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收藏】中国及世界经济形势聚焦——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上午场

7月20日，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ICE）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主办的 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 于香港开幕。论坛于中国主流财经及经济媒体平台 全网同步直播 ，截至发稿时止，在线观看达 3,414,471人次 。聚焦 “中国力量与全球经济新篇章：发展与展望” ，来自政府及市场机构的精英经济学家、商界及学界领军人物通过高水准的思想碰撞与对话交锋，就中国与全球经济金融问题分享真知灼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杨瑞龙：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4年中期）--“流量恢复”与“存量调整”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值得关注的十大现象

一、实际GDP增速企稳回升，但名义GDP增速保持低位

二、工业生产平稳回升，但服务业生产显著回落

三、出口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善，但是促消费、稳投资仍有压力

四、物价延续低位运行态势，反映总需求不足依然是当前宏观经济突出矛盾

五、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改善，但消费者信心和预期偏弱制约消费增长

六、企业绩效和经营状况改善，但产能利用率不足制约投资扩张动力

七、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导致政府支出由扩张转向紧缩

八、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给各方面造成较大短期下行压力

九、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所回升，“货币空转”令人担忧

十、制造业PMI回落，生产强于需求

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展望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实务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毛振华： ICE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筑底回升的六项重要政策选择

一、通过去库存与市场出清，尽快实现价格水平筑底

1、冻结供地与房地产新开工，推动存量地产去库存和出清，尽快实现房价触底

2、鼓励支持工业产品去库存，避免在过剩领域持续加大供给与投资

二、通过需求端政策发力与收入结构调整，提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1、减10万亿基建支出，增10万亿消费补贴，是重启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

2、居民风险偏好与行为模式已发生变化，改善居民预期与信心离不开中长期的结构调整

3、建立充分就业促进机制，通过充分就业兜底民生

三、通过妥善应对化解债务问题，处理平衡好发展与债务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

1、一揽子化债推进中出现了一定投资紧缩效应，需把握好化债与发展的平衡

2、债务腾挪：通过优化存量债务结构，缓释地方债务风险

四、通过宽松的政策激发市场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目前资本市场领域存在的管控趋严，可能将对我国的科创企业投融资带来较大风险

2、将新型举国体制与促进民间创新相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优势

3、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创新型供给引导消费、扩大消费

五、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1、新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但还没有形成“铁幕” ，我国还有一定的调整窗口期

2、外商投资背景改变但作用未减，中国企业从出口到出海是必然选择

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1、深化改革开放的措施重在有所突破、加快落实

2、进一步发挥香港与大湾区作为双循环“中转站”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高培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着重点

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挑战在变，预期和信心变化成为重点

二、宏观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在变

三、紧盯预期和信心，加强预期管理是关键

四、驱动政策和改革的“双引擎”

五、预期和信心变化频繁，需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 吴晓求：法治力量与制度的作用

一、以法治之力助信心、稳预期

二、以制度建设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刘元春：全球经济软着陆中的分化及其原因

世界经济表现出结构性的新变化：

一、FDI、金融和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快于GDP与贸易的收缩

二、商品贸易的收缩快于服务贸易的收缩

三、微笑曲线底端产业的收缩，但两端却出现快速增长

四、世界的收缩快于中国的收缩

五、小国和新近发达国家的收缩远大于大国与研发密集型国家的收缩

六、地缘政治紧张的国家和区域的收缩大于地缘政治宽松的国家和区域

造成这一分化的五个原因：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生的区域极度不平衡

二、大国博弈和利益分配差异导致全球分工体系重构，导致不同分工环节的国家增长出现分化

三、新一轮全球移民浪潮将改变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四、各国财政空间的巨大差异将决定下一步经济持续复苏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将发生分化

五、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分化将导致未来货币政策调整出现强劲的不同步，进而引发国际资本和汇率的再调整

对未来的展望：

一、全球地缘政治的恶化刚刚拉开序幕，美国“一统天下”的三场代理人战争刚刚推出第二场，经济软着陆的基本环境很脆弱。

二、全球分化加剧

三、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的序幕已经拉开，但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格局，未来可能会从“新三角”过渡到“平行体”状态

四、在不可调和的分配问题上，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再造和裂变。

经济圆桌--当前世界及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研讨

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教授 张红松 主持本次经济圆桌，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王庆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邢自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刘青 ，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教授 李冰晶 ，建银国际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崔历 参与研讨。

从微观企业和投资者的角度，如何看待2024年的经济状况？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面临着哪些主要挑战？

王庆 表示，所谓宏观和微观体感的差异实际上就是通缩。居民在乎的是个人收入，企业在乎的是销售收入和利润，政府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这些都是名义变量；而宏观经济层面，大家关注的是实际经济的增长，二者之差就是价格水平的变化。名义变量与大家的生活相关，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想办法解决通缩的问题。

邢自强 认为，上半年经济回暖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内需特别是消费其实是拖累经济增长的。因此，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大选后贸易壁垒可能会更强，出口也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加上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以及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财富效应的拖累，谈经济的回暖为时尚早，政策需要进一步有所作为。

崔历 指出，如果看分项数据，制造业的走势其实还是不错的，复苏比较慢的是服务业，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的疫后复苏情况不太一样。大部分国家是服务业复苏较快，而我国可能只有餐饮业有一些复苏，这就会影响就业和收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化债的压力仍然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期，并且服务业复苏较弱，也会持续影响预期。

促进上半年民间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复苏的行业有哪些？

刘青 表示，总投资有所恢复，增长超3%，但从结构上来看，基建投资增长超6%，制造业超8%，而房地产投资下滑超10%。此外，近几年总投资的增长基本依靠国有企业拉动，外资和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缓慢，值得我们关注。当前全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处于大转型十七，一方面，全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治理思潮正面临变革，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世界的影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科技革命可能会影响政策，政策又会进一步影响预期，导致预期不稳，各种政策矛盾的现象产生。

王庆 指出，去除房地产后的民间投资相较去年确实有所复苏，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出口的带动。前瞻性地看，存货周期相对较短，我们的新三样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可能会影响投资，整个行业恐怕要经历一轮惨烈的出清过程，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被淘汰，私人投资的不可持续性会暴露出来。

绿色投资和更广泛的高科技投资在未来几年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支撑起中国投资的增长？

崔历 认为，绿色投资确实发展得很快，其体量和增长已经可以对冲地产行业的下行，但也面临着一些瓶颈。比如虽然有一些行业投资增长很快，但由于对外需的依赖较大，其自身的波动性也会比较大。并且很多行业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提振较为有限，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加广泛的绿色增长，包括绿色服务业的增长。

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冰晶 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对中国经济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外商投资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平衡投资，比如美国企业来中国设厂，生产出的产品卖给中国的消费者。第二种是垂直投资，比如美国企业来中国投资生产出中间产品，卖回美国企业，继续进入生产；第三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平台的外商投资。目前看来，由于国内消费非常疲弱，很多外商并不想增加在中国的平衡投资，而对于垂直投资和把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投资来说，由于国际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投资信心也是不足的，因此预计中长期外商直接投资还会继续下降。政策建议方面，一是要大力吸引外商投资，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治体制，降低外商投资的风险和成本。

今年下半年企业可以向哪些领域进行投资？

邢自强 表示，过去两三年中，投资不是拖累经济的主要因素，内需和消费不足才是。在我们寻求摆脱依赖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的老经济，转而扶持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可能从一种错配走向另外一种错配。以信贷资源和财政补贴为例，2021年前每年房地产行业吸纳的新增贷款是5-6万亿人民币，2021年以来平均每年萎缩0.5万亿，但整体信贷盘子还在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窗口指导转而支持制造业，导致制造业贷款大幅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体制造业都面临着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去，我们不希望过度支持房地产导致资源错配，而这几年财政资源涌向制造业，可能会导致未来产能过剩和通缩的压力加剧，这也是一种资源错配。能否打破这种政策依赖，转向支持消费，将是一个很大的思路转变。三中全会中已经对此有所涉及，特别是对保障体系的强化等，可能是比较好的信号。

王庆 认为，这两年外资流入下降很多，可能是因为对外资来说，在中国投资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例如在香港，美元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是5.2%左右，要投资到中国就需要放弃这样一个短期的诱惑，并且还会面临外汇风险。但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美联储开始降息，美元逐渐走弱，外资下降的问题可能就会明显缓解。

如何看待存款的突然增长，以及为什么中国居民现在不太愿意消费？

邢自强 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入下降，二是房价下跌带来负的财富效应，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解决的方法包括：1）通过给老百姓发放消费券和补贴来刺激增量；1）通过大量的财政投入强化社保体系，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3）消化存量，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想真正将这些措施落地，也需要打破一定的路径依赖，尤其是过去我们的政策力度相对不足，需要出台更有力的政策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内需的问题，让居民敢消费，企业敢投资？

王庆 指出，宏观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财政问题。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房地产处于下行周期，但这只是触发因素。房地产冲击了地方财政，地方财政的收缩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因此，除了出台短期的货币政策，我们还需要重点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如何解读出口的超预期增长，这是否是可持续的？

刘青 表示，今年的出口确实是超预期的，但相较于高增速，优结构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不应该只看出口量的增长，而要关注出口中增加值的占比有多少。全年来看，我认为能保持3%左右的增速就是很好的结果了。

崔历 认为，出口还是符合预期的，不过今年全球制造业进入了上行周期，因此全球出口指标都有回暖。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对外需的依赖程度都在持续上升，海外贸易政策变化对我们的影响也在上升。预计今年和明年的贸易走势还不错，但中长期来讲，市场可能会更加关注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情况。

中国产业链转移的可能性有多大？产业链跨国转移主要的难点是什么？

李冰晶 指出，近年来，美国从墨西哥和越南的进口增速非常快，同时中国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增速和投资增速也很快，这意味着我国有部分产业链已经逐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刘青 表示，当前的转移更多是外资企业的转移，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是跟着外资产业链一起转移出去的。预计未来全球会经历一轮新的产业大转移，中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一方面，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应用速度很快，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30%，具有产业转移的基础。此外，产业转移的利弊需要具体分析，如果能够将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这将是应对当前全球化关税壁垒提升到的重要途经。

从全行业的产业链布局看，哪些行业是相对比较容易转移的，哪些是很难转移的？

邢自强 表示，自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来，产业转移其实并没有损害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链的掌控力。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出海，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进一步提供商品给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掌控力不降反升。经研究发现，当前每100元越南对美元贸易顺差中，有30元的增加值来自中国，而在2018年、2019年关税战的高峰期，有60元的增加值来自中国。因此，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征收高关税，在越南转移至美国的产品中，中国增加值的占比有望再次上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崔历 表示，未来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中国企业向产业链的上游不断攀升，这样不仅可以带动产业升级，也可以对冲一些关税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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