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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2010年那部大火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吗？
就是那个海清主演的，讲述女主角毛豆豆和男主角余味与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互动的，有各种婆媳矛盾、姑嫂矛盾的家庭伦理喜剧？非洲兄弟也喜欢？
中国电视剧在非洲国家热播，正是中非之间关系友好，中非人民越走越近的生动体现。其实，说起中非之间的深厚友谊，那是有历史渊源的。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因路途遥远，且中非同遭外部殖民入侵的影响，中非关系一直缺少深层次的发展。不过，中国领导人一直尝试同非洲人民建立亲密友谊。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就强调，希望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
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为中非直接外交接触提供了机会。在埃及总理纳赛尔到达缅甸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他。这个细微的举动，使纳赛尔倍感温暖，感受到中国政府的诚意及对非洲国家的尊重和重视，为会议上相互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晚，周总理同纳赛尔举行会谈，两人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中国代表团还向埃及代表团成员、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发出了访华邀请。
万隆会议前，非洲国家“只是从美国报章杂志上了解中国”。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以诚相待，同与会的非洲6个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使非洲民众对中国有了更多新的认识。没有参加万隆会议的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后来告诉周总理：“万隆会议以来，突尼斯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会议很重要，引起了希望。”
会后，中国与埃及两国关系迅速发展。面临美国对埃及实施不利棉花政策，以致埃及棉花销量困难的情况，中埃两国签订了中国购买埃及4万包（1.3万吨）棉花的合同，并从埃及市场直接购买6000包棉花。这是现代中非经贸史上的第一笔大宗交易。在埃及国内媒体看来，这笔交易使“埃及经济已经摆脱了外国的影响……非洲和亚洲各国彼此之间已经更加团结和更加合作了”，并将“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而一年后的5月30日，中国与埃及正式建交。埃及也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此开启了中非现代外交关系的新阶段。
随后，在非洲大陆反殖民运动的热潮下，大批年轻国家纷纷独立，使得非洲相对于中国开始有了建立和发展独立外交的可能。到1960年，中国已相继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建交，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
历史上，非洲国家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与压迫。但非洲人民的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地开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关注并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
面对南非施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自1948年起，南非印度人大会就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一道展开反抗活动。在1950年至1952年间，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领导人，表示完全支持他们争取民主权利和反抗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1954年，阿尔及利亚展开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战争，中国向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军事援助。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迈丁曾回忆说，当时阿尔及利亚战士所用的枪炮、毛毯、衣服等都是中国支援的。
1956年7月，为反击西方列强压迫，维护埃及独立主权，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运河收入建造阿斯旺水坝。对于纳赛尔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中国政府予以坚定支持。9月，毛主席对埃及首任驻华大使说：
“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你们，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
不甘心丧失运河利益的英法两国，于当年10月底与以色列一起入侵埃及，挑起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则向埃及赠送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组建医务援助团。而中国的声援与支持，“在提高埃及人民反对罪恶的侵略者的士气和巩固中埃两国友好关系上起到巨大的影响”，得到了埃及多次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非洲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对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国总是率先承认，并及时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1963年，在接见来访的非洲友人时，毛主席提到：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而到1974年2月，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主席更是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理论，指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定地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三个世界”的理论，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而为团结广大非洲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李久林：《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及其意义》，《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为了进一步增进中非彼此认识与友谊，推动中非友好关系发展，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首次对非洲十国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深入访问。1964年1月15日访问加纳期间，在回答加纳通讯社记者的提问时，周总理正式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旨在以平等互利为大前提，帮助受援国家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而坦赞铁路的修建，正是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事业的典例。
位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初获独立后，急需修建一条铁路，打通交通命脉，以运输矿产资源，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在求助英美等国无果后，1965年2月和1967年6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先后来华访问，寻求中方支持。尽管当时中国也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在同两国总统的会谈中，中国政府排除万难，对修建坦赞铁路表示了坚定支持。从中国访问回国后，有感于中国对赞比亚的坚定支持，卡翁达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天候朋友”这个名词，以形容中、赞两国的深厚情谊。
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秉持“援外八项原则”中的第七条规定，中国政府在提供坦赞铁路修建援助时，尽全力做到坦、赞两国技术人员充分掌握相关技术。早在与尼雷尔的首次会面中，周恩来总理就表示，“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而在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雷尔时，同样提到，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将来我们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为建设这条铁路，除了给坦、赞两国培养技术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向两国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并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铁路修建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
到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坦赞铁路为赞比亚等非洲内陆国家提供了新的出海通道，使这些非洲国家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境地，在独立后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时至今日，这条穿越草原峻岭、河谷沼泽的铁路记录下岁月的痕迹，仍在为沿线地区的居民出行提供方便，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位真诚的朋友，非洲各国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非洲一直是中国的可靠盟友。
1949年10月1日，从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正式成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享有在联合国的固有地位及其他一切权利。然而，由于“台湾当局”不甘失败以及美国的再三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竟迟迟不能得到解决。不过，随着非洲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并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后，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大大增强，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的影响。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对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声援，以及对他们国家建设给予的无私帮助，都使非洲人民感受到来自遥远东方的正义与善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多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以此声援中国。1960年9月，纳赛尔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敞开大门。1965年11月，在埃及议会的讲话中，纳赛尔也指出：
“继续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对他们、对联合国以及对世界和平极端明显的错误。”
此外，卡翁达也曾在联合国讲坛上大声疾呼：
“联合国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是错误的！”
显然，此时的联合国内，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票数已经逐年增加。
时间来到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最终，这一议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获得通过。在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提案的23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到了11个。而在联合国大会正式投票时，来自非洲的赞成票占据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得到消息的毛泽东主席，曾感慨是“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1974年4月10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联大发言，他庄严宣布中国永不称霸。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讲台上明确中国将以第三世界国家一员的身份承担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使命，此举深深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信任与好感。至今，中国仍始终同广大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成为联合国内反对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正义的主要推动者。
中国古诗句曾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如非洲谚语所说：“河有源泉水才深。”尽管远隔万里，但无法阻挡中非人民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密切的合作关系，多年来，两地人民之间的感人故事不断涌现，在国际社会传为佳话。
2008年4月13日，北京奥运圣火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传递。这是自1936年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开创以来，首次抵达东非地区。当地人民像欢庆自己的节日一样，载歌载舞迎接奥运圣火，喜庆的画面令中国人民难以忘记。
而在中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非洲国家也纷纷伸出援手，有的国家自己也不富裕、人口不到200万，但仍向地震灾区慷慨捐出200万欧元，力度之大，在国际社会的受灾捐助中少见，充分反映了中非浓浓的情义。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刚果共和国政府慷慨解囊，向灾区援建了一所小学，萨苏总统亲自将其命名为中刚友谊小学。如今，灾区的孩子们能在宽敞的新校舍安静读书学习，在运动场上奔跑欢笑。在给刚果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信中，一个孩子这样写道：“让中刚友谊代代相传，祝愿你们的国家繁荣强大。”
2012年12月一天夜里，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突降特大暴雨，郊区一些房屋被淹。3位受灾的中国华侨本已脱离险境，但当他们发现邻居对险情还毫无察觉时，又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12名刚果邻居，其中包括５名儿童。他们的义举得到当地居民交口称赞。
在旅居津巴布韦的华侨中，有一个名为“非爱不可”（Love of Africa）的妈妈团体，还有一位连车牌号都被当地孩子熟知的“程爸爸”（Father Cheng）。他们多年如一日给当地孤儿送去关爱和温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无疆的内涵，成为增进中津两国友谊的民间使者。
而在塞内加尔，当年，桑戈尔总统看到中国的农业援助专家同当地人民一样劳动、一样满手泥巴，非常感动。今天，中国专家仍在田间地头，同塞内加尔人一起切磋水稻和蔬菜种植技术。为此，当地百姓亲切地说吃饭时“就会想起中国专家”。
历经岁月洗礼，中非之间的友谊也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曾说：“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从小就是在中非友好的热烈气氛中长大的。”如今进入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一以贯之。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非合作也将结出累累硕果，助力非洲大陆面貌日新月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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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久林：《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及其意义》，《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第一次会谈记录》（1965年2月18日），《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8.廖心文：《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9.沐涛：《再论万隆会议对现代中非关系的开创意义》，《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10.余建华：《中国与埃及关系六十年：回顾与前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
11.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西亚非洲》2019年第4期。
12.宋微、尹浩然：《谁才是真心实意的对非援助者？》，《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
13.张斐晔、蔺紫鸥：《重返联合国：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光明日报》2021年3月19日。
14.《重返联合国的历史征程》，《中国组织人事报》2021年8月9日。
15.郑归初：《光荣重返 积极作为——新中国与联合国的故事》，《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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