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Thomas Zimmer（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
来源：Democracy Ame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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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是在被恰当地描述为法西斯主义者吗？将特朗普主义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将其置于法西斯主义的更广泛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传统中，在智力上、诊断上和政治上有帮助吗？还是所有这些关于美国法西斯主义的讨论都是被误导的，实际上是危险的：一种阴险的自由主义危言耸听，旨在分散我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大约一个月前（注：2024年4月），我（注：指作者）被征召参加讨论法西斯主义——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多年，最近变得相当令人讨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非自由主义研究项目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我受邀讨论由丹尼尔·施泰因梅茨-詹金斯（Daniel Steinmetz-Jenkins）编辑的论文集《它发生在这里过吗？法西斯主义与美国的视角》一书。这次活动由政治理论家劳拉·菲尔德（Laura Field）主持，我的小组成员包括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和施泰因梅茨-詹金斯本人，他是卫斯理大学研究现代全球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
正如施泰因梅茨-詹金斯在前言中所说，这本选集试图对法西斯主义的辩论进行盘点，“追溯和理解这场争论”。但他属于一群特殊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们认为特朗普和法西斯主义的言论充其量是愚蠢的，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危险的。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确定了一个好的术语来描述这场冲突中的对立阵营，即法西斯主义解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我曾见过有人用“怀疑论者”或“通缩论者”来形容那些反对法西斯主义论点的人。政治理论家科里·罗宾（Corey Robin）可能是最直言不讳的怀疑论者；这个阵营中的其他杰出人物是知识历史学家丹尼尔·贝斯纳（Daniel Bessner）和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后者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辩论至少从2016年就开始了。我承认，我对在各方之间搭建桥梁不抱幻想——这也不是我的首要目标，因为我发现自己非常不同意怀疑论者的观点。事实上，我完全预料到会有反弹。如果迄今为止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辩论有任何迹象的话，那么人们的反应可能会非常不愉快。
那为什么还要插手呢？我不是法西斯主义学者——但我在德国担任助理教授多年，教授二十世纪德国历史。在这个职位上，我也参与了许多关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研究项目，并为它们提供了建议。当前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辩论最终涉及到如何解释美国右翼最近的发展并将其置于背景下的问题——这正是我自己关注的焦点所在。这也是一场关于历史的角色、历史类比和我们在当代政治中的集体想象的冲突。作为一名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我觉得有义务不只是袖手旁观。
我犹豫了很久。但不管是好是坏，作为上个月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小组成员，我卷入了这场斗争。坦率地说，施泰因梅茨-詹金斯所属的法西斯主义怀疑论者阵营现在已经开始宣传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在实质上是不可信的，在思想上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小心和/或故意掩盖右翼的威胁，即使这意味着提出缺乏事实证据的主张或忽视右翼的激进倾向——主要是由于一种独特的、轻蔑的关注，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他们愿意解决的真正的、终极的、唯一的邪恶。
如果我现在不写关于法西斯主义辩论的文章，那完全是因为我担心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和大喊大叫。但是“这将我置于话语中的什么位置，谁会生我的气”的情绪不应该成为任何认真对待自己的公共平台的人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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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辩论的轨迹，2016-2024
施泰因梅茨-詹金斯的书被“通缩主义者”的观点牢牢地塑造了：他不仅在他的引言中谴责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是神经质，并要求我们停止使用这个词汇；他选择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与怀疑论者的论点有关。与其说这本选集提供了一份冷静的清单，不如把它理解为法西斯主义范式的左翼批评者试图在一场日益激烈的辩论中重新占据上风的一次尝试。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在这场辩论中一直处于劣势。
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美国民主正面临严重法西斯威胁的观点得到了提振。当美国主流自由主义受到冲击，拼命寻找意义和方向时，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推动了一些学术观察家，如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ely）和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明星。是的，这确实是法西斯主义，我们需要与之斗争！斯坦利和斯奈德在畅销书中提出，这些书为自由美国最严重的恐惧和焦虑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成为新兴的反特朗普联盟的集结口号。
然而，最初反对将特朗普主义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声音非常强烈，学术界似乎普遍不愿使用这个词。例如，2017年初，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屠杀学者之一的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宣称，将特朗普的另类右翼支持者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是“夸张的”。那年春天晚些时候，罗伯特·O·帕克斯顿（Robert O. Paxton）称特朗普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名声和财富的机会主义者”，并预测特朗普将寻求建立“一般的独裁统治，而不是特定的法西斯主义”。帕克斯顿2004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解剖》（Anatomy of Fascism）可能是目前关于这个主题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帕克斯顿认为，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来说，最恰当的术语是富豪统治。
然而，帕克斯顿和勃朗宁都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1月6日之后，帕克斯顿宣布，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消除了我对法西斯标签的反对”。勃朗宁也最终在2023年夏天放弃了抵制，当时他预测第二个特朗普将构成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勃朗宁和帕克斯顿的轨迹表明了整个辩论是如何发展的——法西斯主义论点无疑获得了支持者，因为特朗普本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右翼继续激进化。但这并没有说服主要的怀疑论者。相反，科里·罗宾和他的同事们更加确信，那些被他们嘲笑为“危言耸听者”的人不仅愚蠢，而且危险。
构建法西斯主义的辩论
我有三个初步的评论来构建我对法西斯主义辩论的解释。首先，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一词在口语和公共话语中被过度使用。很多时候，它纯粹是一种侮辱。或者它意味着将某事或某人污名化为终极邪恶。为了使这个词具有分析价值，我们必须避免把法西斯主义问题当作一个从“好/无害”到“法西斯主义”的尺度来看待。话虽如此，怀疑论者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在最薄弱、最古怪的主张上，这在智力上是不严肃的。我们不要玩这个游戏，我们提出一个最愚蠢的论点，在此基础上，宣布整个前提无效。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我对怀疑论者的愤怒表示同情。我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写过的关于右翼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没有得到至少一些轻蔑的评论，“嗯，这是很多的词，你可以直接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然后就此结束!””反应。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我在自己对当今右翼的探索中不一定强调法西斯主义概念，我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者“掩盖”，好像除非放在法西斯主义的标题下，否则分析的实质就毫无意义。因此，有些人认为，不管附带的分析如何，标签本身就是适用于所有政治和历史解释的试金石。这没有帮助，而且很烦人。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并不太在意是否有人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法西斯主义概念，或者使用法西斯主义的类比。虽然我确信，右翼的某些思想和派别，当然还有特朗普主义本身，被充分描述为一种特定的美国，特定的21世纪版本的法西斯主义，但我要重申，我自己的解释并不以法西斯主义概念为中心。我也不认为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我们政治时刻最有用的类比:长期的国内平等主义多元化斗争和激烈的、经常是暴力的反动员往往更有启发性。有些人——有些人有一个大的公共平台——不断地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而他们显然对右翼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了解;但也有人认为任何提及法西斯主义的言论都是纯粹的“危言耸听”，正是因为他们对右翼的过去和现在知之甚少。是否有人使用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并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背后的分析:我们的诊断是否正确?
最后，我当然不是说要在这里重新发明轮子。相反，我在这里介绍的内容是基于学者、作家和评论员的工作，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理解右翼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提供的是一种尝试，以他们的见解为基础，也许综合法西斯主义的辩论，并希望为阅读这篇时事通讯的人提供一些概述和指导。《它发生在这里过吗?》一书中当然包含了一些有价值和有趣的贡献。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法西斯主义辩论，获得一个更平衡的视角，我建议你从1月6日之后的一集一直很优秀的“了解你的敌人”播客开始，直到今天，这可能是对法西斯主义辩论和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学术最准确、最容易理解的介绍。约翰·甘兹（John Ganz）为他的时事通讯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深思熟虑、细致入微、历史精确的反思。杰夫·埃利（Geoff Eley）和安娜·邓辛（Anna Duensing）都从更严格的学术角度进行了澄清。最后，从致力于探索主流保守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之间关系的最新美国右翼历史学术中，我将提到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的《夺回美国》、约翰·亨廷顿（John Huntington）《极右翼先锋》和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阴谋生活》等最近出版的书籍；塞斯·科特拉尔（Seth Cotlar）在他的Rightlandia时事通讯中提供的关于右翼极端主义如何接管俄勒冈州共和党的探索；最后是里克·珀尔斯坦（Rick Perlstein）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不久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标志着对保守主义历史进行更广泛的重新概念化的开始。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学者之间越来越多的共识，即“法西斯主义”概念确实有助于理解当今右翼的反民主激进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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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性辩论
我们需要区分法西斯主义辩论的分析层面和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上，问题是:它在政治上有用吗？对谁有用？目的是什么？是称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为法西斯主义？或者，这样做可能会在政治上适得其反，甚至是危险的？
分析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理想情况下，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它在诊断上是否合理，是否有助于应用法西斯主义概念？这个概念是否通过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联系和区分而提供了分析性的剩余价值？如果我们将特朗普主义与国际(这首先意味着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争)或国内法西斯传统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其中，它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是否阐明了特朗普主义的某些特征，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而不仅仅是作为既定反动政治的延续?
使分析性辩论变得复杂的是，对法西斯主义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有不同的定义和方法，而且是多元的。所有这些都源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原始”或“原始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不出所料，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受到了最多的关注。但也有许多法西斯运动和政党在民众支持和政治成功方面差异很大。即使我们把样本限制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只局限在欧洲，情况也很复杂:法西斯主义，正如同时代的观察家经常说的那样，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法西斯政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通常是激进化的，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现象。
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尝试，试图提炼出界定法西斯主义的某些要素和条件:也许是一种意识形态本质，或者是一种政治风格，一种行使权力的形式；其他的方法集中在导致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具体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上。
法西斯主义是世界历史上被研究得最深入的政治现象之一——然而，最终的结果并不能轻易地让人们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进行赞成或反对的投票。一个运动或政党必须表现出哪些以及多少种不同的特征，才能符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我们允许多少偏差？我们如何解释随着时间推移的进化和文化的变化？特朗普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吗?这个问题，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个能快速给出“是”或“否”答案的问题——它需要一场澄清术语的对话，与定义作斗争，并相应地权衡经验证据。
但我们不要躲在这些绝望的背后。证据在布丁中，只有吃了才知道好不好吃：在提出主要的反对意见和反思为什么我认为它们加起来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反驳之前，让我先把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应用到特朗普/特朗普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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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法西斯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唐纳德·特朗普用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并提供了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根据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说法，这个国家正在衰落。它受到外来者的威胁——正如特朗普所说，移民和入侵者正在“毒害”这个国家的血液。这个国家还受到内部敌人的威胁:激进左翼的非美势力和全球主义精英。如果要相信特朗普，为了让这个衰落的国家恢复昔日的辉煌，为了让它再次伟大，它必须被“净化”——敌人必须被清洗。特朗普曾多次承诺围捕并驱逐1500万人，这是一项规模空前的驱逐行动，明确针对非白人移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支不同于目前存在的联邦驱逐部队。政治理论家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认为，“轮回极端民族主义”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神话——“轮回”意味着重生或再创造，是一种希望通过革命性变革实现国家重生的运动或意识形态。
根据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的说法，只有一个人，一个天赐的领袖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向重生和昔日的辉煌——“只有我，”特朗普喜欢说。这位领导人来自保守体制之外。特朗普之所以能在共和党内部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他的选民基础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忠诚，对他的个人崇拜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特朗普提供了一种有魅力的领导和激进的群众基础，这是反动精英们无法激发的——但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求(但未能)利用。
特朗普主义认为，任何反对这一国家净化和重生计划的行为都是根本不合法的。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作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体现了真正的人民、人民、“真正的美国”的意愿，这是一种信条。因此，任何敢于反对的人都丧失了在任何意义上被视为“美国人”的权利。“真正的美国”应该如何处理那些阻碍美国再次伟大的因素?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特朗普一直支持、宽恕并援引治安维持者和国家暴力。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是与历史上的原始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的东西，但许多被广泛引用的学者列出的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特征都是存在的:一种特定的美国，特定的21世纪版本的法西斯主义。
这不是法西斯主义！真的吗？
让我们来处理怀疑论者提出的主要反驳：
1. 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必要条件已经缺失
这种观点通常来自欧洲主义者，特别是像剑桥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这样的纳粹历史学家。他们通常集中在两个具体方面:首先，法西斯主义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使战争工业化和“集权化”到迄今为止未知的程度;其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对左翼的强烈威胁的回应，这种威胁以大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形式出现，而俄国革命的幽灵为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反对布尔什维克接管的守护者。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强烈倾向于赞同历史特殊性的论点。但至少让我们承认，对于其他政治现象，我们很难坚持这样狭隘的定义标准——“除非它看起来与Ur-X完全相似，并且环境与Ur-X首次出现时相同，否则它不可能是X”。更重要的是，认为当今的环境与现在截然不同、缺少必要条件的观点并不总是站得住脚。例如，认为美国不存在左翼“威胁”的观点，就暴露出缺乏与当今定义美国右翼的东西的接触。从经验上看，社会主义(以一种在欧洲政治传统中可以辨认的形式)和共产主义被限制在美国政治的边缘，很少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根本不是右翼任何重要人物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于右翼基础和大部分保守派建制派来说，奥巴马的当选恰恰代表了这一点:一个正在崛起的左翼社会主义威胁。此外，将2020年夏天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视为左翼对美国的暴力袭击已经开始的证据，这已迅速成为右翼政治认同的一个关键部分。
激进的左翼势力正在围攻美国，这种想法并不仅仅出现在古怪的边缘。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去年12月公开对《纽约时报》表示，他确实相信政府内部存在巨大的共产主义阴谋。事实上，所有右翼为特朗普连任的计划都是从这个诊断开始的。例如，“2025计划”（Project 2025）完全被设想为一种努力，目的是通过动员和武器化政府的巨大权力，来对抗“觉醒的”左派对美国生活中所有主要机构的接管。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左派的严重威胁视为毫无意义的宣传，认为没有一个右翼人士“实际上”相信，那么我们甚至没有机会接近理解是什么推动了右翼加速反民主的激进化。相反，我们需要与控制保守政治的许可结构作斗争：任何事情都是正当的，以抵御他们所认为的激进的“非美国的”、极端的“左派”，这些人据称已经接管了民主党、政府和决定美国未来的主要机构。
2. 特朗普太弱了，不可能成为法西斯
科里·罗宾最有力地论证了特朗普太弱而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他在斯坦梅茨-詹金斯的文集中得到了最后的结论。对罗宾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力量和意志的政治”，这与特朗普主义的弱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罗宾在2020年12月接受《犹太潮流》（Jewish Currents）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在我看来，人们对特朗普领导下的威权主义谈论得如此之多，而我们多年来，包括特朗普执政时期，所看到的是政治无能，缺乏政治意愿，这太奇怪了。”根据罗宾的说法，国会、法院、媒体等机构被证明更强大，能够遏制他。
毫无疑问，特朗普并没有一蹴而就地终结美利坚共和国:他最终被赶下台，他的总统任期现在被右翼自己视为一个巨大的失望。因此，按照“软弱”的具体而狭隘的定义来衡量，特朗普可能确实是一位软弱的总统。话又说回来，近十年来，他一直是共和党政治中的决定性人物，甚至没有人能撼动他作为右翼领袖的地位，他对共和党的控制如此之强，以至于没有任何犯罪或丑闻足以让共和党把矛头指向他。
即使特朗普主义是“软弱的”，这是否意味着它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有很多不成功的法西斯运动。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标准，并取消任何没有导致极权独裁的东西的资格，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罗宾驳斥了这一批评：他认为，只有将特朗普与执政的法西斯政权进行比较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特朗普已经在白宫呆了四年。然而，这表明了对特朗普和更广泛的右翼的一种奇怪的静态看法。没有人比右派自己更清楚，他们在2017年还没有准备好。当他们第一次上台时，特朗普的世界没有具体的计划，没有人员来执行这些计划，对美国政府这个庞大而强大的机器也知之甚少。他们决心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并消除所有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内阻碍他们的障碍——在他们看来是破坏了他们的障碍。
他们下次会有更好的准备，也会在对他们的事业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行动。下一个右翼政权可能会指望在最高法院获得改变游戏规则的反动绝对多数。此外，这将是一个与2017年上台的右翼截然不同的右翼。这要从特朗普自己说起。认为他一直都是一样的，只是特朗普就是特朗普的想法是极大的误导，并模糊了他是如何做出越来越奇怪的承诺，以及他是如何变得完全精神错乱的。在特朗普之外，右翼的显著激进化表现在一个几乎完全被特朗普化的共和党，以及一个采取了极端得多立场的制度基础设施和知识领域。最后，对右翼政权的抵制——不仅来自“左派”，还可能受到共和党人仍然存在的抵制的推动——将面临的暴力威胁程度远远超过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经历的任何事情。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右翼将能够按照他们概述的那样实施他们所有的计划。但简单地将特朗普的第一任总统任期视为软弱，然后宣布我们不应该期待任何事情，未来只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这太随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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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朗普周围没有组织严密的法西斯运动
公平地说，美国右翼在质量和规模上都比不上纳粹德国或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法西斯群众组织。但也有一些激进的极端右翼组织松散地隶属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这种另类右翼、新纳粹或白人权力团体的存在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重要的是，右翼极端主义边缘分子对特朗普倾尽全力，这种方式几十年来肯定没有出现在共和党主要政客身上。他们在右翼中的地位以及与共和党权力中心的关系发生了相当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现在把自己，也被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视为新的右翼联盟的一部分。当法西斯主义者——我指的是自我关注的新纳粹分子——对一个政治家感到兴奋，并将他的崛起视为美国历史上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时，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忽视这一点。
4. 特朗普并没有系统性地使用暴力
同样，如果前提是，除非我们处理的国家和准军事暴力的形式、质量和数量与晚期魏玛共和国的特征相同，并且是纳粹统治的构成要素，否则它就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就没有太多的讨论了。但这种简化的观点掩盖了美国政治暴力的显著上升。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选举工作人员现在都面临着一连串的暴力威胁，每一个敢于对特朗普发起任何抵抗的共和党政客都知道他们会成为目标。事实上，所有右翼势力——共和党民选官员、媒体机器、反动知识分子领域、保守派基础——都在公开和积极地支持右翼自发暴力。就在几天前，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赦免了因在2020年谋杀一名“黑命攸关”抗议者而被定罪的丹尼尔·佩里（Daniel Perry），共和党领导的州正在通过所谓的“防暴法”将针对左翼抗议者的暴力合法化。共和党领导人发出的信息是，对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使用致命暴力是可以的，他们鼓励白人激进分子通过保护和美化那些参与自发暴力的人，使用他们喜欢的任何武力来“反击”与“左派”有关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右翼人士，认为政治暴力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这当然不是巧合。
怀疑论者的大部分论点都是基于对特朗普、特朗普主义和右翼的看法，而这些观点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没错，特朗普并没有援引法律向民主党的城市部署军队，以镇压2020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他和他所有的支持者现在一直把这作为他们最大的遗憾和他们不会再犯的错误。特朗普的顾问们还梦想着组建一支大规模的驱逐部队，在全国范围内搜寻那些极端政权想要清除的人。这一切听起来像不像是一个渴望动员国家强制力量，并愿意对他对美国的特殊愿景的敌人发动大规模暴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