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当地时间四时左右，缅北战火再度造成我边民伤亡。这是继越南边检人员粗暴勒索、殴打我国游客，朝鲜导弹危机引发萨德入韩之后，又一起典型的危害我国安全利益的“小国事件”。在此，特推出完整版《警惕战略盲区：我们为何常常错看小国》（节略版已授权环球网转发），供大家参考。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但自古“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黎明前的黑暗越显漫长。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博弈日趋激烈，内政、外交互相激荡的时代，一旦对外战略领域出现盲区，就会严重干扰我们的复兴大业。目前最严重的一个盲区就是对小国的认识。
这个盲区又是由如下四个误区导致的。
古往今来，国家的边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国崩解，就是一堆小国；小国崛起，就有可能变成大国，乃至超级大国。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小国，如丹麦、瑞典、西班牙、奥地利、墨西哥、缅甸、波兰、土耳其、荷兰、蒙古……都曾经是，甚至曾经一再是响当当的大国。而英、美、俄三大强国，历史上却都小得可怜。
多次惨遭瓜分的波兰
全盛时期的德意志帝国
英国的本土面积只有24.3610万平方公里，与我国广西省的大小（23.67万平方公里）相当。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英国其实就是英格兰的弹丸之地，要经历十余代人的努力，才实现了英伦三岛的统一。但是，伴随着海外扩张的步伐，在最鼎盛的时期，英国领土遍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统治着4亿4000余万人口（超过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35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日后苏联的国土面积）。
直到今天，英国女王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英联邦十六国的共同元首，这十六国分别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哈马、牙买加、伯利兹、图瓦卢、圣基茨、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固然，这个元首已经只具有象征性。但是，他日形迁时移，谁能说帝国一定不会复活？
1920年的英帝国
俄罗斯当年更是小的可怜，不过是个区区1300平方公里大小的莫斯科大公国，靠着长期的扩张，这国家才一路变成2240万平方公里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有17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于美国，建国之初同样不过是大西洋岸边九十万平方公里的狭长殖民地，经过独立战争进行了大幅度扩张，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来到了密西西比河畔，但总面积也不过二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合众国”不断合众国为一国，一步步变成两洋国家，今日更基地遍全球，成为新一代日不落帝国。
美国的扩张历程
事实上，国土面积小、力量弱，固然会对该国的扩张构成客观的限制，但却也适足以在主观上构成刺激该国扩张的诱因：正因为国土小，所以要超常规的变大；又因为力量弱，所以才谋求增强的捷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到日俄战争时，俄国的人口、国防支出是日本的三倍，钢铁产量、军队人数是日本的六倍，但依然不妨碍日本采取扩张主义策略。而在普奥战争中，奥地利比之普鲁士，人口多出78%，军队多出38%，国防预算多出54%，但普鲁士依然采取了扩张性策略以将前者的影响力彻底驱赶出德意志诸邦。如果再往前追随到勃兰登堡时代，普鲁士就更是个小邦了，却仍不妨碍其选择扩张策略。
鼎盛时期的日本帝国
但是，我们在讲世界史的时候，未能回到这些国家的小国原点，从而严重扭曲了真实的历史，进而让我们只知道防范、批判昨日的强者，却忽视了现实中那样伪装成弱者的扩张者。影响所及，中国学者最容易丧失力量消长的敏锐性，和国家竞争的动态性，往往想当然地以为小国扩张不过是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却忘了当年印度虽大，却恰恰被小小英国撼倒。历史上的波兰虽大，却扛不住德意志和斯拉夫势力的两面蚕食，三次瓜分。更不要说小国通过蚕食小国，稳步扩张为新兴大国的例子。
注重道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优良传统。但是，将适用于人际关系的道德运用于组织之间，运用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就不免犯下将国际关系人际化的错误。从而迷惑了我们的视野，使得我们总是急于下道德的判断，去区别好坏、是非、善恶，而忘记利害、得失、胜负。即便我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国际道德，也要看到道德本身的局限性，一旦过于注重道德，一厢情愿地谈道德，必然犯下不能知己知彼的最大战略错误，从而捆住自己的手脚。
一部晚清外交史，就是从倭仁“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的过度高尚，发展到义和团以“刀枪不入”来“扶清灭洋”的过度无知。这种道义偏执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国的学术界，让我们的外交学者们一厢情愿的把小国当成善国，而尤其同情失败的小国。却忘了其中至少一部分失败者如果胜利，或将制造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倭仁及其书法作品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正确的，但谁失败同情谁，甚至谁失败就以为谁正义，这却是一种毫无逻辑的道义错觉！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对小国不做甄别，不做研究，不做分析，一视同仁的看作是反帝反霸的小兄弟，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道义的得道多助。虽然国内不乏小国研究的人员和团队，但绝大多数都是一味唱友好赞歌，甚至沦为境外势力、院外活动集团的枪手、传声筒，却很少有人从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策的角度进行针对性务实研究。就算有这样的研究者，也得不到重视，很难申请到项目。有了研究成果也很难发表出来，偶然发表几篇文章也很难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久而久之，我们的小国研究群体，就成了一个一味套用所谓的西方学术界最新理论，根本不能立足国家本位进行务实创新的一个群体。部分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甚至主动与相关小国的院外活动组织勾结，觥筹交错，释放烟雾弹，干扰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误导国人对相关国家战略谋划的认知。
影响所及，我们总是用单方面的同情代替知己知彼的判断，而无意间让别有用心的弱者搭车前进，甚至通过对我们的背后插刀来实现翻盘，不断上演现代外交版的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
正是由于前面两个误区的影响，中国学者最易于失去警惕的就是小国外交。甚至就算吃了亏，发现了某些小国的狼子野心，又会因为接下来的两个误区，而进一步犯下大意失荆州的轻敌错误。
在农业文明时代，力量主要依靠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数量繁衍都依赖于土地，故而空间尤其是土地空间的大小就直接与国家的强弱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孙子才说：“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形篇》）管子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即以土地空间为力量衍生的基本前提。同样的，孟子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同样是在这个“质”同的前提下，以空间的大小与数量的多寡等同于力量的强弱。
中国最辉煌的时代无疑是农业文明时代，所以，中国学者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陆权思维的深刻烙印。我们总是以为，大国=强国，小国=弱国。所以，对小国或轻视，以为不足为虑；或盲目同情，以为是帮扶的对象而非防范、竞争的对象。殊不知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游戏规则就发生了变化。
这变化首先是随着海权文明的崛起，以往长期扮演大国交通障碍的海洋，成为了新的全球物流网络的坦途。这个时候。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
得风气之先者就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继其而起者是荷兰、法国，集大成者则是英国。都不是什么陆地大国。正如富勒将军以其如椽巨笔所写下的那样：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1588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了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世界之上，成为亘古以来所未有的海洋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过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
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全球霸主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能源的完全自给自足。包括全球霸主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绝于全球市场之外而跻身大国之林。故而，能够控制重要资源，或占据交通要津的小国，就能转弱为强，伺机叫价，捏住大国的软肋，使之如鲠在喉。以目前越南、菲律宾两国在南海上的圈占岛礁行为而言，国内分析家往往喜欢比较中、越、菲三方控制岛礁的面积大小，而从来不看岛礁的数量（越南控制29个，菲律宾控制8个，大陆和台湾共计控制9个）、位置，及其对航道和周边海域的控制力。自然也就不免轻视相关威胁，看不清小国变弱为强的暗渡陈仓。
受前述误区的累加影响，我们总是带着一种一厢情愿的大国心态去看小国。面对周边的地缘纠纷，我们往往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惯性，总是片面强调小国捣蛋背后的大国推手，潜台词是小国本身是良善的，是易于相处的，是不应该敢于挑衅大国的。其实，大国推手确实存在，但小国本身也不好对付！甚至有些时候，与其说是大国在假手小国，不如说是小国在拉大国狐假虎威，通过促成大国冲突以实现自己的地区扩张。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塞尔维亚与一战的爆发。
以往的史书往往过于片面的强调了奥匈帝国的野心，却忽略了塞尔维亚的野心。事实上，当时的塞尔维亚是一个世所公认的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策略的国家。至少其参谋本部是一直希望能借助大国间的互残，客观上为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的扩张扫清障碍，提供足量的权力真空。根据日后解密的档案显示，包括费迪南大公被暗杀事件在内的一连串同类活动，都是在塞尔维亚军方乃至很多政府高官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杀手则选取未成年学生担任，一则是利用年轻人的激进热血，二则是提前为规避法律惩戒、推卸官方责任预留地步。
俾斯麦早已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才提醒列强，不要因为某个愚蠢的家伙在遥远地区的一根小火柴，而爆掉整个欧洲世界。可惜警告无效。终于还是有一战之爆发。其中，大国的野心，威廉二世的不慎重，各国尤其是德、俄两国参谋总部的无视政治规约，都应负相当责任。但是，小国的野心和手腕也同样应付责任。至少这一次，列强是被塞尔维亚给摆了一道。战争的结局是最好的证明，两个强权衰落（英法），四个帝国瓦解（德、奥、俄、奥斯曼土耳其），多于四个的皇冠落地，但塞尔维亚却得以扩张，攥取了大片领土的控制权。
与塞尔维亚类似，但出手更狠、取得成功更大的国家是近代日本。详情可参阅我的新作《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这里就不备述了。
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无不提醒我们，大国崛起要扫清小国盲区。
尤其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怀有地区霸权野心的小国比远方的大国更难相处。大国能互相毁灭，能两败俱伤，关键时刻还能本着远交近攻的原则对付共同的地缘威胁，所以往往在对抗时较为慎重，对抗之后也能较灵活地化敌为友。小国则相反，它善于用道德束缚大国，用大国牵制大国，然后瞅准机会，集中力量在一个战略方向上，突然袭击，一出手就打死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进行一切战略设计的基本点。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离超级大国还很遥远，但中国无疑也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等强国。如果不能认清这个事实的战略本质，就会干扰理性的敌友设定。
二战后，国际形势确实呈现出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趋势。但是，如果更深一层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新趋势主要是核武器革命的产物。核武器的出现和迅猛发展，造成了全面战争没有胜利者的尴尬局面，这才硬性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是，大国竞争与霸权角逐从未消失，而只是改变了形式。这就为什么美苏放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却选择了五十年冷战。这就出现了两个冷战，一个是历史事件的冷战，严格说是美苏冷战，已经宣告结束。另一个是作为战略手段的冷战，只要核武器困境依然存在，就不会消失。
影响所及，有核国家不用再担心全面入侵和本土决战，更不用担心与其他有核大国间的热战——哪怕只是局部热战，一旦失控升级为核战争，结果也是双方都无法承担的。但同时，却要严防大国的冷战、暗战与温战、凉战。同时，又要警惕无核国家的综合威胁。
核武器悖论的另一面就是，它虽然能够靠互相毁灭来有效遏制有核国家间的全面战争，却难以对无核国家产生有效的威慑。因为使用核武器的道德负担太重，我国又早已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果：无核国家反而因此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可以采取冷战，也可以采取热战。而无需担心冲突会升级为核战争。
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等强国，因为有核武器，所以中国可以强制其他有核大国最多对华冷战。但同时，由于我们还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又导致我们不仅要防范大国的冷战，更要防范其他中等强国以及怀有地区小霸野心的小国的挑衅、狙击、热战。再深一层看，国际社会恒定处在无政府状态，暴力使用不受限制，虽有国际法、国际法庭，却没有世界政府去落实制裁，确保执行。故而，国际政治先天带有丛林属性。这个丛林有他独特的食物链。如果认不清丛林的食物链，就会自陷死地。老虎永远不会靠吃狼活下去，狮子也不会靠吃老虎来活。
强者之间要学会“斗而不破”，靠不断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来进行利益平衡。当然，国际社会毕竟不是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中，兔子、牛、羊永远是兔子、牛、羊。但国际社会中的兔子、牛、羊却可以升级、变异，风云际会就会成为狮子、虎、狼。所以，甄别、管理、驯化、引导小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天命责任。高明的大国总是善于养护食物链，懂得用“适可而止”的“止”去撬动“得寸进尺”的“进”。真要搞到狮子靠吃老虎活着，狮子也活不了几天。强者互残，必然让别有用心的弱者得利。鹬蚌相争、卞庄刺虎、黄雀在后……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智慧，可惜，老祖宗当年讲这些故事就是要解决现实外交难题，后人反而只知道在人际关系层面玩办公室政治，却不再将之用在国际关系领域。
总而言之，中等强国最大的竞争者是中等强国，最理想的盟友是超级大国，最严重的盲区是小国！中等强国要想复兴、崛起，就要善于向超级大国借力，制造利益的交叉点，甚至进行利害捆绑。同时要高度警惕有野心的小国，并通过高明的小国治理，在地缘竞争中胜过其他中等强国。这样才能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真正实现利人利己的双赢——既赢得了切实的利益，又真正促进了地区稳定，提供了大国放心、小国依赖的公共产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定是王霸之道杂糅之的再崛起。但今日中国的学界和舆论界，却日趋被一厢情愿的王道情怀与不切实际的霸权躁动所撕扯。这是伟大复兴道路上最大的一个暗礁。正需要每一位有识见、有定力的国人，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乘时代之长风，破万里之巨浪。
谢｜谢｜参｜阅
PS：回复“1-196”之间的任意数字或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历史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