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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大脑中，或多或少储存有关于暴力的记忆，或目睹，或亲历，或是身边的人从口角到拳脚，或是远在他国的暴力恐怖袭击，暴力于你，并不陌生。
文◈兰川
经授权转载自：朴野堂
（ID：nbweekly)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本是一句英国谚语，指某种巨大到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而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大象却常常被忽视。
爱尔兰作家Bernard MacLaverty如此形容这种微妙的局面：「仿佛你屋里有头大象，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大家却都默契地从不谈论它，一起漠视它，很快就习惯了它的这种存在。」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就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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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认，「我们中的绝大数人——包括你自己，亲爱的读者——本质上都是趋向暴力的，尽管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使用暴力。」[1]甚至从两岁起，我们就开始攻击他人，此后我们并不是在学习如何攻击，而是学习如何不去攻击。这是心理学家特伦布莱在衡量一个人生命进程中各个阶段的暴力水平后得出的结论，他称之为「可怕的两岁」。[2]
这个结论，有着可靠的理论依据。哺乳动物有着发挥暴力的武器，角、獠牙等，在灵长类，则是手。有武器并不是发动攻击的充要条件，不过，我们的大脑中「安装」有趋向暴力的系统。让暴力不再是别人的事，而是时刻伴随着自己的事。
人类被「安装」的与暴力有关的大脑系统中，颇为重要的两个构造是愤怒回路和眶额皮层。
「大脑记录疼痛、平衡、饥饿、血压、心跳、体温和听到的声音（特别是另一只老鼠同伴的尖叫）的部位发出的信号，信号进入回路，让动物感到紧张不安、沮丧或者愤怒。回路输出的信号进入运动程序后，老鼠就开始跳、踢和咬。」[3]与老鼠类似，接收到各种不良信号的人类，通过愤怒回路将自己的情绪以某种暴力形式表达出来的本能，而做出行动决策的是眶额皮层。
愤怒回路与眶额皮层是如何协作的呢？
以抢遥控器为例，一个要看新闻联播的人和一个要看动画片的人，双方僵持不下时，都会有紧张和愤怒，外在表现是脸拉得比较长，说话音量变大，以及伴随着争抢而来的丰富且激烈的肢体动作。这一切都是通过愤怒回路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眶额皮层并未将其整合情感与记忆的功能好好发挥出来。
还以抢遥控器为例，一个要看新闻联播的人和一个要看动画片的人，在收到愤怒回路反馈的同时，及时发挥眶额皮层的安定机能，「比如自制，对他人的同情，对规则和约定的敏感。」[4]如此便可避免一场暴力争夺。
一个眶额皮层受损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社交礼仪不敏感，对自己的错误缺乏羞耻感和悔恨感；二是自制力差。「在一次实验中，雷恩对比了冲动杀人犯和预谋杀人犯的大脑。两者中，只有冲动杀人犯有眶额皮层功能障碍，说明这部分大脑主控的自制力承担着抑制暴力的主要功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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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生理上有了暴力依据就可以使暴力行为具有天然合法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审视暴力。审视暴力，从了解暴力的类型开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书中，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四分法的基础上将暴力类型分为5种：
1.实用性、工具性、利用性暴力，即捕食；
2.统治，追求对对手的绝对控制权；
3.复仇，追求以同样方式回击伤害；
4.施虐，享受伤害他人；
5.最严重的暴力根源，即意识形态。
每个人的大脑中，或多或少储存有关于暴力的记忆，或目睹，或亲历，或作为施力者，或作为受力者，或是身边的人从口角到拳脚，或是远在他国的暴力恐怖袭击，总之，暴力于你，并不陌生。
提及暴力，我们的第一直觉是，不愉快。这种不愉快的程度与暴力程度呈正相关，当然，施虐狂和受虐狂要除外。
提及暴力，我们还会想到野蛮，至少，是不文明。一个社会的暴力程度与其文明程度呈负相关，因此，暴力现象的多寡及其频率就成了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尺。
据了解，中国多起杀夫案都与家庭暴力有关。其中不乏妻子受不了家暴而向相关部门求助却被以「那是你们的家事」为由遭到拒绝，「无政府」情况下，被逼无奈，选择杀人。更多的，则是从一开始就缺乏向政府求助的意识或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信任，因此一直忍受家暴，直至以杀害对方来结束暴力待遇。
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自助正义更多的与「荣誉文化」相关。平克指出：「荣誉文化的本质是，它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6]
这一文化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被普遍认同，与美国人民将携带枪支视为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有很大关系。平克说：
在美国，人民在国家剿除他们的枪支之前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如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枪支。换言之，美国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样，和政府签署过完整的社会契约，容许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地方民团、治安员、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侦探和侦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装力量，美国公民更是将武装视为个人的权利。[7]
这也成为同一时期美国暴力事件相较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要高出一筹的原因之一。
所谓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会有滥用自由意志的嫌疑。「该」和「不该」如何界定，则与人的认知能力有关。
如果不以某种宽大胸怀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恐怕很难原谅每天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程度的冷嘲热讽，甚至一个并不美好的天气都能在某一瞬间激起你的怒火。如果你能把天气怎么样的话，想必你早已对他无数次饱以老拳了。所以，「暴力同样也是一个自制力的问题」，「现代欧洲的凶杀率下降到中世纪欧洲的1/30，自制力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历史趋势的最主要因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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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力如何对暴力发挥制止作用？人的头脑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制衡暴力的自制力系统？如果存在，每个人能否增强自己的自制力，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约束，逐步将暴力行为发生的次数和频率降低？
我们很可能认为有教养的文明人的自制力当然更强，离暴力的距离会很远，但是注意，暴力绝非野蛮人的专利，相反，它是很多文明人也会采取的手段。所以，在我们以文明人自居想要与暴力划清界限之前，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人会选择暴力？
除了前文提及前额叶受损所造成的生理上的原因外，还可能会由于正义不得伸张而导致。这就与前段时间发生的《杀死辱母者》一案情形极其相似了。
1971年，被誉为暴力美学电影宗师的Sam Peckinpah，拍了一部电影，名叫《Straw Dogs（稻草狗）》。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教授带着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住到了妻子的农村老家，却多次受到当地人欺侮，教授再三忍让，蛮民却得寸进尺，甚至暗地里设计强暴了他的妻子。第二天，这对夫妇在开车回家途中撞伤了一个被人追捕的智障，教授出于责任将智障带回了自己家中。追捕者携带武器一路追来，威胁教授交出智障。教授始终拒绝，狂暴的追捕者就一直欺侮这对夫妇，将赶来解决纠纷的警官开枪击毙，进一步威胁教授。万般无奈之下，教授拿起一切可利用的武器开始自卫反击。
故事的结局是，这位斯文的戴眼镜的教授，将比他强壮好几倍的蛮民一一杀死。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暴力事件。它源于野蛮，最后文明也被席卷了进去，而这是否意味着暴力对野蛮的征服呢？恰恰相反。作为文明的代表，教授并非懦弱，只是在事情没有触及他的原则时，他选择理性面对、包容异己，但当弱者向他求救、主持正义的警官被击毙后，他毅然选择做正义的捍卫者。
因此，至少有一种情况，人们会选择暴力，即当正义无人主持之时，此时暴力对弱者产生了一种致命吸引力，即便他是个文明人。这种情况下的杀人被认为是「事出有因」，这种暴力，被称为「自助正义」。
关于暴力，有太多的话说，但说再多的话，也还是需要行动来支撑。比如默默忍受暴力的人勇敢站出来寻求帮助，比如国家给予我们更多制度保障。
［1］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信出版社
［2］［3］［4］［5］［6］［7］［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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