘汰，不会被禁止，它是一个永远的事业。如果技术真的突飞猛进，世界进入一个被AI重塑的世界，我也乐于拥抱它。每个时代都有很好玩的事情，去观察，去体悟就是。我会尽量活久一点，活健康一点，去看更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