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能够请一个好的编剧,把这本书的前世今生,把它如何重新能够出版展现出来,一定会是一个好故事。”
在繁华的徐家汇一栋不起眼的灰白色小楼里,上海史、地学界与年鉴界的几位资深学者围坐,
《上海年鉴1852》出版座谈会
正在这座保护建筑——徐家汇藏书楼举行。听了学者们的评论之后,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马建勋
有感而发了这句话。
原文 :
《: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 |
本报记者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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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上海年鉴(1852)》(英文版)
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本年鉴,也是已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年鉴。
故事要从一个半世纪之前讲起。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个拍卖商由南印度洋爱德华王子岛到中国上海,他的名字是
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
。当时上海开埠已有六七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上海已成为亚洲第四大港口。这位敏锐精明的英商,捕捉到西方人经商、社会活动方面的需求,于1850年8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创办了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这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初期主要刊登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性材料。《北华捷报》创刊号不仅刊有大量广告,还将当时侨居上海的西方人及家庭成员的名字全部刊诸报端。它在沟通洋行之间、洋行与华商之间的商务活动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奚安门在《致读者书》中写到,为了促进上海经济的发展,希望“母国”(英国)乃至世界各国都能重视上海的发展,尽快同大清帝国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更加扩大对华贸易;对华政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应有全局和长远打算,看到这个大帝国有着惊人的丰富资源”。
奚安门还将西方人喜闻乐见的年鉴带了过来。
1851年12月,《北华捷报》社刊印了《上海年鉴(1852)》(英文版),为外侨了解上海提供了权威的指南。
2013年,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
提及上海图书馆收购罗氏藏书中有一册1854年版的《上海年鉴》,能够为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面貌提供重要的史料。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上海年鉴(1854)》并出版了专题研究文集。
经考证,1854年版《上海年鉴》只是该系列年鉴中的第三册。周振鹤教授在
《〈上海年鉴(1854)〉为什么这么重要?》
中指出,由《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上海年鉴》,据高第同书目所载有1852年到1863年(其中1859与1862两年未见)十种,这是一个系列的书,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仅保存有1854、1860-1862的《上海年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
透露,寻找《上海年鉴(1852)》的过程颇费周折。检索世界大公共图书馆网络资料,发现1852年版、1853年版《上海年鉴》俱未见收藏,仅见于2015年某次海外拍卖信息。
“你想要什么,什么就来了。”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
讲述了发现的背景。“2017年在拍卖会上,我们看到了1852年的那本,也是上海年鉴最早的一种,所以我们一点没有犹豫,悄悄请两位同事把它买下来。当然1853年也一起买了,但是1853年那本是残本。”
19世纪中期由于统计资料年鉴的诞生,年鉴摆脱长期以记载天文历法、占星预测为主的定位,逐渐转变为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收录以有益知识和参考价值的资料为主。从此,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诞生。在这些年鉴中,有日历、天文观测记录、气象记录和各种知识、信息,其目的在于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的认知水平。
《上海年鉴(1852)》正是仿效了西方年鉴的这种体裁样式,记录了1852年日食、月食出现的时间,提供涉及天主教节日、纪念日的日历历表和“气象测量记录摘要”。
还有数篇文献,如“徐光启记略”“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中国的婚俗”“江南乡试”“中国格言”“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等内容的收录,为当时旅居上海的外侨提供了了解上海乃至中国的钥匙。
年鉴保留了上海开埠初期的许多重要信息,还提供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统计、机构行号等资料。
而开埠初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铺面而来。在《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一文中,作者驳斥了一些西方人贬低中国人在算学方面的能力,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早五个世纪运用多项式方程运算,开方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发明的,并指出“如果中国人以更大自由的与西方交流,将会促进双方的取长补短,激发他们的科学研究精神”。在“江南乡试”中,有“中国已立于文明和文化国家之列”之语,“大批人从早年就花精力学习丰富而广泛的著作,在某些方面与欧洲人学习经典语言是相同的”,以致于“使我们不能轻看他们,把他们视为只是一批过着粗俗肮脏生活的群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