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与政治

作者 | Christopher Hollings
翻译 | 程晓亮 刘阳

来源 | 数立方 mathcubic.org

国际数学家大会（ICM）每四年举行一次。这是全世界数学家最大规模的聚会（2014年，第二十七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首尔召开，吸引了来自122个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颁发菲尔兹奖（the Fields medal），它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然而，尽管聚集在一起的数学家们装作喜欢这些聚会超越了对政治的喜爱，但他们参加这样的聚会总是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

ICM起源于19世纪末，随着通讯和运输的改善，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相对和平，导致了国际科学活动的巨大发展（"国际"通常只指欧洲和北美），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一个非常小的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zeroeth ICM"。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苏黎世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约24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与最近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相比，这次会议的规模虽然小，但显然非常成功，因此计划召开更多的大会。

图片来自198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zeroeth - ICM

继1897年之后，于1900年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其他专题会议和展览，以纪念新世纪的到来。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值得一提的是，德高望重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作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概述了一系列他认为应该在未来几十年解决的23个数学问题。希尔伯特的问题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数学研究；目前，只剩3个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继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后，ICM每四年举行一次，第三届ICM于1904年在海德堡举行。会议期间，我们认识到一些政治事件将影响大会后来的举行。虽然许多德国数学家都参加过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但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三届ICM中，法国代表相对较少，因为1870年至1871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对一些人来说仍是一段相当清晰的记忆。总体而言，1904年的大会是前三届大会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近400人）。19世纪末，德国一直是人们学习数学的好地方，这似乎是许多国外数学家都很喜欢德国的理由。

在成功地举办了三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后，ICM已经发展得很好，1908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第四届ICM，1912年在英国剑桥举行了第五届ICM。后来，人们同意第六届ICM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然而事实证明在1916年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的数学家们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重建其学科和国际联络。为此，成立了国际数学联合会（IMU），其当务之急是在1920年举行一次IMU，以便继续召开ICM。然而，大会并未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因为IMU中的许多成员来自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在战争中受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例如，法国和比利时在斯特拉斯堡发表了一项大胆的声明：这是一座法国城市，在普法战争后并入德国，并在《凡尔赛条约》下重新回到法国。事实上，不仅如此，尽管英国数学家哈代等人强烈抗议，但所有德国及其战时同盟国的数学家们都被禁止参加这次大会——IMU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再也不允许德国数学家参加国际数学活动。

1932年在苏黎世召开的ICM

德国数学家被排除在外延续到了1924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七届ICM——事实上，大会最初计划在纽约举行，由于美国数学学会（美国数学学会本应担任东道主）能说服IMU取消禁令，因此撤回了对IMU的支持。直到J·C·菲尔兹提出要在多伦多大学举办这次大会，大会才得以继续进行。后来，大会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菲尔兹奖。直到1928年，IMU面临的压力太大，才让德国数学家参加1928年在波伦亚举行的第八届ICM。从那时起，随着IMU的影响力逐渐减弱，ICM开始独立于IMU而存在。

尽管与德国数学家重新建立了联系，但国际数学界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当然，有些人认为德国数学家不应该重新加入ICM。此外，一些德国数学家对他们早期被排除在外感到不满，因此抵制1928年举行的第八届ICM。为了让数学家们重归于好，彼此之间重新建立联系，ICM于1932年回到苏黎世召开，这是一个特意中立的选择。类似的原因导致奥斯陆被选为1936年ICM的举办地点，这次大会意义重大，在大会上首次颁发菲尔兹奖，获奖得主是：芬兰数学家Lars Ahlfors，美国数学家Jesse Douglas。

从一开始，在奥斯陆举行的ICM是一个不同议程的政治大熔炉。例如，东道主挪威抓住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推广斯堪的纳维亚数学。更广泛的欧洲政治局势也产生了影响，数学家代表团预计将来自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斯大林的苏联——尽管最后只出现了第一批。例如，意大利人抵制大会，抗议挪威谴责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

政治议程主导了1936年奥斯陆举行的ICM(希特勒的照片:德国联邦档案馆，CC BY-SA 3.0 DE)

纳粹领导的德国代表团的目标很明确：展示最好的"雅利安数学"。德国代表团奉命采取最佳行动，避免发表种族主义评论，并在任何时候自豪地使用德语。法国数学家和德国数学家的紧张关系在早期的大会中也存在，并通过一场竞争来表达：谁能"声称"挪威的数学英雄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和马吕斯·索菲·利都曾在法国和德国生活过。

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的缺席引人注目。和德国数学家一样，俄罗斯数学家与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关系也很复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俄罗斯数学家参加大会，但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1917年）和俄罗斯内战（1917-1922年）的爆发，他们便很少出席大会。十年后，他们开始重新参加ICM，但由于苏联没有得到一些世界政府的正式承认，使得他们出席大会变得很困难。

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在苏联牢牢掌权，在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他力致于对苏联科学界施加更大的控制。苏联学者到国外参加会议的能力逐渐减弱：例如，参加192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苏联数学家近40人，而在1932年，这一人数急剧下降到只有3人。

在奥斯陆举行的ICM上，预计约有11名苏联数学家参加大会，但当1936年7月大会召开时，实际上没有任何苏联代表出席。由于苏联当局越来越怀疑科学家与外国的联系，预计来自苏联的每一位代表都被拒绝出席大会。

正如1916年的ICM，继在奥斯陆举行第十届ICM之后，下一届ICM（于1940年在美国举行）举行。事实上，直到1950年ICM才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召开。尽管邀请了几位苏联以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数学家，但没有苏联代表，也没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美国组织者煞费苦心地指出，这与美国政府的行为无关。事实上，就在大会召开前不久，他们收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的一份电报，说苏联数学家由于工作压力而不能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相当蹩脚的借口。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看到了与20世纪20年代相似的模式: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里，参加ICM的苏联代表人数逐渐增加。IMU于1950年在少有偏见的原则基础上被重新建立。1957年，当苏联加入国际数学联盟时，它对国际数学共同体的参与扩大了。1966年，在莫斯科举办ICM，苏联再次全面参与世界数学研究的信号出现了。大会中约4300名代表，近3000人来自苏联以外地区，其中包括西方人，他们抓住机会参观了这座看似陌生的城市。

为庆祝196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ICM而发行的邮票

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之后的几十年里，ICM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政治气候或苏联政府政策带来的困难。例如，1970年在尼斯，菲尔兹奖的第二名得主，俄罗斯数学家诺维科夫（S.P.Novikov），因公开批评苏联政权而被剥夺了去领奖的许可。在苏联之外，由于1981年12月波兰宣布戒严令，原定于1982年在华沙举行的ICM不得不推迟一年。另外，几位苏联数学家又一次被禁止参加1986年在加州伯克利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总的来说,国际数学家大会为研究20世纪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杰出的方法:我们不仅能通过观察全体发言者的选择来追溯其技术发展和趋势，我们还可以研究它的行为是如何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的，从而发现数学确实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自冷战结束以来，ICM一直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举行。目前共有五次是在非欧洲或北美地区进行的：东京（1990年）、北京（2002年）、海得拉巴（2010年）、首尔（2014年）和里约热内卢（2018年）。今年8月举行的里约热内卢ICM也是首次在南半球举行。202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将回到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数学家们的出行能力而言，他们可能受到政治事件的最严重的打击:它将由俄罗斯圣彼得堡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