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1957年出生。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写作的叛徒》《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百年苦梦》等。
【孙郁《漂流者》刊载于2010年第1期《收获》《燕京杂记》专栏】
京城里的外来女性的漂流，也是一番风景。
1926年6月，丁玲与胡也频在北平（资料图片）
知识女性在那时候来到北京，都非弱者。但留下感伤的人多多，那在文学史里的记载为数不少。五四后，女性可以到大学读书，于是一批有才华的女子来到古都。女子师大、北大、燕京大学等，都开始接受女性。不过，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可以得到求学的机会。萧红、丁玲都来到这里，结果失望而归，留下的是挫折的记忆。丁玲当年在北京的生活很是可怜。她靠着家里的资助，勉强混着。那时候她投考美术学校未果，只好四处求助，一会儿想到国外，一会儿要做公司秘书，但都因经济与机缘的关系空手而归。她在自述里不隐瞒拮据之苦，生存在那时候成了问题。于是写信向鲁迅求救。鲁迅并没有回信，据说是听到荆有麟的挑拨，误以为是无聊之人，便把那信置之一边。与自己心慕的人擦肩而过，使其有一种破灭的悲哀。她对北京失望起来，甚至怨恨着这样的生活。丁玲写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都很凄惨。要不是胡也频的出现，其境之苦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因此说，救人于苦海者，惟有爱情，她和胡也频的故事真的可书可叹，不知学者们对此是如何解释的。其实爱情也离不开凡俗，他们还不时到当铺里当东西，为生计发愁。每每购置物品都盘算再三，实在不敢潇洒。靠着家里一点赞助在外生活，自己又没有通天的本领，收获的只能是困苦。她在独处时不乏忧戚的面色，常常自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漂泊下去么？
我常常想那时候的革命，虽然有哲学的理由，其实与人们生存不下去大有关系。德国的顾彬先生说，忧郁症者大概选择了革命的路的很多，也许是对的。当社会无法提供那些生存的机会时，左翼的存在也许是必然的。革命有时来自漂泊者的冲动。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凡参与左翼文化者，有多少来自富豪之家，多少是都市的漂泊者，那数字背后一定有文章在的。知识阶级的漂泊与游民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是巨大的力量。而这些，我们过去不太去说。北京的流浪者与现代文学和革命的关系，说起来也大可深究的。
和丁玲不同的另一些青年，也非牧歌的生活。我注意到北京高校里的女性，向来也是有叛逆性格的。许广平、陆晶清、苏雪林都有胆气，文章也各有特点。自然，其间也有孱弱感伤者流，比如石评梅就是。石评梅从山西过来，很快露出写作的才华。在外人看来有浪漫的情调，风范是美的，但你看她的文字，却留下了痛楚的记忆。石评梅在京读书，写作，可是日子却颇为孤寂。其文风里的无奈与大的悲凉，是丁玲那样的作家也写不出来的。
石评梅在高君宇墓旁
我在年轻时读过石评梅的许多文章，很震惊于她对京城的描述。好像受到鲁迅的影响，显得异常肃杀。她用“灰城”、“死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古老的都市，对街市与人间之情是怨怼的时候居多。石评梅自称自己是这个古城的漂泊者，一直没有家的感觉。天地之间，已无法逃逸，大家陷在死境里，有什么光热在里么？她在《花神殿的一野》中写道：
回想这几年漂泊生涯，懊恼心情，永远在我生命史上深映着。谁能料到呢！我依然奔走在长安道上，在这红尘人寰，金迷纸醉的繁华场所，扮演着我心认为最难受最悲惨的滑稽趣剧……
我偶然来到这里的，我偶然而去；可笑的是飘零身世，又遇着变幻莫测的时局，倏忽转换的人事；行装甫卸，又须结束；伴我流浪半生这几本破书残简，也许有怨意罢！对于这不安定的生活。
石评梅的感伤，固然因为和高君宇爱情的悲剧，思爱过重所致，但京城压抑的氛围，和社会风景的漠然，也是导致其早早离世的原因吧。知识女性写北京，凄婉的故事里是生命的绝唱。北京的贵族与世俗之风下的人生，乃无边的苦海。那些民国间的文字透出的气息，实在是让人们气闷不已。
在读那些陈旧的文字时，我也常常想，像许广平这个青年女子，如果不是爱上鲁迅，会如何选择路径呢?她的漂泊之苦，很快得以终结，来到大树之下，命运就完全变了。而石评梅则只能死亡。她不及冰心与陈衡哲的运气，难以躲到象牙塔里存活。和她相似的还有萧红，那客死香港的惨象，比起她天才的文本，更让我们这些读者感伤不已。
一部现代女性写作史，是泪流成的。不像当代的女子那么潇洒。民国的女子也许只有张爱玲出离了单线条的感伤，她即使独居纽约，也能冷冷地看着他人，冷冷地看着自己。忧戚之色早被自嘲与戏谑消解了。
去留之间，大不相同。久居京城的人，一旦离开这里，有时连命运也变了。自然，好坏都有。老舍因为久别京城，才成了作家，而另一些人则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民国北京青年的生活，可谓五花八门。有一段时间我梳理周作人的材料，对他的学生沈启无发生了兴趣。这个人在进出古城之间，留下了诸多故事，似乎代表了混在江湖的另一类人物。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祖籍浙江吴兴。后来在燕京大学读书。那时候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一时成为周氏的崇仰者，但他毕业后没有留在旧都，到南开中学去了。后来还是靠关系，回到燕京大学。这个选择与周作人大有关系，所谓周氏有四大弟子，也是那时候传出来的。一个外乡人，在这个地方因为老师的缘故而得以立足，应当说能看出中国式生存的隐秘。
沈启无
周作人的弟子多多，亦步亦趋地模仿老师的思想与文笔，也仅此一人。汪曾祺有一次和我谈到沈启无，很不以为然，那原因是吃老师的剩饭，没有出息，文章是无生命力的。沈启无的学术基本从周氏那里来，也学到一点鲁迅的小说史观，别无创建。他的小品文在韵律上暗袭周作人，连句式都是一样的。
沈启无后来在北平颇有些名气，办报、成立文学组织，活跃得很。日伪时期几乎成了古都最红的文人。周作人走在前，他紧随在后，并高举着老师的旗帜。可是后来因为周作人疑其搞鬼，将其逐出师门，遂在学界无法混日，失业了。他在“文革”交待的资料里说：
1944年4月间，周作人公开发出《破门声明》，免去我在文学院的职务，一时陷于失业，靠变卖东西生活。由于周作人的封锁，我在北京无法立足，当时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报做事，被我拒绝。以后我便离开北京，到南京谋生，胡兰成约我帮他编《苦竹》杂志。
从北平漂到南京，沈启无不无孤独之感。胡兰成开始对他是赏识的，后来却也有微词。张爱玲对这个周作人弟子亦印象深深。《小团圆》里影射到胡兰成与沈启无的关系，印证了胡兰成对这个新结识的文人的看法。我读到沈启无初到南京时的文字，觉得默然地有点孤寂，文章不像得意时的样子。显示了他良好的才华。人只有在抛到孤苦之境，大约才能直面苍天，心绪里的东西是静谧的。
南方的气候潮湿，四季不及北地爽快。秋天是沉闷的，他似乎并不喜欢。在新的城市里只有不适，一切均不及北方爽朗与快意。他便想起京都的风来：
十月的天气
南来的秋空
苍苍茫茫的
黄河的古道无水
我的眼睛遂有风沙的饥渴
这是他《南来随笔》引的诗，内心的不安还是浓烈的。置身于陌生的世界，他忽地有无所适从的感受。人在中年还在飘泊，总是可叹的事情。然而世道无测，也只能如此。
谈京派文人，沈启无算不上重要人物。他在帝京写的文章都不能算好。但到了南京，文章似乎有所放开，甩掉了周作人的某些影子，于是自得天际，遂出佳句，那与精神的震动不无关系。比如因为胡兰成而结识了张爱玲，对待这位女性的作品，见识是独有的，文字亦好。 他说：
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的书坛上还没有《传奇》卖，这次到南京同兰成去建国书店买了一本再版的《传奇》，里面小说一时还没有工夫读，仅仅把再版的话读了，接着我读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谈音乐》，使我又联想起她谈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她的异彩，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她不是六朝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六朝也是一个大而破的时代，六朝的人生是悲哀的，然而对六朝人的描写，落于平面，把人生和文章分开，没打成一片，生活的姿态，即使描成种种形形色色的图案，生命还是得不到解放。因为没有升华的作用，虚空的美，不透过感情，终归要疲倦的，所以只能沉入枯寂。枯寂的人生，世界是窄小的，他只能造成自己的格律，用自己的理性筑成藩篱，自己不愿意冲破，也不愿意被人家冲破，没有智慧的灵光，只有严肃的知识是可怕的，人生到此，是要僵化了的，要僵化了的，不是平静而是死灭。
我疑心作者也是借着别人在讲述自己。先前的为知识而知识，与生活的隔膜，至少使自己失去了什么的。张爱玲没有京派文人的静谧，虽然是彻骨的冷意，也卷着市井里的风，是我们活的人生的一部分。沈启无意识到了活的人生的不可确定性。过去讲六朝，不过象牙塔里的吟哦，哪有什么鲜活的血的流动？而现在，他忽地明白了张爱玲、鲁迅文章的意义。只有在漂泊无根的时候，心才通往上苍，听到天籁。失去导师的人，回到了自己。这也是他南行的收获。
晚年的沈启无，靠关系回到了北京，内心暗喜。他被安排在大学教书，生活宁静多了。教书中对鲁迅颇多心得。他校注的《中国小说史略》，用力颇勤，很可一阅。那时候他闭口不谈周作人，对鲁迅倒有诸多感受。鲁迅被周作人逼走，自己也是这样。只是情形不同而已。倒是周作人一生，喜欢宁静，绝不游走。除了入狱几年，一直在苦雨斋里存活。我曾想，他的文字好，固然与安宁的选择有关。但其文字缺乏变化，也与没有逃逸与流浪的体验有关？这个想法，有点可笑。但从人生的巨变与生活的游弋里考察作品的内蕴，也实在是不能放过的视角。可惜这样的文章，我们看得还是不多。
废名
也是由沈启无引起的话题，读他的遗墨，忽想起废名先生。
好像是在一本诗集里，沈启无写到了对废名的怀念。那时候正是抗战的时期，周作人在北京苦住，沈启无热衷于办刊与社会活动，但他们突然觉得身边少了可爱的人物废名，彼此都有点怅然。
北大南迁的时候，废名没有被安排在名单里。恰好母亲病故，他便匆匆赶回老家湖北乡下。但他一去就是多年，似乎很安于这次的回迁。在周作人、沈启无看来，废名本不该走，留下来也许并不坏吧。不喜欢出离，是京派的许多人的心理。但那时候常态的人还是一走了之。人在只剩有被奴役的路时，还有什么安于固定的选择么？漂泊是重生的可能。老舍、巴金都选择了到异地去抗日的路。废名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黄梅。
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水光漫漫，山有秀色。其中四祖寺与五祖寺就在其间，佛气缕缕中藏着无量的神奇。有一年我去黄梅，特地与友人去寻找废名的旧居。那一天的天气很好，我们乘船涉水，河泊阔大而有趣。后登一青山，山多古迹，前人石刻偶能见到。印象深的是这里的名字，苦竹镇、古角山，都带诗味。于是恍然悟出，废名的文好，乃天地所染，非做作之笔。废名教书的地方给我的印象很深，那里幽闭清静，竹林茅舍如画般安宁。在一个山坳边，昔日的小学校还保留着。那是一座孤独的老房，很坚实，上下两层。孩子们上课在一层，二层是废名休息的地方。房子高大，四周是天地与树木，真的是远离城镇的清静之所。据说日本人曾炸了学校，这是他后来选择的地方。有点隐蔽，不那么引人注意。他在这里教书，很认真，与世是隔绝的。而那本著名的《阿赖耶识论》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废名是周作人最欣赏的学生。沈启无对其也喜欢得很。但我总觉得他是和周作人周围的人有隔膜的地方。那就是有真的山林野趣。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写山水，都是书本里的影像，或者说是士大夫情调里的东西。废名却是仙气与佛性的流盼，且有野店的泥土气，加之五祖寺的禅风。他内在的气息绕着周身，有生命的盘诘。废名多年就住在五祖寺，与红尘真的是远的。周作人、沈启无称自己在北平是苦住，其实是染有杂色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倒是远离都市的废名保持了清洁的精神。他在山林间隐住，不以俗世之乐为乐，连旧京里的友人对此都不可思议。在那样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对抗，独自对着山林与孩子，无疑的是苦涩里的诗意。
日本战败后，废名被北大教授朱光潜等人力荐，得以返回红楼。他在北去的途中，还专门去南京的老虎桥监狱看过周作人。那一天他的心情想来一定复杂，或许为老师的苦住京都而遗憾。但他自己未能陷于泥潭，总是幸运的。废名不相信自己的老师那样坏，心里照旧感念着他。所以后来周氏返京后，他依然对老师照顾多多。据说过年的时候，他曾送周家一车煤炭，以解冬日之难。自然还有亲近的交往，似乎先前的一切都未发生过一般。这引来意外的变故，待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竟从北大分出，发配到东北的一所学校去了。
那时候的他已经人近老年，此次漂泊，真的意外。长春的冬很冷，饮食单调，并无浓厚的学术气息。在四面空旷的校园，一定有诸多困难。他喜欢北京，怀念那里的学术氛围。然而命非己定，漂流是自然的了。不久就是视网膜脱落，只好返京医治。北京已经无家，他借住在亲戚那里。这时候他感到了自己的无用，被抛弃了一般，内心是无奈的。人至暮年，精神郁闷，是生之大苦。他的文章越来越少，已经没有先前的幽玄迥远了。生活状态也在改变人。最终也没有躲过受辱的命运。
废名几乎和周作人同时去世，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北京。都寂寞地辞世，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地匆匆，人也匆匆。看那些旧事，我总有难言的感慨。在过往的岁月里，他们的以不变应万变，及变中的不变，都隐含着生之无奈。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推崇他们的文字，可是现在我们想想历史，在文字上给人惊喜的往往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是寂寞的。也缘于此，心就可能贴到泥土，听到了上苍的声音。于是学会了无声的表达。或是无法表达的表达。
从韦素园到废名，时空差异是大的，人的审美亦毫不相同。但他们生前的孤寂和惨烈的影，我们这些后人能体会多少呢？在传统里，有的人一直在走，四处漂动着，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有的一生原地不动，却参禅悟道者多多。可惜这两者在民国都不易做到。我记得李叔同从浙江到闽南的路上，见兵匪之乱与生民之乱，颇为痛苦，在那次漂泊中，影响了他对尘世的印象，内心经历着罕有的波动。民国是大动荡的时期，殊乏静气。文人在变故里进进退退，遭难者为多，遂有了多样的人生。那时候人们喜谈六朝之文，不是无缘故的咏叹，实在机遇如此，凄风苦雨里，面对的只能是狭窄的空间。空所依傍，时无居所，在无路的野地，他们蹒跚地走着。我每每读到这些人的文字，觉出隐隐的痛，而这些，是精神史里的隐秘，要弄清它的幽曲之路，也并不容易。人生不过一种漂泊，谁也难测自己的终点。也由于此，诱惑着一代代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艰难地走着。死于路上，总比老于寓所要悲慨、壮烈。古之人如此，今人亦复如是。那与人类的天性有关还是无关呢，就不太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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