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丨批判理论的昨天和今天

批判理论的昨天和今天 [1]

Kritische Theorie gestern und heute

文｜马克斯·霍克海默

译｜金翱

我原本希望能在这里见到我的朋友和同事特奥多·W·阿多诺，但他在几周前意外去世了。你们可以想象，这一打击对我有多大。我写了许多关于他的文章，接受了很多采访，现在我的心情比平时更加沉重。因此，如果我所说的内容不太诙谐风趣，请各位原谅。

接下来我要说的私人话题，对批判理论并非无关紧要。我们俩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并且是通过我们的父亲——商人，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对自己的家庭有着深厚的爱。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是一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而参与抚养他长大的姨妈同样是一位艺术家。对批判理论的开端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位哲学家是叔本华和马克思。

马克斯·霍克海默 《论批判理论：霍克海默文集（一）》，金翱编译，西北大学出版社即出。

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职业发展，而是因为我们想以某种方式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最终踏上学术生涯，是因为我们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哲学老师——汉斯·科内利乌斯，他是画家彼得·科内利乌斯这位歌德好友的曾孙。他是一位教授，但他已经像今天的学生那样批判过大学和他的同事。是的，他是一位哲学教授，他告诉我们，要想成为一名哲学家——这些都在批判理论中提到过——就必须了解自然科学，还必须对艺术、音乐和作曲有所了解。他亲自为我上作曲课。只有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形成一种与当今习以为常的哲学概念截然不同的理解，即哲学不是一门专业，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是一门学科。

社会研究所大约五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成立，因为一位非常富有的人想要设立一个基金会，而我们与他的儿子是朋友。我们建议它应该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私人”机构，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研究在当下历史瞬间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几年后，第一任所长中风去世，我成为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出版的第一批重要著作之一是一本名为《权威与家庭》的文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权威意识产生于家庭，而大家都知道，这种权威意识后来如何被所谓“元首” （“Führern”） ，被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所滥用。

由于我们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清楚地觉察到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及时离开了德国；首先去了瑞士，然后到了美国，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即使在美国也讲德语，并用德语发行了一本杂志， [2] 因为我们说过，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当时所谓的德国文化并不在德国，而是在我们这里得以保存。我们一直在悉心维护它。

德文19卷本霍克海默《著作集》

但是现在：批判理论是如何产生的？首先，我想为你们澄清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别。什么是传统理论？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请允许我给科学下一个非常简化的定义： 科学是对我们意识中事实的整理，这最终使我们能够在正确的空间和时间中预期到正确的结果 。这甚至适用于精神学科：如果历史学家声称某件事情具有科学性，那么之后人们必须能够在档案中找到证实。

在这个意义上，正确性是科学的目标；但是——这就是批判理论的第一个动机——科学自身并不知道为什么它恰恰朝这个方向整理事实，为什么集中于某些对象而不是其他对象。科学缺乏自身反思，不知道是什么社会原因驱使它偏向一边，比如偏向月球，而不是偏向人类的福祉。要做到这一点，科学必须对自身以及产生了科学的社会进行批判。尽管我并不想说，今天被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不必要的——也许我们生活的国家有必要生产工具，以便在面对敌对国家时占据优势，以便与敌对国家竞争——但至少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动机和背景。当批判理论在二十年代出现时，它以对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思考为出发点；它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同样也对科学持批判态度。我所说的关于科学的内容不仅适用于科学，也同样适用于个人。个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但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产生这些想法，为什么他恰好想到这些而非其它，为什么他热衷于这些事物而不是热衷于其它，他自己是无法给出答复的，正如科学无法解释其选择研究方向的动机一样。

想一想，今天人类心理学的发展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但直到今天，这门科学还未达到更高的水平。在大学里，人们迄今没有真正关注过这些问题，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还有其他更紧迫的科学任务。

我们最初的批判理论广泛记录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它一开始就非常具有批判性，尤其是反对统治的社会，因为正如我所说，这个社会催生了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它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贫困，而我们寄希望于未来某个时刻，这个社会将会为所有人的福祉而重新组织起来，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曾坚信不疑，一个主要因素在人类关系和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事实的位置，即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点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寄希望于革命，因为经过一场革命之后，德国的情况肯定不会比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更加糟糕。如果能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通过被统治者的革命来实现“正确的社会”，那么思想也将成为一种更正确的思想。因为它将不再依赖于阶级之间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相互斗争。然而，我们清楚地觉察到——这在当时和今天的批判理论中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我们清楚地觉察到，这种正确的社会是无法事先确定的。人们可以说当下的社会有什么不好，但人们不能说什么是好的，人们只能致力于让糟糕的东西最终消失。

《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2-1941）重印版，DTV Deutscher Taschenbuch, 1980.

在早期的批判理论中有两个基本见解： 第一， 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使社会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公正，无数人不必要地遭受着可怕的痛苦，于是我们寄希望于革命，因为当时我们不敢想象战争 。 第二个基本见解是， 只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才能为真正的思想创造条件，因为只有在一个正确的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才不会受到糟糕社会中各种强制因素的规定 。

现在我必须为你们描述，当时的批判理论是如何演变为今天的批判理论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在许多方面并不正确。我这里只提少数几个：马克思曾断言，革命将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逐步加深的贫困化相结合的结果。这将最终使无产阶级结束这种状况，并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一学说是错误的，因为当今工人阶级的状况普遍比马克思时代要好得多。许多工人从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好生活水平的雇员。此外，与工人相比，雇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第二点，很明显，严重的经济危机变得更加罕见了。通过经济政策干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危机的发生。第三点是，马克思对正确社会的最终期望很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因为——这对于批判理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自由和公正既相互关联，也相互对立；越是公正，自由就越少。如果要实现公正，就必须禁止人们许多事情，特别是防止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但是，自由越多，那些发挥自己力量并比他人聪明的人，就越有可能最终压迫他人，而公正则会随之减少。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条社会发展的最终道路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评判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开始相信，社会将发展成为一个被完全管治的世界。一切都将被规制，一切！一旦人们支配了自然，一旦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一旦没有人需要活得比别人差或比别人好，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过上美好而适意的生活，那么一个人是部长而另一个人只是秘书就不再重要了，一切最终都将是一样的。届时，无论是国家的行政、交通的规制，还是消耗的调控，一切都可以自动调节。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内在趋势，尽管这种趋势可能会被灾难打断。这些灾难可能是具有恐怖性质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这方面的征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过于迅速地实现一统化 （Vereinheitlichung） ，并消灭所有未能融入这种一统化的人。这类灾难也可能由于竞争引发，这种竞争从个人扩展到国家，最终扩展到各个集团，导致战争，而这些战争会完全逆转整个发展过程。想一想氢弹以及所有其他已经存在的东西，例如用细菌污染整个国家的炸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较新的批判理论不再赞成革命，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垮台之后，西方国家的革命会导致新的恐怖主义，导致新的可怕境况。相反，重要的是在不阻碍进步的前提下维护那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如单个人的自主性、个人的重要性、其差异化的心理以及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在面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和我们无法阻止的事情时，我们应尽力将我们不想失去的东西带入其中，那就是个人的自主性。

马克斯·霍克海默 《理性之蚀》（ Eclipse of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年轻人有理由抗议大学中需要改革的一系列方面。但如果我的老师科内利乌斯没有那么多权力，他就无法帮助我们，如果他无法忽视许多规矩，他就必须适应并执行一个规定好了的程序，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就走不了多远。教授的权力有好有坏。学生们有理由要求关注大学的革新，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一代，影响着学校和许多其他的方面。大学的革新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通过削减教授的自由来实现。

我想抓住另一个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这也是批判理论的关注所在。就像个人的权威逐渐消失一样，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而你们现在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它，你们也不会预料到我要谈论它：那就是神学和宗教在我们社会中的命运。今天，神学和宗教发现自己不仅陷入了危机，而且在许多国家几乎被消灭殆尽。现在，人们正试图通过与科学达成一种人为的和平来维持宗教。关于这一点，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这是我在其他地方表述过的。如今，各教派彼此之间做出各种让步，它们对科学也一让再让，人们感觉到他们一直坚信的东西并不那么严肃重大了。我写过如下文字：

各教派之间的对话，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其他世界观的代表之间的对话，都值得尊重。但我想问的是，这里是否还应包括另一条道路，即强调所有神学体系和概念在纯粹的实证的意义上已经不再站得住脚。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建立在永恒存在、全能和公正的思想基础之上。然而，人类的官能所能认识到的东西，包括人类自身，都是有限的。自我、自己的意识、所谓的灵魂，在生活中很容易颠三倒四、迷惑混乱、停顿中断，对此，我们自己就能做出判断；不幸事件、病入膏肓，甚至是对酒精和其他刺激物的享用都会造成这种情况。显而易见，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地球上许多地方充斥着不公和恐怖，而那些不必承受不公和恐怖的幸运儿从它们身上获益，他们的幸福依赖于其他生灵的不幸，这就是所谓的“原罪”：有真正思考的人意识到了这一切，即使在幸福的时刻，他们的生活也包含着悲伤。如果传统和宗教范畴，尤其是上帝的公正与仁慈，不是被当作教条和绝对真理播撒（因为这些教义无法证实，怀疑始终伴随着它们），而是作为那些能够真正感受到悲伤的人的渴望来传达，唯有如此，神学观念，至少其基础，才能以适当的形式得以保留。我无法在此讨论高等院校和基础学校为实现这种变革而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将怀疑纳入宗教之中是拯救宗教的一个环节。 [3]

“怀疑”必须被表达出来。各教派应继续存在，但是不作为教条，而是作为一种对渴望的表达。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对这样一个渴望的共同追求而联结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不公还是恐怖，都不是一切的终点，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我们在宗教中确证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存在这一点上彼此联系。我们不能放弃宗教所发展出的无限性概念，但也不应将其变为教条，而是要承认，我们延续过去的某些传统就是为了保持这种渴望。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W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年版.

有两条宗教教义对今天的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尽管它们是以修改过的形式出现的。第一条教义被一位伟大的、无信仰的哲学家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洞见，即 原罪学说 。 [4] 如果我们能够幸福，那么每一刻的幸福都是以无数人与动物的痛苦为代价的。今天的文化是可怕的过去的结果。想想我们大陆的历史，想想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和革命的可怖。法国大革命确实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如果你们仔细看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在无辜者身上的事情，你们就会说，这种进步代价高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将我们的欢愉幸福与悲伤相结合，认识到我们共同承担着罪责。这是我想说的一点，也是我们思想的一个特征。另一条教义来自旧约：“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 [5] 我们理解为：“你不能说什么是绝对的善，也无法将其描述出来。” 这又回到了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可以描述邪恶，但不能描述绝对正确的事物。那些生活在这种意识中的人与批判理论相亲近。

“元首”，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把他们的国家视为最高存在，他们声称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好，而其他则是绝对的坏。我们必须对此提出批判，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好，这也绝非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所规定的。

我将尽我所能，进一步发展我在第一次演讲中试图表达的想法。但我现在只能从批判理论中截取一些内容，而且这种截取是非常偶然的，恳请大家谅解。

上一次我谈到了神学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悲伤。当我环视昨天和今天的世界时，我不禁想到，地球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在不同的地方遭受折磨，不得不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条件下、在焦虑和贫缺中生存。饥饿甚至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对暴力的恐慌。而批判理论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说出这一切。

马克斯·霍克海默《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早期著作选》（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elected Early Wirtings ）， G. Frederick Hunter等译，Mit Press, 1993.

让我再说一些触动我的事情：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电视在涉及到国家领导人的交流时，总是习惯于强调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在镜头前总是面带着微笑，甚至是那些与如今已成部长的大屠杀凶手交谈的所谓“文明国家”的代表也是如此。你几乎读不到诸如“恶棍”或“屠夫”这样的字眼。然而，每个人都知道，许多国家的部长是通过囚禁无数无辜者或以可怕的方式杀害他们而上台的；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发生。

人们渴望事情不应在这种恐怖面前就此止步，渴望存在着另一种东西，能在这些无辜的牺牲者死后至少能使他们和解、施予善报，特别是当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赴死时。可这样的渴望并不会直接出现在我们中的每个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回忆起培育了这种渴望的神学。由于我提到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保留宗教，而这在启蒙的意义上会使在座各位感到稍许不满，所以我想借此来为这一想法做出辩解。

当我提到这种对恐怖主义国家代表的令人愤怒的友好态度时，是在谈论对当今社会的批判。这当然与国际局势有关，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对这些杀人犯冷眼相待，而其他国家却对他们表示友好，情况只会变得更糟。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可称为批判理论的哲学，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进步”是以令人惊恐的、负面的事物为代价的。请你们此刻想一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作战并解放了我们的那些国家，绝不会因为希特勒蹂躏和杀害人类而发动战争，而是出于政治性的权力冲突罢了。

让我谈一些更简单的问题。但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说，也必须说一句话：如果文明国家不花大量的钱在军备上，我们早已处于那些极权力量的统治之下。当一个人进行批判时，他也应该知道，被批判者有时别无选择。现在我想触及一个重要的当代问题，即阅读和写作的意义。在十八世纪，阅读和写作有着不可思议的意义。当人们阅读时，他们明白当时仍然盛行的封建秩序已不再是必要的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变得独立。通过阅读，他们为法国大革命和其他事件给世界所带来的革新和进步做出了贡献。今天，阅读和写作已不再那么有意义，因为有太多的报纸、杂志、书籍，再加上电视、广播和电影，人们对此感到习惯，他们接受了这一切，以便获得信息并将自己所知道一切的告诉他人。单个语词的意义因此大大降低。

社会研究所现址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担忧。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人们什么都读的时代，这样一来，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时，大多变得麻木不仁。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反叛的学生们的抗议，针对的就是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也读报纸，所以他们最终接受了报纸第一页或第二页上的内容，即政治新闻。例如，在德国，人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隆重接待伊朗国王。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你们在示威游行，反对伊朗国王，而不是研究德国监狱里发生了什么，研究有什么不公正的现象，研究那些也许真的可以被改善的条件。你们不能废黜伊朗国王，倘若你们真的能废黜他，那么起码会有同样糟糕的事情取而代之。

我们必须将这些纳入我们的批判之中。当年，我们希望德国发生革命，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正行其统治。如今，我们更关心我们自己生活的国家中的那些根本性的和具体的事物。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人类为进步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在政治层面上的，而是在纯粹社会层面上的：我想到的是宗教在科学面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不仅经历了所谓的传统理论（它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并认为其他一切皆为臆测），而且经历了自然科学。每个人都有必要自己思索以下问题，我只能对这种思索提供一些助力。对于宗教来说，地球是中心。上帝将他的根本注意力集中在地球上，是的，事实上，在基督教中，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人间救赎人类。而如果科学在它自己的意义上是正确的，那么地球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是无限宇宙中一个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原子，表面布满了霉菌，住满了微生物。要认为其中一个微生物，即人类及其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这对思考至少是一项极其巨大的挑战。但是，让我从批判哲学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科学撞上了边界，超出这些边界它便无法作出任何陈述。请想一想，在这个宇宙中，地球，尤其是人类，不过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量” （quantité negligeable） ，它首先是人类意识中的一个表象。地球是一个概念，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解释说，如果把所有人的脑袋都打成肉酱，那么我们所表象出来的地球和宇宙将不复存在，因为后者是思维主体的一个表象。 [6] 在我们所知道的事物中，总是隐藏着我们自己的智性功能。

批判理论的任务是表达那些通常未被表达出来的事物。因此，它必须指出进步的代价，指出进步所带来的危险，进步可能带来自主主体的理念、灵魂的理念的烟消云散，因为它们相对于宇宙而言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到最后，如果没有灾难摧毁所有生命，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被管治、自动化、高效运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体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却不再有具有任何意义。届时，部长和普通交警之间的区别将微乎其微，因为无论你是在部门按下按钮，还是在十字路口控制红绿灯，一切都将取决于人们学习如何在特定情况下操作那些确保社会运作的自动化装置。我们确实希望世界一统化，我们确实希望第三世界不再忍饥挨饿，不再生活在温饱线上。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付出建立一个被管治的世界的代价。

霍克海默（左）和阿多诺（右）1964年在海德堡

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我在这里继续上次讲座结束时提到的主题：理论与实践——我们应该袖手旁观，简单地接受事物的进展。相反，我们应该保留曾经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个体的独立性。虽然这种独立性曾经只限于相对较小的群体，但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留主体的自主性，强化一种在其中个人可以施展他的力量的社会状态。卡尔·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被管治的世界。但他在没有对此仔细考虑的情况下就宣称，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他当时还不熟悉自动化和计算机，否则他会在这一点上开始重新思考正确的社会。我们希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个人的内在独立和内心满足，从而保持与他人团结的机会。

我在这里回到神学，是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只是简单地接受我的理论——批判理论，而是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神学曾经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即使没有一支辐射全局、训练有素的警察部队，一个人也会敬重另一个人，至少在同一个社会里，他不会犯罪。对天堂和地狱的信仰曾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只要绝大多数人都是信徒，他们就不会做坏事，因为存在着更高的正义。如今，在这个过渡时期，宗教在令人震惊的范围内失去了这种功能。可以预见，它最终将被精密的社会机构所取代。所有的人类行为模式都要追溯到家庭和学校。但是，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履行其职能。父亲的权威在下降，尤其是母亲的爱不再具有以前的意义。这与妇女解放有关，妇女解放使她们进入职场：这必然使得家庭和子女不再是她们的一切。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例子，即每一个进步都必须付出代价。

家庭在教育领域的失灵给学校提出了新的任务。这也与培养教师的高等院校和大学有关。现在，让我谈谈与大学有关的几个批判理论要点。首先是专业化。专业化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反而减少了。奥特加·伊·加塞特曾说：

人类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事务之一，就是发现一种技术，使我们能够跟上当下科学进步的步伐。如果人类不能成功地找到掌控这种巨大增生的方法和途径，就会在这种增生下窒息而亡。除了生命的丛林之外，还有第二个丛林，它最初就旨在减少第一个丛林。如果科学的任务和责任是为生活带来秩序，那么今天就有必要为科学本身带来秩序。有必要将这种秩序组织起来，而且由于规范这种秩序并非易事，我们起码必须为其创造能够确保健康未来的可能性。因此，至少以完整的形式传承个别科学的特权是有必要的。（让我们想想哲学！）有必要再次巩固生命的力量，并使其与人类生活相协调，而这门科学正是为人类生活而创造的。否则——我想在此用一个众所周知且完全无根无据的口号作警告——科学将消失，且人类将对此毫无兴趣。 [7]

这与专业化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在此向大家重复一句话，它尤其刻画了今天批判理论的特征，那就是社会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时代和自由主义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踏入这个新阶段。未来将在德国高级中学任教的教师必须懂希腊语，古希腊语。但他不需要对医学有任何了解，这是由医师协会负责的；医生应该作为一个纯粹开药方、自己知道一切的人出现。可怜的高中生在最高的年级中甚至都无法得知癌症意味着什么。最简单的医学方法、疾病的初步定义、疾病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在学校中都没有提及。医生们自己也越来越成为专家，而他们当中能了解整个人的医生却越来越少。我记得医学院的一位院长在一次演讲中说：人们总是说，全科医生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职业，只剩下了专家。他解释说，我们当然需要全科医生，否则谁来把病人送到专家那里去呢？这就是他的职责。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将来要成为高级中学老师的学生们，在德国必须学习希腊语，但除了他以后要教的专业外，他不需要了解任何例如有关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他所必需的心理学在大学里状况堪忧，这门专业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大致如此。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个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话题：煽动。大学教授了历史，但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尤为重要的东西，即什么是煽动及其运作的方式，学生们却一无所知。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隐士彼得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