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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普遍陷入消解他者的困境，要么遮蔽他者的存在，要么使他者失去存在感，同化于中心主义。比较传播研究领域的情况更糟糕。一方面，那些试图超越“西方世界的媒介系统比较”者，不过是在世界媒介系统的多样性假说下，证明西方媒介的实践与制度已被引入其他系统。另一方面，那些“去西方化”的研究者，则习惯以“传统—现代”的区分使非西方的媒介文化极化，从而简化其混合性和矛盾性的特质。由此，边缘地区的媒介文化就被赋予一种“非存在”的特征，成为适合西方现代性的存在方式，如充当理论解释的案例、规范价值的他者。总之，一种媒介文化成为理论的生产者和主导者，另一种媒介文化成为被发明和解释的对象。
要想使比较传播研究走出困境，必须面向边缘地区媒介文化的“存在”状态，因为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现代性，有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的新闻实践活动和传播经验是植根于自身语言和语境的。如果说文化可以分为思想层面、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那么比较研究必须在文化的同等层面展开，不能用西方文化的思想层面分析非西方文化的行为和物质层面，否则就会遮蔽它们与非西方文化思想层面的联系。
21世纪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与地方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人们必须同时关注地方经验、全球变迁以及地方对全球的回应，才能理解传播实践的动态变化。例如，南非学者沃瑟曼认为，传统新闻专业主义植根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假设，已经无法回应全球受众的多元价值和伦理需要，主张新闻伦理从自上而下式的新闻专业主义转向自下而上式的“聆听”，以开放的对话伦理弥合全球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异。拉美学者韦斯伯德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已变成服从某种规则的程序性话语，而不是从各地的传播实践出发，追寻它们如何获得职业自治能力，并将各种关系制度化。
去蔽的另一种思路是“批判地方主义”，即对欧美霸权中的地方主义做谱系学解构，再把地方与地方、地方与更大范围的政治模式、历史与文化相连接。循此视角，地方不是确定的、有边界的场所，而是由文化、历史、权力关系、政治等所建构。犹如麦克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地方”仰赖于语言、文字、符号、信息交流等活动得以形成，通过交往发生联系，地方共同体以迎合或抵抗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
与此同时，面向可比性和相当性提问，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方法上的去蔽。所谓相当性，指被比较对象在不同体系/语境中发挥相等作用，具体的问题包括：比较对象所在的不同社会单位可以相互比较吗？比较对象的选择适合于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吗？表达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指标可以比较吗？一个指标在一种媒介体系/语境中产生的过程，与它在另一种媒介体系/语境中产生的过程相对应吗？情境因素如何造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这种追问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文化取向，即以行动者（新闻记者、媒介管理者、传播活动者）的视角，对其传播方式、社会文化生产方式进行细致观察和描述，充分考虑个体及集体的价值观和信念。这样一来，媒介体制比较就不再只是对媒介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分析，不需要对各种变量进行操作化，而是转向对人类传播经验的文化分析。另一个是比较历史分析取向，即以小样本对重大社会问题展开因果分析，通过过程分析发展出历史关节点关系框架，以此来分析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如何导致不同国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比较传播研究的使命是为了揭示传播关系的存在和存在的传播关系，为此，研究者必须充满存在感地观察人类传播实践，才能找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出路。
作者简介：
单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
本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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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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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蔽：
比较传播研究的出路，中国社会科学
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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