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爱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为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蔡襄不仅爱墨、藏墨，更是将天下名墨的来龙去脉“嚼”了个烂熟于心。
所以，他总能于犄角旮旯收获世间珍品，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研帖》就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通过作者的解读，我们能看到在北宋政治家、书法家这样严肃的身份以外，还有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蔡襄。
1062年，52岁的宋仁宗邀请朝中要员参观皇家珍藏的宝贝，并在群玉殿大宴群臣，50岁的蔡襄有幸受邀。这期间，精通书法的仁宗皇帝给很多人都写了飞白书，一部分人还得到了皇宫珍藏的老墨，蔡襄也得到了一块。
蔡襄对墨久有研究，一看就知道皇帝赐给自己的是大名鼎鼎的李庭珪墨。这时，他看到旁边一位同僚手上也拿着一块墨，表情不是很愉快。原来这位同僚也想要李庭珪墨，但皇帝赐给他的却不是。蔡襄看了一下他的墨，悄悄说：“咱俩换一下吧，您看，我的是李庭珪墨。”老同事兴高采烈地与蔡襄交换了。宴会结束后，蔡襄与老同事分手时说：“您知不知道李庭珪是李超的儿子？”
如果那位同僚知道李庭珪是李超的儿子，一定会后悔得想撞墙。
蔡襄拿到这块墨后，立即告诉了老朋友唐询。唐询不仅对砚台深有研究，研究墨也是资深专家。他翻了一下家底，然后给蔡襄开了一个单子：一方大砚台、一个茶台、一块李庭珪墨，说：“咱俩交换一下吧！”蔡襄哈哈大笑，挥笔给老朋友回了一封信，说：“你的砚台真好，茶台也不错，李庭珪墨呢也很好，但是，我不换！”这封信还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名为《大研帖》。
北宋 蔡襄《大研帖》
25.5厘米×2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之所以不换，是因为他从同僚那里换过来的是李庭邽墨。“珪”与“邽”虽然只是偏旁不一样，但实物却是两回事。“李庭邽墨”是李超造的墨，“李庭珪墨”是李超的儿子李庭珪造的墨。李超的“李庭邽墨”有非同一般的绝妙品质。南唐第一号文臣徐铉讲过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说他小时候得到过一块李超制的墨，长不过一尺，细裁如筋。他和弟弟徐锴一起用，每天书写不下5000字，用了十年才用完。墨被研磨过的边缘像刀刃一样锋利，可以裁纸。“李庭邽墨”十分难得，好墨一年也就十根左右。后来被迫赶量，一年能制几百根，但品质要差很多。
宋人李孝美在《墨谱法式》中记载了诸家制墨的程式，并配有图示，让后人对宋人制墨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令人好奇的是，为啥蔡襄就能判断那块不起眼的墨是“李庭邽墨”呢？这还得从蔡襄年轻时候说起。
蔡襄26岁那年，在洛阳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换了两拨领导，都跟他关系不错。其中，第三位领导是宋绶。宋绶继承了外祖父杨徽之的大量藏书，是宋代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笔札，从王羲之和唐人徐浩的书法中吸取适合自己的部分，自成一派，朝野倾奉。
宋绶比蔡襄年长20岁，很喜欢这个福建来的小伙子，他不仅品德性格好，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有一回，宋领导高兴了，送了一条李庭珪墨给这位下属。出身小民的蔡襄哪里用过这么好的墨，从此他就开始留意这种充满人工智慧的宝贝。
蔡襄想研究李氏墨还是有条件的，因为此时留存的原物还不少，而且一般多在近世达官贵人之家，别说想看，就是想试墨也都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是真品，他定会充满了敬畏之心，认真构思试书的内容，并且把这幅字留下。
另外一方面，经过太宗、真宗朝的酝酿和实践，科考和文化艺术开始繁荣，这些包含了丰厚现实利益的信息刺激了制墨业，蔡襄有更多机会来辨别真伪优劣，以及探寻李庭珪墨品质好的秘诀。而且，他还有个爱好造墨的朋友——驸马爷李遵勖的儿子李端愿，也就是蔡襄一些手札里出现的“公谨太尉”。其母亲是太宗皇帝的第七个女儿，仁宗皇帝是他表兄。他造的墨上有“永宁赐第”几个字，用以纪念真宗皇帝当年给妹妹妹夫赐宅院于永宁里一事。有这么个朋友，蔡襄不仅可以最先试用每一款新产品，还能详细了解制墨技术和材料。
在蔡襄看来，材料和工艺是最关键的两点。只要这两点过关，就能造出与李庭珪墨同样品质的好墨。材料首选黄山松，这一点，他从不同地方的多款墨反复验证过了。如果不是黄山松煤，工艺再好也略差人意。那为何歙州出精品者少呢？主要是造墨者多是穷人，他们往往为了薄利而偷工减料。若想得到歙州好墨，必须出大价钱，而且要懂制墨。想用官位压榨穷人制好墨，是行不通的。
经过多年研究，蔡襄认为李庭珪墨有几个内容是必须厘清的：
首先，如何鉴别真伪。外形和铭文是容易复制的，要想鉴真，“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这个鉴定经验等于白说了，不过，也真是他多年鉴定的真言。优质李庭珪墨真品有两款，一是龙之双脊者为上，一脊者则次之。
其次是得分辨两个名字。一是“李庭珪”和“李廷珪”。市面上有新墨，铭文将“庭”字写成“廷”的，那款墨的品质的确不错，但不是老墨李庭珪，不可以将两者混淆。二是“李庭珪”和“李庭邽”。李庭邽之名不为大家所熟知，蔡襄也是从墨务官李惟庆那里得知的。李惟庆是李超七世孙，对老祖先的制墨史非常熟悉。原来李超为南唐宫廷造墨后，因为品质好，产量又低，所制墨几乎都入了宫庭，一般不流传于外，李超之名及其所制之墨也湮没于深宫之中。南唐灭亡后，文房四宝悉入宋庭。在最初几十年里，宋朝忙于一统江山，没时间发展文化事业。直到宋太祖后期，至仁宗时候，才有兴趣翻仓库，李超墨也才再度面世，然而也极少有识其真面目者。
蔡襄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李超墨。有一回，一位姓曾的朋友拿了一块墨给他看，墨的形质与他熟悉的李庭珪墨不同，墨的面文写着“新安香墨”，背面写着“歙州李庭珪”。这让蔡襄产生了疑惑，这肯定是块老墨、好墨，但是不是李庭珪墨真品呢？为此，他还专门扒拉了一下李氏墨的传承。
曾先生请蔡襄看墨，似乎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机缘，因为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仁宗赐墨一事。蔡襄那位同僚手上的那块墨，正面写着“新安香墨”，背面写着“歙州李超造”。这与曾先生那块墨显然是同一个品牌，只是制墨人不同。联想到李惟庆说他八世祖是李超，此墨又一直锁于深宫，绝不可能造假，蔡襄于是立即判断老同事手上的正是绝世难逢的李超墨。而老同事只识流传尚多的李庭珪墨，而不识李超墨，因而被蔡襄轻易赚走了。能有机会将传说中的李超墨收入囊看，这对于研究墨、收藏墨已有多年的蔡襄来说，就四个字，“可无恨矣！”
采松
造窑
发火
取煤
和制
入灰
出灰
磨试
李孝美在《墨谱法式》中还用图画的形式记载了制墨的八道工序，每个环节都一目了然。
其实在李氏祖先中，比李超还早的李慥也是制墨高手。据说北宋末年王景源有一笏古墨，是他家祖传之物，墨背上写着：“唐水部员外郎李慥造。”黎介然看见这笏墨，想用一块好的端石砚做交换。王景源舍不得给，过了好久才交易成功。北宋灭亡后，有一回王景源携砚追随流亡的南宋朝庭，有人想花五万钱买这块砚，王景源不答应，估计他还一直在心疼他的那块李慥墨。
这也难怪了，因为李氏古墨本来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少。一开始，也只有皇帝才有资本把它当礼物赐给大臣，后来连皇帝也给不起了，存货越来越少，皇帝也只好捂紧口袋。到南宋李氏墨就更金贵，到了黄金易得，珪墨难求的地步。即使是当时的制墨名家，也少有见到。据说潘谷有一回看到李廷珪墨，倒头就拜。所以，但凡有所得者，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有了好墨作标竿，蔡襄在试用完新墨后也可以给制墨者提供不少建议，所以制墨者愿意与他交往，这往往也使得蔡襄囊中的各式藏品越来越多。有时碰到不错的，他也会送给好朋友们一起享用。他50岁那年，给欧阳修送了一些墨。欧阳修说：“东西是好东西，很难得，但是你给我的比别人少两根。我平时寂寞的时候就靠玩弄笔墨过日子，墨是不嫌多的。我说多了，你不要嫌弃，咱们见面聊！”如此，蔡襄的余墨还是挺多的。不过，相比稍后藏有几百斤墨的司马光和数百挺墨的苏轼来说，应该也算少的。
到晚年，蔡襄已经收藏了李氏四代五个人的墨，这五个人是李超、李庭珪、李庭宽、李承晏、李文。其中庭珪、庭宽是兄弟，庭宽、承晏是父子。对于这些珍贵的藏品，他除了准备将实物传给后代外，还准备用上好的澄心堂纸来书写各种书体，以作为留给子孙后代可以传习的遗产。
本文选自
2019年第12期《中国收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