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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刘永峰
来源：《看历史》
1662年5月13日，在英国南端朴次茅斯海港外的洋面上，一支由14艘英国军舰组成的，威风凛凛的船队，渐渐驶入了人们的视线。领航的那艘，是英国皇家查尔斯号，乘它而来的是葡萄牙国王胡安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布拉甘扎。这位从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富裕王室而来的公主，即将要嫁给这里的统治者查理二世。
据说，英格兰国王是在一大笔嫁妆的诱惑下缔结这场婚姻的。尽管不久之前斯图亚特王朝已经复辟，但是王室的财产在革命期间早被拍卖，新登基的查理二世所有的宫廷花费则要依靠议会的财政支持。除了从英联邦政府那里继承的债务外，这位被称为“快活王”的君主，不愿舍弃的享乐生活也为其增添着新的负担。葡萄牙国王曾做出承诺，他的女儿出嫁时，将会带着50万英镑的嫁妆前往英国，而当时查理二世则不顾一切地要得到这笔钱。
凯瑟琳到达英国的第六天，查理二世自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伦敦赶到朴次茅斯港，亲自来迎接他的新娘和那一船价值不菲的嫁妆。令查理二世失望的是，他的未婚妻只带了承诺嫁妆的一半数目。即使这一半的嫁妆也不是现钱，而是当时葡萄牙的船队泛海到世界各地，搜罗而来的“奢侈品”，有美洲的食糖、亚洲的香料、印度的特产及中国的瓷器等等。尽管这些东西，在当时欧洲上流社会里也都是备受追捧的物品，但债务缠身的国王更渴望见到现金，以至于他差点就取消了这次联姻。
如果说，在婚礼前查理二世还曾对葡萄牙人的食言而耿耿于怀的话，那么整个国家都应该为这次小小的吃亏而感到庆幸。他们的王后没有为国王带足想要的金银，却给这个国家的味觉带来了一种迷人的东方味道。英国人的饮茶风尚，随着这位葡萄牙公主的到来风靡起来；而伴着他们对于茶饮的需求，在海外贸易与开拓上，又成就了大英帝国无比荣耀的一连串事业。
咖啡馆里的陌生药草
其实，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茶叶就已被荷兰商人带到了英国。但在很长的时间内，茶对于英国人都是一种极为罕见，也极其陌生的东西。
“据说茶在英国初次上市出售已晚至1657年”（ 角山荣《茶的世界史》）。而1658年9月23日，伦敦《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叶广告，则是英国最早有明确日期的关于茶的记载。这是伦敦一家咖啡馆的广告。在咖啡馆卖茶，也算不上奇怪的事情，无非只是英国人还没有好好认识这两种东西。当时看来，茶与咖啡都是从遥远世界舶来的珍奇饮料，再没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咖啡早卖了几年，先一步建起了咖啡馆而已。
那则广告 “满纸充满了冗长的介绍功能的语言”，先是茶的一般性介绍，然后着重提到茶是“所有医师认可的极佳的中国饮品”，并一一列举了茶叶的十四种药用价值：“治头痛、结石、尿砂、水肿、脱水、坏血病、嗜睡或睡眠多梦、记忆力减退、腹泻或便秘、中风，一般情况下，茶叶还可以舒肾清尿、消除积食、增进食欲、补充营养，至于茶的饮用方式，可以加开水、牛奶、糖，还可以加蜂蜜！”（周宁《茶与鸦片：两个帝国命运的改写》）
这便是英国人对于茶最初的认识：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药草，而以现有的知识看，这种认识恰恰反映了英国人对茶知之甚少。它仅在少数的几家咖啡馆中有售，而且售价昂贵，一磅茶可卖6-10英镑。没有人知道这些茶来自哪里，或者是欧洲大陆，或者是来自东方的某个港口。
在咖啡馆谈论生意与政治的男人们也极少问津这种昂贵稀奇的东西。1660年9月25日，塞缪尔·佩斯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让人买回了一杯我从未饮用过的茶。”曾经在酒馆与咖啡馆里消磨了大量时间的佩斯皮，在此之前却从未尝试过这种饮料，可见“直到1660年茶在英国都是一种罕见的东西”（罗伊·莫克塞姆《茶》）。
上流社会的时尚
1662年，茶叶遭遇的冷淡局面，随着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到英国，率先在宫廷中得到改变。据说，在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的婚礼上，许多王公贵族举起酒杯向美丽的王后祝贺，但王后均以微笑谢绝，只管举起她那盛满红色汁液的高脚杯与人碰杯。这杯中所盛何物，人们费尽猜疑。她那神秘莫测的举动，引起参加婚礼的法国王后的极大好奇，便伺机靠近凯瑟琳，也想尝一下这“琼浆玉液”，机敏的英国王后早有察觉，未等对方开口便举杯一饮而尽。法国王后顿生妒 意，回宾馆后便令侍卫潜入王宫，定要弄个明白。侍卫官发现英国王后引用的是中国红茶，便偷出少许献给王后，不料出门时被发觉，由此引发出当时震惊英伦的“红茶盗窃案”（沈立新《略论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尽管这则茶史趣闻已经真假莫辨，但不可否认的是，凯瑟琳对于英国饮茶风尚的形成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作为航海时代的先驱，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包含着异域风情的享乐文化，率先被葡萄牙船队引进国内。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也养成了喝茶习惯，她带到英国的嫁妆中就包括一箱中国红茶。
来到英国后，凯瑟琳念念不舍自己的嗜好，常常“在小小的杯中啜茶”，并不时在宫中举行茶会，宣传红茶的功能，说自己苗条修长的身姿正是仰赖这一种奇妙的饮料所赐。在宫廷中，原本的习惯是，无论男女从早到晚都喝着英国的淡啤酒、葡萄酒或蒸馏酒，而在爱好茶饮的凯瑟琳影响下，东方的茶渐渐取代了以前的酒精，成为宫廷内的流行饮料。
凯瑟琳成为王后的第二年，在庆祝其生日的宴会上，宫廷诗人埃德蒙·沃勒为其献上一首赞颂茶的诗歌：
维纳斯的香桃木和太阳神的月桂树，
都无法与女王赞颂的茶叶媲美；
我们由衷感谢那个勇敢的民族，
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位尊贵的王后，
和一种美妙的仙草，
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
茶叶如此受到尊崇，绝非偶然，在其背后，是欧洲贵族社会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迷恋。而若放眼于更宏阔的背景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在17—18世纪的西方，一股中国崇拜的思潮正在弥漫。不仅启蒙思想中推崇孔夫子的哲学，而且社会生活中，“中国货”与“中国风”，都成为时尚的典范。茶叶、瓷器、漆器、壁纸、屏风、绸幔等极具东方风情的器物，都被赋予了一种静雅绚丽的色彩。
尤其新航路开辟后，这些不再是异域的幻想，从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卸下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等，已经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资。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物质生活，还引导了新的生活风格。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主人的富有与品位。瓷器轻薄淡雅，丝绸华贵飘逸，既点缀了精雅享乐的生活，又无不满足着王公贵族的奢侈、中产阶级的虚荣。而苦涩里透着清香的茶饮，则最适合治疗贵妇名媛、时髦女性们无所事事的闲愁。
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对于中国情调的追捧中，一经凯瑟琳王后这位尊贵的女性的垂范，中国的茶饮又从宫廷传播到了时髦的上流社会，成为奢侈生活的标志。一些富贵之家的女主人也纷纷仿效起王后的习惯，在家中特辟茶室，以显示高雅与品位。
贵妇们开始以茶待客，诗人们歌颂起“清茶美人”这种新的风尚时，写下这样的诗句：“朱唇呷茗如和风拂吹，冷了白毫热了爱情；玉手纤指端起茶杯，不胜整个世界的倾慕追随。”茶逐渐由咖啡馆转入家庭中。咖啡馆只是面向男性的俱乐部，因而限制了茶的普及，反倒是茶成为贵族女性的时尚饮料后开始普及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消费是一种文化。”（周宁《茶与鸦片：两个帝国命运的改写》）
贸易改变生活
凯瑟琳王后对茶的兴趣很快就广被人知。为投其所好，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东方归国时，没有向喜欢珍奇植物的查理二世贡献珍鸟异兽及其他珍品，而是献上了若干装在银盒里的肉桂油和优质茶，这些东西在宫廷大受欢迎，后来茶便被大量列入贡品名单（角山荣《茶的世界史》）。查理二世对于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也非常满意，重新批准了王室特许状，并给予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新权利。同一年（一说1667年），东印度公司下了第一笔茶叶订单——在爪哇订购了“一百磅上好的茶叶”。
贵妇们开始以茶待客，诗人们歌颂起“清茶美人 ”这种新的风尚时，写下这样的诗句：“朱唇呷茗如和风拂吹，冷了白毫热了爱情；玉手纤指端起茶杯，不胜整个世界的倾慕追随。”茶逐渐由咖啡馆转入家庭中。
1692年，查理二世去世7年后，凯瑟琳王后离开了英国，回到她的家乡里斯本安度晚年。婚后的许多年里，凯瑟琳都没能为英国王室留下一个子嗣，但她带来的饮茶习惯，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争相效仿。光荣革命时，被英国人从荷兰请来的玛丽女王及其后的继任者安妮女王，也都痴恋泡茶时所蒸腾起的香雾，深深地拥护着那种东方的情调。
当初，凯瑟琳公主带到英国的嫁妆里，还包括丹吉尔和孟买两块殖民地。而当英国试图控制茶叶贸易的时候，这样一份礼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668年，国王将孟买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利全部交给了东印度公司，这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立足奠定了基础，并直接地参与到包括茶叶在内的奢侈品贸易中来。第二年，东印度公司便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一项长久的事业从此开始了。
为了满足上流社会喝茶的时尚生活，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起茶叶。在最初的几年里，东印度公司每年进口到英国的茶叶还保持在三位数，到了1690年，进口量已经猛增到近四万磅。
尽管如此，但对于大众来说，茶依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在17世纪中叶，茶叶的零售价为每磅大约3英镑，到17世纪末，零售价格每磅依然接近1英镑，这可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六周的收入。高昂的身价，使得茶在英国出售半个多世纪后，还只是仅供富人享受的味道。
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奢侈不仅是稀奇物品和虚荣心，他也是社会上令人艳羡的成功标志，是穷人有一天也能够实现的梦想。……富人就是这样注定为穷人的未来生活做准备。”为了满足整个英国对于奢侈生活的向往，东印度公司开始在东方更加大胆地收购茶叶。
1711年，文艺评论家艾迪生说：“生活有规律的家庭，每日早餐都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黄油面包、喝茶。”而衍生于贵妇人之间的下午茶风俗，也开始盛行于饭店和百货公司之间。当下午茶时钟敲响时，忙碌的中产阶级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悠闲。
当然，茶叶的优渥利润，才是他们不畏风浪、远渡重洋的最大动力。资料记载，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先令4便士，但伦敦市场上的售价却高达14先令8便士。正是由于茶叶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得英国茶叶的需求量在进入18世纪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721年，英国进口茶叶1241629磅，到了1750年，茶叶的进口量已经达到了2324912磅。因为有暴利可图，茶叶走私也十分猖狂，这些数字之外，还有许多茶叶因没有通过海关而无法统计。
随着茶叶大量地进入英国，价格下降，1840年以后，喝茶的习惯已在中产阶层中流行开来，而且还有着不断往下层蔓延的趋势。茶的流行，使英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饮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16世纪后半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早餐是三片牛肉，而到了18世纪初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以黄油面包和喝茶为早餐的习惯。
1711年，文艺评论家艾迪生说：“生活有规律的家庭，每日早餐都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黄油面包、喝茶。”而衍生于贵妇人之间的下午茶风俗，也开始盛行于饭店和百货公司之间。当下午茶时钟敲响时，忙碌的中产阶级都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悠闲。正如一首民谣所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茶的反对者
茶叶正在入侵人们的餐桌，改变人们的饮食习俗，英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这种东方饮品的极大冲击。当18世纪中叶，茶叶向着英国更广阔的人群普及的时候，全国上下关于茶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
茶是一种奢侈品，也是一种药品，甚至瘾品，在刺激神经、使人兴奋这一点上，它与咖啡、可可等具有相似的性质。因而，在健康的角度，茶始终令一些人不放心。1730年，苏格兰医生托马斯·肖特博士发表了《关于茶的论考》，文中强烈地反对盲目信赖茶的功效，并指责茶是使人患忧郁症及其他不快症的有害饮料。
茶这种外来饮食让“崇洋媚外”者趋之若鹜，很是伤害了一部分英国人的民族情绪。对茶“最恶毒的攻击”来自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乔纳斯·汉维，他于1757年在《有害健康、阻碍工业发展、并使民族贫困化的茶》一文中写道：“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健康食品，而要到最偏远的地区去满足他们邪恶的味觉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象，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
更主要的反对声音，乃是出于某种宗教的主张。奢侈一方面本身是错误的，同时又是其他更大灾难的根源。在英国这样一个新教国家，如果沉迷于东方的奢侈浮华的享乐，那完全是对新教伦理极大的背弃，它污染了清教徒简单、实在、圣洁的修行，更会挫败新生资本主义进取的锐气。因而，在新教势力的影响下，茶在精神与道德层面的有害性被夸张放大了。
1945年前后出版的《女性观众》杂志认为，女性喝茶，忽略了家庭，沉迷于浮华生活，嗜茶是破坏家庭的元凶。
1748年12月10日，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在《致友人关于茶的信》中谈到茶的害处，讲述了他亲身的经验：“回想起来，那是在牛津住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将近有29年了。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得了中风症，特别是早饭后手颤，至为困扰。当我取消了早饭饮茶时，不可思议的是手不颤了。为同种症状而困扰的人喝茶时少放茶叶多放奶油和砂糖，颤抖的症状也消失了”。后来，他来到伦敦，发现很多人都患有同样的病症，“身体整个垮下来”。1746年7月6日，卫斯理号召他的信众们尽早戒掉饮茶的习惯，但他曾两次宣布戒茶，最终也没有戒掉。从清教徒的禁欲精神和博爱主义立场来看，茶是奢侈品，所以喝茶不好。如果有钱喝茶，还不如把喝茶的钱用于慈善事业。
1707年，苏格兰被英格兰吞并，政治上，经济上被迫从属于英格兰，国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因此强烈反对饮茶。18世纪三四十年代饮茶之风传向各个阶层时，苏格兰展开了旨在清除“茶的威胁”的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艾尔夏的佃农们共同决议：“我们农民根本不需要去抵抗那种称之为茶的舶来品，因为光是看见那些嗜茶的上流阶级羸弱的体格，就不得不断言茶是有害男性健康的饮料。因此，我们除了对茶表示抗议之外，如果有人宁愿为了喝茶，把自己变成一个身体脆弱又怠惰无用的人的话，我们将悉听尊便。”从这里，我除了可以看到苏格兰人透过茶表现出来的反英格兰情结之外，也可以看得出农民们对熏染了英格兰饮茶习性的苏格兰贵族有着极深不满。
终成国饮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茶叶进口量继续猛增。资料显示，1750年时，英国茶叶进口量为2324912磅，到1764年已经增长到了5684707磅，数量翻了一倍有余，1774年，进口量已是1750年的三倍。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的最主要商品。据资料统计，在最高的年份，茶叶占了东印度公司自华输出商品总量的91.9%，最低也有55.1%，这个阶段年平均占了总输出量的78.84%。
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贩运，全民走私，加上1784年英国政府因为粮食涨价造成啤酒紧缺而降低茶税，茶已替代麦芽酒成为中下层社会的经济型饮料，到18世纪末，饮茶已经在整个社会普及。1786年，一名法国人到英国旅行时注意到：“在英国，喝红茶几乎普及到一般民众，……即使是贫穷百姓也和富裕人士一样，一天喝两次茶。”
随着茶叶价格的大幅下降，有关饮茶奢侈纵乐、腐化身心的指责也失去了意义。而随着工业革命开始后，茶的普及正好适应了工人们的需要。在工业化初期，矿物能源和机器的作用远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工人的体力劳动在工厂或矿山生产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作极为繁重。只有让工人集中精力且保持充沛的体力，才能提高产量，保证安全。
这时就需要一种提神解乏、价廉物美的食品，茶叶加面包恰恰符合这一需要。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干下去。1795年，戴维斯则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也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饮料。”《绿金：茶叶帝国》一书的作者麦克法兰甚至认为，中国茶叶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文人们用极为夸张的语言赞美：“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茶。没有茶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我庆幸没有出生在没有茶的时代”。
18世纪的最后一年，英国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2300万磅，与这个世纪的第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200倍。而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的英国产品却迟迟打不开销路，英国的贸易逆差在继续扩大。面对着国内对中国茶叶不断增长的大量需求，以至于英国人开始担心，没有足够的银子从中国买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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