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是龙应台9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先生早已不在。
龙应台（站立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发表演讲。（作者提供）
1 素书楼
今天来到钱穆先生所创立的新亚书院，不得不想起与钱先生有交集的一个微小但是独特的“当事人”关联。1999年秋天，我踏进台北市政府大楼，第一次担任公职。大概三个月后就去视察两个老房子——外双溪钱穆先生的素书楼和阳明山林语堂先生的故居。
林语堂故居，是个非常美丽的有点地中海色彩的三合院，但是年久失修，我看到时就是个灰扑扑的房子，被当作一个没人去的阅览室，白蚁蛀蚀得厉害。
素书楼则是地盘下陷得非常严重。庭院里钱夫人手植的草木依旧，小鸟在草地上蹦跳；从前钱先生与众人讲学的小客厅，书桌还在，但是墙壁空白了，留下当初挂过书画的痕迹。
两栋灰败寂寥的老房子，曾经象征民国时期的文化风范，在台湾“本土化”政治的大浪起伏里，两个人物退到社会记忆的边缘，两栋房子也荒凉了。
这种选择式的遗忘，特别吗？其实一点也不。在我1950年代开始的求学过程里，整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台湾是消失的，以至于我要到1975年到美国之后才开始接触到沈从文和鲁迅的文字。而整个台湾本地在日本统治时期或者更早的文学，更是“尸骨不存”，好像在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前，台湾没有人读书识字。
然而到我担任文化局长的1999年，本土学已经从谷底翻身，变成“正确”的显学，而代表民国文化的钱穆和林语堂就靠边站了。所以我知道，政治是台风里的漂流木，随着浪潮翻滚，而历史，尤其是文化史，却是大江大河，水要静，流要深，我必须为长远的台湾留下这两栋宝贵的房子，房子是时代的目击者，有温度的。
我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取得了当时的市长马英九的支持，把这两栋房子的管辖权划给文化局，然后编了两千万的整修预算，订了修复计划。也果然如预料，预算送到议会审查的时候，反对党的议员猛烈抨击，主要论点是，你怎么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
在台湾的民主发展里，质询惯常的是以侮辱官员的方式进行。但是为了获得这笔预算，你可以说我甘之如饴。短短的时间内我已经发现，政治，就是公众利益的“交换”游戏，一种进退折冲的行为艺术。在这门艺术里，软弱的退缩，没有目标的忍让，或是根本缺乏谋略，可能招来“践踏”，使你的理想和主张完全落空；若是过度激进，图一时之快或是只知“进”而不知“退”，结局多半是失去主流社会的支持，成为愤怒孤鸟。
我用受辱和忍耐换得两千万，素书楼和林语堂故居得到完整的修复。当时受屈辱时，固然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事成之后就是云淡风轻。何况，我所承受的，和钱先生在95岁的高龄、眼睛已经瞎了、被迫迁出素书楼、三个月后过世，整个过程里所受的糟蹋，无法相比吧。 （钱先生是在台北市议员，包括当时的陈水扁，指控他“侵占市产”之后，愤而迁出的。）
2 乡村师生
1990年钱先生迁出素书楼，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出生在19世纪末的读书人，走到20世纪末，如何被翻转的时代粗暴地对待。基本上是新时代的政治人物把新时代的价值当作砖块，拿在手里，来打击旧时代的读书人；我相信钱穆一定深深记得他所经历过的各个时代，他看过太多次价值的翻转了，在价值不断翻转中去努力留住一个不变的核心，也正是新亚书院的起源。
钱先生13岁在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受教，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怎么看待读书人的呢？
他很尊敬、很怀念的一个老师，叫华倩朔，每个星期乘小舟在苏州和荡口镇之间往返。从苏州回到荡口镇的时候，老师的小船会穿过整个小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p.41 《八十忆双亲》）
那是1908年的中国，和平无事时乡村一个镜头。
1944年，战争到最后关头，蒋介石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激励学生上战场。当时作家王鼎钧先生不到20岁，和大批流亡学生一起抢着报名。
国家立刻发给从军的学生每人法币一万元。法币一万元是个什么概念？是他们的同在流亡中的老师，15个月的薪水。
青年学生觉得“国家的未来全在于我”了，一夜之间意气风发，行为也马上改变。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都在乡下，师生常常来来去去在田埂上相遇。“平素都是学生礼让先生，这一次，从军的学生把一位老师推到水沟里去了……这天在街市中心遇见事务处的一个职员，学生拦住他，问他某一件事情办好了没有。他说还没办，太忙了，学生上前给他一个耳光。”（p. 283《昨日之怒》）
那是1944年的中国，时局混乱时乡村一个镜头。
3 我的青春
我13岁的时候——那已是1965了，在台湾的乡下读书。校长说，“你的国语说得那么棒啊”，就指派我每天升旗典礼时上司令台对6000个师生“恭读总统训词”。
上了大学，大概是同一个原因，被指派代表一群大学生站到队伍前面带领呼口号：“大学生支持总统副总统连任”——那是蒋氏父子第五度的连任。
你若是问我：你带头呼口号的时候有没有思考，你赞不赞成他们连任啊？
我会说，完全没思考。放眼望去，没看见任何反对的人，没听见任何反对的声音，整个包围我、笼罩我的社会氛围都是那么和谐的啊。我只听见大人们和颜悦色地说我“声音那么好听”“国语那么标准……”
我们穿着军人一样的学生制服，在每一个礼拜的周会里，除了对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之外，我们合声朗诵“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要集体背诵“青年守则十二条”——你们说得出来是哪些吗？
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突然没头没脑地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整班学生可能都会像顺口溜一样脱口而出说：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那是蒋公的语录。马路上随便拦下一个大学生，问他“你为什么读书”，他很可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4 思想换血
你说，这都是蒋介石的党化教育吗？我认为不那么简单。蒋介石的党化教育里深深渗透了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好像奶油和面糅在了一起。而我们这代人身上大量的儒家思想灌溉，也并非国民党教育所专有。
我最近重读福泽谕吉的传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世纪的日本是如何深深地“浸泡”在儒家思想的酿缸里。福泽谕吉小时候，有一天他哥哥问他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谕吉说，“要成为日本的大富翁，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哥哥听了把他臭骂一顿。于是谕吉就反问哥哥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哥哥很严肃地用一句话回答：“终身谨守孝悌忠信。”哥哥引用的是儒家经典。（p.13 《福泽谕吉自传》）
一般人对“民主化”的认识，停留在表面上的大动作，譬如摇旗呐喊的选举，譬如火爆的示威、静坐、万人游行等等。其实民主化的过程里，有很多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事情在发生，像流在地底下的河，其中之一就是“思想换血”——从党国统治的大虚构、大叙述里设法厘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也就是说，你试着把面和奶油分开来理解。
这个过程，当然也发生在后殖民的社会里。殖民者究竟灌输了你多少虚构的世界观、国家观、奇怪的“爱国”主义，解放之后，你会设法一一去梳理。
把面和油分开，这谈何容易，更何况，在民主过程里，因为自由发抒的空间突然变得巨大而人本身的理性素养暂时还不够厚实，结果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彼此争吵，相互攻击，丑化对方。我们往往花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制造“虚议题”单单为了引发争议，剩下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在面对真正重大的议题做冷静思考和深度讨论。
“思想换血”因此进行得非常缓慢。
5 全拉下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特殊的际遇就是，在我们还来不及梳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该去、什么该留、什么该捧在手里像“对待瓷器一样的万分珍惜”的时候，这个梳理本身已经变得仿佛没有意义，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突然之间已经像海啸一般逼到了你的书房门口。我们突然发现：脚底踩的，只有不断移动的流沙，没有坚定的陆地。
全球化和网络化瓦解了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之前的不知几代人的价值基座。
从前有很多的价值建立在有“门槛”这个前提上。
譬如获得知识，要有能、或有钱、或有身份作为门槛；网络卸下了门槛，人人可以获得知识，于是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不见了。人人都掌握某块的知识，庶民变成网民，网民与菁英平等，启蒙者变成笑话。
譬如发挥影响，要有平台、或有权力、或有长年累积的实力作为门槛；网络拿走了门槛，人人都有机会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权力这件事，不一定需要长年的实力累积，只需要一点恰恰好的个人魅力，于是意见领袖的地位被拉平了。“网红”和意见领袖平起平坐。
譬如行使权力，要依靠知识、或智慧、或技术、或能力的或多或少的垄断，可是全球化把“国家”这个权力机制给缴械了，网络化把总统、国会、政府、法院、学校、媒体、大企业、教派，名教授、大知识分子，所有曾经掌握实际权力或者话语权力的菁英及菁英体制，都给扯下了宝座。
6 四顾茫然
也就是说，一个大浪打来，还没站稳，下一个更大的浪头已经压过来把你打倒在地。从威权到民主的思想梳理工作还没做完，全球化和网络科技已经把你正在做的课题给“掏空”了。你发现，在这个大浪潮时代里，钱穆和林语堂——都像外星人了。
说得也许夸张一点，在这个“变局”里，别说年轻一代不读“经典作品”了，他根本不读整本“书”了；他不相信理想主义了，不信任宏大叙述了，不接受“严肃”或“认真”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了，不承认这世界上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了，心目中没有英雄了。对于上一代人的信仰觉得不屑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变成可笑了，“娱乐至上”或者“娱乐至死”可以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生活方式了。
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孤傲”的姿态、“凛然”的语气，或者不屑流俗的神情，都变成可以用表情包去嘲弄，用“高大上”三个字就将之打趴在地的“不可承受的轻”了。
于是我们看见，川普（按：特朗普）当选以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想破头的问题是“大众为什么走向反智”，欧洲的菁英在自己问自己：“自由主义究竟在哪一个关口走错了”，而早在川普横空出世之前，他们已经焦虑地喊出“权力的终结”“国家的失灵”“信任的瓦解”……
不论是政治的、商业的、宗教的、文化的菁英或“领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走在大街上，街上很热闹但是自己很孤独，四顾茫然，不知道自己和群众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7 价值革命，“流亡”
这是一个文化的价值革命。价值革命，必然造成流亡，任何的改朝换代都造成知识分子的“流亡”，有的是用脚出走，有的是精神流亡。但是这一次，并没有改朝换代，却是文化的价值革命。
我有一个非常“不伦不类”的联想。
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二战期间流亡到伦敦。他的流亡开始得比大多数欧洲犹太知识分子早，因为他在希特勒窜起初期就认为灾难来临。于是早到伦敦的他，就眼看着一批一批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伦敦，越晚来的越狼狈。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作家、音乐家、画家、学者、大企业家、银行家……
他这样描述这些落难伦敦街头的旧时菁英：
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去的地方不再和以前一样是博物馆、大自然，而是领事馆、警察局，为的是去取一份居留许可证明。以前，朋友们坐在一起时，常常是讨论波特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而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讨论的都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问题……在近来十年，去结识一个领事馆小小的女职员，要比和托斯卡尼尼或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加重要。
……无论何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失衡。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就会失却尊严，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把握。（p. 447, 《昨日世界》）
这个联想“不伦不类”，是因为，21世纪全球化和网络科技所带来的“革命”，它的“掌权者”完全不是茨威格所面对的国家权威和政治压迫，而恰恰是一个跟它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是流动的、碎片化的、颠覆正统的、崩坏结构的、溶解并且腐蚀信任的一种巨大力量。
然而，我的联想也并非完全的“不伦不类”，因为茨威格的流亡处境使得波特莱尔、托斯卡尼尼和罗曼罗兰所代表的价值“哐”一下跌在地上摔成碎片，就如同今天被视为“菁英”或“古典”或“传统”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心灵“流离失语”——在流动的新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在抽象的意义上，和茨威格的处境，是类似的。
8 十三件事
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发现，我好像给错了题目，“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应该是“中年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我会比较多地提到钱穆先生，作为我从素书楼走到新亚书院对他的个人致敬。
好，
青春迷惘后龙应台发现的十三件事
：
一、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
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二、随时准备对赞美你的人说Thank you, No.
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棒，譬如声音特别好听，观念特别正确，信仰特别纯正，所以请你出来带领呼口号。
说：Thank you, No.
三、学会玩，培养几个终身的嗜好。
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四、年轻时找几个求知欲强的人结成终生挚友。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就读北大的时候，曾经描述一个大学生的寝室：“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阿弥陀佛在研究他的佛经；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五、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六、华歆还是管宁，是有选项的。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1944年底蒋委员长发表“告知识青年书”，王鼎钧和很多同学读到文告，边读边放声大哭，众人哭成一团，大家决定立刻投笔从戎。
那天其实是个正常上课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学奔走了一整天，然后“头上冒着蒸汽”、热血沸腾地回到教室。一进教室，他看见“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 （p.275，《昨日之怒》）
然后很快地，那些热血学生因为意见分歧，开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斗争、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60年以后回顾历史，王鼎钧说，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那几个“在腾腾杀气中守着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的人。
1937年，北大文学院迁到湖南南岳衡山。钱穆跟冯友兰吵了一架。学校有两个学生决定辍学去延安，学生开欢送会。冯友兰致词，对两个学生倍加赞许。轮到钱穆致词，他竟然对那两个被冯友兰大大赞美的学生不假辞色，反而勉励那些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学生，说，国家所需要的栋梁是“努力求知”而“未来有用”的人，现在没有得到知识的青年根本不是“栋梁”。
回到宿舍之后，冯友兰对钱穆说，勉励学生读书可以，但你不该责备那两个热血学生。钱穆反驳说，你怎么可以又认同学生应该读书，又赞美学生辍学去延安。这是模棱两可，是非不分，“余决不以为然。”（p.185，《八十忆双亲》）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征，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世说新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
七、为了“正义”，冲出去。
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100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100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一个政党清算另一个政党曾经犯过的罪，但是为了达效而使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手段，你接不接受这个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